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如果说本世纪四十年代，讲马克思主义已“放之四海”还多少有点艺术夸张的话，那么今天讲马克思主义正磅礴于全世界，则是一句十分朴实的叙述了。
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各大洲的许多国家，都有许多工人在各种马克思主义团体里学习马克思的著作。
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各大洲许多国家的大学里都在开马克思主义课。纽约一教授编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为一百多所大学采用。
外国报刊报道：
“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刊物不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
“在报纸文章、学术刊物以及广播和电视中，确实可以说无日不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他们的学说。”
外国学者把这种无刊不谈马克思主义、无日不谈马克思主义的局面称作“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
不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全球性接着就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除了那些抱着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之外，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对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后，所得到的认识都一样吗？毫无疑问，是不会一样的。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的实际中得到印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仅一再写进党章和宪法，而且事实上我国也是这样实践的。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组织上主要靠集体，在观点上始终强调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尽管如此，我国的研究者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的看法都那么一致的。
有些不一致的看法行不行？按照多年来形成的传统观点：不行！其理由是，所谓“国家”，归根到底是两家：马克思主义一家，非马克思主义一家。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某权威人士是马克思主义的，你的看法与之不同，你就是非马克思主义了。倘若你不愿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不起，那就“少说为佳”吧！正是这种“少说为佳”，酿成了理论界的沉闷空气。我有位老师，在延安时代曾被人称作“小马克思”，写过不少好文章。可是从1958年到今天，我只见他发表过两篇文章。原因在哪里？对此他有两句自白：“马克思说过的，还要我去说什么？马克思没说的，我怎么去说？”就是为了这两句，不知他被都过多少次！依我看，我那老师并非无话可说，无非是怕做“非马克思主义者”罢了。看，连“小马克思”也要避“非马克思主义者之嫌”，还有谁敢不避嫌呢？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百家争鸣”，作为发展文化科学事业的方针提出来，差不多有三十年了。三十年来，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争鸣，小争还是有的，偶然鸣一下也是有的。为什么大争不起来？说穿了，原因就在这里。
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了使千千万万的“小马克思”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必须明确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前提下，应当允许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不同的学派；撇开各种学派之间必然会有或多或少的正误之差这一点不谈，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已出现多样化的发展。
必须突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家论”
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曾有过所谓的“青年马克思”和“成年马克思”之争。究竟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者呢，还是成年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总是说成年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规定过年龄是思想成熟的唯一尺度吗？历史上不是有过一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年龄越长而马克思主义越少吗？
还有一些人把马克思的著作按年代分为“马克思主义阶段”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为了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将其著作按年代划分为若干阶段，固然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分成“马克思主义阶段”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则未必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很多，粗分也有我们常讲的三个组成部分。试问，不管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密切，它们的成熟期一定是同步的吗？怕也未必。有人曾经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列出五个方面，分五个时期记下他们的成熟度，列了长表，从中可以明显看出它们的进程是参差不齐的。如此，怎么可以简单地以某一个时期为界限把马克思著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前马克思主义”两个阶段呢？
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认为，《共产党宣言》是成熟的标志，这当然是有根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里讲：“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马恩全集》第4卷第481页）这不是重农学派的烙印吗？成熟中有不成熟，不成熟中有成熟，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难题，也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形成不同学派的一个缘由。
说马克思主义的某个观点成熟与否，正确与否，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大，固然有客观依据，但毕竟又是后人的评论，免不了夹杂主观成分，难免搞“六经注我”。有的自己赞成的，就认为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之，自己不赞成的，就认为是不成熟的观点。自五十年代以来，环绕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历时三十多年的世界性大辩论，就是一例。有人说《手稿》可与《资本论》媲美，有人说《手稿》比《资本论》更全面，也有人说它与《资本论》相冲突，是被《资本论》所抛弃的。有人说它是“黎明”，有人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哪个是马克思主义，哪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呢？看来不必说的那么绝对。既然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当它还不成熟时，已蕴含有成熟的因素，在它走向成熟之后，也会有一些成不成熟的成分。那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对“青年马克思”作了某些肯定的学者，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是一个人。一个人在认识过程中的差异毕竟只是个人的。可是，马克思主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个复数。不同的创始人之间有基本一致的地方，有以一贯之的东西，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就拿“第二提琴手”恩格斯来说，他就认为“第一提琴手”马克思的理论中，有许多尚待解决的东西。（见《马恩全集》第38卷第123页）马、恩之间有过多次争论，是众所周知的。而他们的争论有些也不见得是枝节问题。马克思并不是一下子就提出成熟的理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可是恩格斯讲，马克思曾有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一理论的时候。（参见《马恩全集》第39卷第25页）
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的列宁主义，同马、恩某些思想的差异就更多了。我们只知道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讲“发展”，皆大欢喜。殊不知任何发展都包含着扬弃。没有扬弃就谈不上创新。列宁多“社会主义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说法进行了扬弃，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且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诸如此类的扬弃，还有不少。正因为列宁没有多马克思搞“凡是”，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为什么要对马列搞“凡是”呢？不搞“凡是”，就要允许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研究，就要允许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学派，就要允许不同观点的争鸣。一切差异的正误，只有经过论证和社会实践，才能鉴别。也只有这样，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才会大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必然会有多样化的发展
中国把马列主义称作”马列主义”，有时也写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是，在欧美语言中，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是用连字符号加以连结的，写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示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对二者的区别，我们通常不大考虑。可是对研究马列主义的专家、学者来讲，弄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与弄清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同样重要的。国外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反对列宁主义。他们夸大了区别性，否认了继承性，是错误的。可是如果在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连续性与阶段性这一问题的理解上有几种观点存在，则应是允许的，是好事情。
继列宁主义以后，还出现过“斯大林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曾有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说法。后来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看作贬义词，而我们则认为它被包括在列宁主义之中，同时，我们也并不认为“斯大林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阶段”。不把斯大林主义看作第三阶段，谁是第三阶段?曾经有人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对“斯大林主义”也是既继承又突破，尤其是突破，我们已有半个世纪的突破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在许多地方突破了我们过去所采用的斯大林模式。这种突破，正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也是我们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同任何真理一样，是一个发展过程，从纵向看，可以分为许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突破和发展，都会产生某些与传统认识不同的新东西。从横向看，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又有内容不同的创新和形式不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那么对于其他国家呢？按理都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运用中，必然会出现各具本国特色的多样化。
马克思主义要求各个情况不同的国家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广泛运用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的原则。据此，社会主义不可能只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事实上，当代世界上就有许多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苏联有苏联的模式，南斯拉夫有南斯拉夫的模式，我们中国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都可以从马列的学说中找到一定的依据，也都可以从本国的实际中找到根据。推而广之，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有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问题，你也“本国化”，他也“本国化”，理所当然会“化”出许多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认为自己“化”得对，别人“化”得都不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列宁说：“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怎样组织竞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多种方式，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只会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更丰富的色彩。
在一些还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里，也有许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正在根据他们的国情，提出各种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设想。
在美国，有人提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逐步变革最终达到社会主义；还有人根据他们文化高度发达的特点，提出通过文化变革进入社会主义。
在西欧，有人考虑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民主传统，主张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并进而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还主张实行“多党制”，认为一党执政，“对民主的危险太大”。
在依靠什么人来取得政权的问题上，看法也是各式各样的。美国有人说，他们知识分子多，要依靠知识分子。非洲有人说，非洲无产阶级数量太少，农民不易动员，主张依靠土著小资产阶级。
这些，都是马列的本本上没有的。那么，这是否全都是无稽之谈？我看不能那么说。尽管通读马列著作我们可以看到，马恩是十分注意夺取政权的的多种可能性的。在马恩时代，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还没有提到日程上，而今天，情况不同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现实意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各种学派、各个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在关心社会发展的前途问题，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领域都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都在探讨社会革命问题。这些人不可避免地会把他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带过来，提出种种带有本学科色彩的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设想。
简短的结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多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是“马克思热”的产物。随着“马克思热”的热度提高，马克思主义必将会有更多的创造性发展，这种趋势既是客观存在，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采取不承认主义的态度。
（二）马克思主义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是马克思主义富有生命力的表现。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众多的个性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共性的水平。
（三）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学派有高下之分，当然也有正误之差。检验高下、正误的途径是讨论和实践，而不是凭主观武断。
（四）承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的多样化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就是否认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的垄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
（五）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性理论。创造性理论要靠创造型人才，在创造性的学术活动中，实现创造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