本世纪以来，美国史坛两度掀起了新史学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本世纪初，30 年代达到顶峰，40 年代趋于衰落。在进步主义潮流推动下，以鲁宾逊、比尔德、贝克尔等为代表的新史学家，向编年史、文学描述和政治经验述评三者合一的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试图建立跨学科的、范围广泛的、富于“民主”精神的史学，从而使美国史坛发生了显著变化。
新史学浪潮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重又崛起，并于70年代末80 年代初达到高潮，目前仍在继续之中，但已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批评。第二次新史学有时被称为“新的”新史学。它之所以新，一是因为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方式，二是因为采用了计算机和计量研究等新方法，三是因为有些倡导者把以往的一切史学，包括前一次新史学，统统说成是应该被改造的、传统的“精英史学”。但是从史学角度而言，这两次浪潮构成了连续的整体，是改造传统史学运动的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作好了准备，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发展和深化。
这两次新史学浪潮崛起的背景是什么？它们提出了哪些目标？取得了哪些成绩？暴露了哪些不足？本文试图围绕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比较。
一
两次新史学都发端于社会动荡不定、政治气氛比较活跃的时期：前一次正值“改革年代”（霍夫施塔特语）和进步运动高潮；后一次适逢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此起彼伏。在这两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统治集团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都提出了具有改良色彩的治国纲领：威尔逊提出了“新自由”，富兰克林· 罗斯福提出了“新政”；肯尼迪提出了“新边疆”，约翰逊提出了“大社会”。
史学界却异常沉闷。在本世纪头10 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余年，“保守”史学均占据主导地位：前者是保守进化派为代表的“科学”史学，一味强调政治机制的和谐发展，以致美国文明外来说、即所谓“条顿一生源论”大为流行；后者是新保守派和新自由派为代表的“一致论”史学，声称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连续性，美国制度的稳定性及社会组织的坚韧性”（海厄姆：《对“美国利益一致论”的崇拜》）。
社会科学也向历史学发起了挑战。如果说前一次表现为社会科学相继脱离暮气沉沉的历史学而“另立门户”——经济学、政洽学、社会学分别于1885 年、1903 年和1905 年成立了全国性协会，那么后一次则表现为社会科学和计算机“入侵”历史学并叩击历史学的大门。毫无疑问，两次挑战都威胁到了历史学的地位。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和赶上时代，必须改革传统史学。于是，在时代感召下，“具有科学意识和关注当代”的史学家打出了新史学旗号：前一次主要是小部分自由派人士，后一次则扩大到激进派史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热情。
两次新史学崛起的背景也有若干不同。在前一次，社会各界普遍流行“进步观念”, 深信技术进步加上经济增长就能带来美好的明天；而在后一次，这种简单的信念已经被经济危机的狂涛和世界大战的炮火所摧毁。前一次正逢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专业，后一次却遇到了历史学过分专业化的问题。从历史哲学背景来看，前一次是实证主义受到怀疑，新康德主义正从德国传入；后一次则是新康德主义由盛及衰，结构主义的影响正在加强。
二
两次新史学有着大体相同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新史学有着递进关系，而无本质不同。
第一个目标是扩大历史研究范畴。新史学家认为，历史研究长期以来过于强调政治事件而脱离社会经济环境，过于偏重伟人而忽视普通人。因此，扩大范围有助于把历史研究与时代潮流结合起来，而注重日常生活则可使历史研究“民主化”。“伟人只是人民大众用来说话的工具”（施莱辛格：《历史学》）; “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或痕迹，大到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凡夫俗子的习惯和感情，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鲁宾逊：《新史学》）。
第二个目标是增强历史研究的用途。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走出象牙塔，钻出故纸堆，奔向生活，投身改革。这还要求他们注重当代，有意识地选择“与时代相关”的课题，强调“历历在目的过去”，以解释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达到改革的目的。所谓“现状一直是过去的心甘情愿的奴隶，现在我们要反过来利用过去谋福利”（鲁宾逊语）, “历史意识是社会的工具”（贝克尔语）, “历史能为保守主义改革高举明灯”（特纳语）等等，都是这个意思。
第三个目标是推动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结盟。社会科学的成就激动人心，社会科学家与社会实际的紧密联系使历史学家羡慕不已。奔向社会科学就是奔向时代，借鉴社会科学就能打破传统史学的禁锢。时代进步有赖于知识，而知识进步有赖于“跨学科合作”。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应当成为史学的“新同盟军”（鲁宾逊语）。
当然，对于如何贯彻上述目标，两次新史学也有某些区别，而这些区别与历史哲学派别的兴替，“进步观念”的盛衰，社会科学的进展，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等等，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两次新史学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前一次新史学造就了特纳、鲁宾逊、比尔德、贝克尔、帕林顿等著名史学家，后一次新史学则形成了美国特色的新政治史、新经济史、新社会史等重要流派。有人断言，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美国史学界都在“跟着比尔德的曲调跳舞”（霍夫施塔特语）；而70 年代中期以后，新史学则成了美国史学的“主体”（斯通语）。
从史观上说，尽管两次新史学都未能越出资产阶级改良史学的范畴，但前者的功绩在于驳斥了美国文明外来说（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阐述了美国历史发展的经济动因（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并发现了美国历史上的冲突（帕林顿：《 美国思想的主流》 ；后者则沿着这条路线，批驳了所谓“一致论”。“民族主义让位于民族自我批评，自由主义及其传统受到了挑战，民族领袖的动机在嘲讽声中进行了讨论，美国外交决策者遭到了严厉鞭笞”（坎曼：《历历在目的过去：美国当代史学》）。
比较而言，第二次新史学比第一次更值得称道，因为它把前者未能完成而且无法完成的目标大大推进了一步。由于“自下而上历史学”的崛起，默默无闻的广大民众才真正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视角；由于计算机技术和计量方法的采用，历史学家才得以处理与日俱增的历史资料。传统史学的支柱——政治事件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白人中心论、男人中心论、杰出人物中心论― 终于纷纷倒塌。历史不再只是往事的堆砌，而可望成为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政治转向无比深广的社会、经济和思想领域，研究的重点从个别事件转向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从单纯叙事转向结构分析。美国率先开辟的计量史学、妇女史学、心理史学、移民史学，都受到了各国史学界的注意和尊重。
此外，史学新分支的确立，新领域的拓展，新史料的发掘，新机构的建立，新刊物的问世，新课程的设置，新模式和新观点的涌现，都是新史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标志。还可以从史学队伍、获奖著作、担任重要职务的人选等方面的变化来说明这一点。美国最有影响的史学团体是美国历史协会。自从特纳于1910 年当选为该会主席以来，已有近20 位“新”史学家担任过这一职务。
另一方面，两次新史学也暴露了不足。这些不足有的是因为新史学家头脑发热，有的是因为认识上的局限，但更多的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这也是美国新史学两起两落，以及美国新史学区别于其他国家新史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实用主义妨碍了新史学家寻找正确的历史哲学。有人甚至声称不需要什么历史哲学，“进步观念”就是历史哲学。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前一次新史学堕入了相对主义，后一次新史学无法摆脱多元主义，而两者屡屡沉湎于现在主义，并乞灵于非理性主义。
实用主义使新史学家在借鉴社会科学时只图急功近利，以期弥补方法论的不足。这样就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朝三暮四”，浅尝辄止，为方法而方法。20 年代时心理学得到青睐，30 年代时经济学倍受推崇，而后是社会学和计量经济学，70 年代起转到了人类学。第二个结果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不知所云。不但广大读者对新史学家撰写的著作兴趣索然，而且连新史学家本身之间的交流也出现了困难。
许多新史学家对历史科学的理解是表面的。新史学泰斗比尔德曾以客观性自居，却以鼓吹相对主义告终；新经济史旗手福格尔曾相信历史能成为科学，后来却承认自己改变了主意。从第一次新史学反对实证主义开始，到第二次新史学接受结构主义为止，可以看到新史学家的“科学”精神节节衰退：起初尚能探索规律，1926 年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切尼宣称发现了“六大历史规律”; 50 年代却只能争论要不要概括，因为据称概括只属于社会科学；而80 年代竟然怀疑起能不能综合，因为随着进步观念的破灭和专业分化的加剧，综合的美国史似乎已不可企及。历史的客观性似乎不复存在，以致不少人在提及“客观”二字时一律加上了引号。
因此，新史学导致了不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主张借鉴社会科学，却担心屈尊俯就；主张“科学化”，却容忍甚至接受非理性因素；主张“民主化”，却日益脱离读者大众；丰富了历史研究层面，却“知之越多，懂得越少”，陷入了“支离破碎”、难以综合的尴尬境地。
新史学的逐渐失势并非美国绝无仅有的现象。在整个西方史学界，以科学主义为基调的新史学都存在某种程度的衰落趋势。美国新史学的失势只是西方史学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目前，在“从上到下、从东到西的全国性保守思潮”（洛伊语）影响下，对新史学的批评声，对叙事史、政治史和文学风格的呼唤声，以及新史学家的自我批评声交混回响。这预示着新史学已来到转折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