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寿《现代社会民主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以社会党国际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颇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流派。社会党国际自一九五一年成立以来已有较大发展。根据社会党国际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80年11 月）公布的材料，现有正式成员竟45个 ，咨询党派13个，兄弟组织2个，联系组织5个。 [1]目前共有党员1400余万，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8000 多万张，在国内单独或联合执政的党计有19个，其中西欧占13个。[2]一些党，如瑞典、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党，以往曾多次执政，现退居在野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拥有会员5200万，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员总数的大约70% 。[3]鉴于社会民主党在国际政坛和职工运动中的重要影响，加强对社会民主党现状的研究，确实很有必要。本文拟就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流派划分以及联合反霸的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目的是想抛砖引玉，推动国内学术界重视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研究。

研究新情况  探索断特点

一九五一年七月社会党国际第一届代表大会通过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 宣言和一九六二年夏天制订的《今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宣言，是现代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文件。前两个宣言是各国社会民主党制订党纲的指导方针，其中贯穿着第二国际的基本理论，也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概念和政策思想。

勿庸置疑，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当年强调民主，反对专政，提倡改良，反对革命。伯恩施坦有句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4]列宁指出，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亦复如此。他们鼓吹社会改良，宣扬伯恩施坦主义的复活。社会党国际前书记、西德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尤里乌斯•勃拉温达尔曾说，社会民主党“政策所依据的意识形态是以改良主义为基础的”, “在欧洲民主中，指导他们的是进化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5]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党国际的官方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也在不断花样翻新，被赋予各种现代化的色彩。因此，我们在研究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不但要探讨它们与第二国际的历史性联系，更要弄清楚目前的理论和政策，剖析其思想理论上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新倾向。

现代社会民主党不同于旧改良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指导思想上的非马克思主义化。二次大战前，第二国际各国党虽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但仍继续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它们反对列宁主义，但一般不拒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然而，一九五一年《法兰克福宣言》 却宣扬意识形态中立化，鼓吹社会主义运动并不要求世界观统一，“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6]西德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社会》 声称，“关于人类形象及其伦理要求的基督教学说，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与教育思想，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木主义的批判，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士义的批判，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及其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舒马赫尔的自由社会主义以及勃洛赫等人的最新论述”，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7]这种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实质上意味着非马克思主义化，用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艾希勒的话来说，就是要摆脱“教条式地与某些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封闭式理论”。[8]

特点之二，是强调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旧改良主义者推崇普选权和法律而前人人平等，主张和平地达到社会主义。现代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普选权已经得到实现，现在的目标是要进一步发展政治民主并在此基础上赢得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他们提出，政治民主的前提是“权力的多中心”, “民主需要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和彼此反对”，应该由“多数派组织政府，同时尊重少数派的权利”。所谓经济民主，是指“充分就业，增加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实行社会保险与收入和财产的公平分配”。所谓社会民主，是指“解放与发展人类个性”，为消除“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 … 的歧视而奋斗”。[9]战后社会民主党政府推行的多党制、共同决定、福利政策等等，都来源于这种超阶级的民主理论，其实质是要在原有社会制度的范围里，通过内部调节实现自我变革。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其它官方文件一再宣称，实现民主的途径是国家干预，国家是新社会的庄严塑造者。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足以克服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祸害”，使一系列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或长或短延续的高度繁荣时期”。[10]

特点之三，是承认和保护私有制。旧改良主义者虽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营部门说成是“新制度”的“新因素”，但他们仍然主张企业“应从私人管理转入公共管理”。而现代社会民主党人则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不是财产被私人占有，而是主要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决定权操纵在少数人手中”，因此，“社会民主党的目的不在于废除私有制，而在于建立一种给工人更大影响、更多责任、更使工人感到独立与安全的生产组织形式”。[11]他们断言，三十年代的社会化理论“已经过时”，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不直接把生产资料交付社会使用。他们主张实行混合经济，认为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结合，既有助于避免资本主义的缺点，也有助于消除集中化的共产主义经济的缺点。

这便是现代社会民主党思想理论的新特点。对于这些特点，社会民主党思想家有其白己的表述方式。如英国工党已故领袖，前外交大臣克罗斯兰就把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归纳成五个特点，即所谓“政治自由主义”、“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平等的信念”。[12]而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克拉克西则将其概括为四点，即“自由主义文明的各种价值的社会化，权力的分散化，生活中的机会和财富的平均分配，加强和发展各劳动阶级参加决策过程的机构”。[13]

应该看到，现代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不仅较之战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就连战后也是在不断演变的。以西德社会民主党为例，这个党1954 年通过的《 行动纲领》 就与1959 年通过的《 基本纲领》 大不相同。前者承认马、恩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是党的“伟大导师”；后者则已不提马、恩，宣称党的指导思想“植根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之中。前者承认社会民主党“起源于一个工人的政党”，工人阶级是“党的成员与支持者的核心”；后者则宣扬“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前者谴责阶级剥削和压迫，主张逐步废除私有制，后者则承认和保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强调雇主有权“自由行使其主动权”。其他如瑞典、日本、奥地利等党，战后时期均有重大变化，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分析各党差异  研究流派划分

社会党国际虽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的国际组织，但它的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决定了国际内部必然派系林立，各党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众所周知，在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美国和爱尔兰等国迄今仍有两个社会党，而且同时参加社会党国际。不少党矛盾重重，争吵不休。如日本社会党内就是长期存在着《协会派》和《反协会派》的论战，两派相互对立，同床异梦。无怪乎法国《费加罗报》 要说，“在社会党这棵大树干上已长出各种各样的小枝丫… … 整个现代社会主义成了一个大杂烩”。[14]遗憾的是，长时期来，我们往往比较强调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点而不太注意它们的差异性，对各党各派和各种思潮的特点研究不够，这是值得引以为戒的。

社会党国际内部的差异，首先表现为西欧党（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和第三世界党的原则差别。参加社会党国际的第三世界成员党计有17 个，其中拉美9 个，非洲3 个，亚洲5 个（不包括日木党）。由于起点条件和面临的任务不同，这些党与西欧党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一般地说，第三世界的社会党不排斥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主张根据民族特点进行社会改革，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思想政治倾向而言，这些党更接近于第三世界民族形态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非洲社会党主席桑戈尔就被公认为非洲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社会党国际内部的差异，也反映在西欧党之间。1981 年底，社会党国际就波兰问题发表了两个内容大相径庭的声明。由勃兰特签发的第一个声明措词温和，强调有关各方“克制态度”，表现“合作的愿望”。法、意社会党对这个声明感到恼火，因为它没有提到“苏联的责任”。在法国党坚持下，社会党国际于巴黎举行特别会议并重新发表声明，谴责波兰实行军管，警告苏联“必须遵循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规定的不干涉原则”。这表明社会党内部在对苏态度上存在着分歧，至于国内政策，则以法、意、西、葡党为核心的南欧派和以德、英、奥、瑞典党为核心的北欧派也有区别。前者更多地谈论社会改革，主张与共产党联合，借助共产党力量夺取和执掌政权；后者则更多地倾向于保持原有政治经济关系，“绝不容忍”与共产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两派之间的这种差别，可能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国内所处的地位而不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即便如此，西欧社会党内外政策上的差异，仍然是客观存在的。我国研究当代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这些差异，从政治形态上探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分类，以区别不同情况，正确处理与社会党的关系。

就意识形态而言，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分类或许比较明确，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 ．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

瑞典社会民主党二十六大（1975）通过的纲领给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在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关系方面实现民主理想，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富裕和完全符合需要的生活。为此，社会民主党人准备改造社会，使生产和分配领域里的最终决定权属于人民，使他们不再依附于任何权力集团，不再受后者的控制，并且用一个建立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合作的公民共同体来取代现今服从于阶级的社会制度。”[15]根据上述定义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说明，可以认为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主义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主张“职能社会主义”，强调“冷革命”。瑞典经济学家卡尔松提出一种“职能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所有制并不代表生产关系，这仅仅是“由各别职能构成的堆积物”；改造社会关系和建设新社会，可以不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只要逐个剥夺资本家的职能，使能限制他们的经济权力，使之象国王那样“有名无实”，从而把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人把这种做法称为“冷革命”，它“避免了巨大和尖锐的社会内部冲突”。[16]有鉴于此，“平静的国有化”，成了北欧国家的一大特征。七十年代初，瑞典国营企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为5 -6%，挪威为4%，丹麦则还要低些。这与英、法占工业总产值的大约1 / 5 和奥地利的1 / 3 相距甚远。瑞典一家报纸在评论这个问题时说，“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经济政策未必可以称为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策。它的特点绝对不是奉行发展国营企业的方针。”

第二，宣扬全民福利国家。斯堪的纳维亚思想家以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理论为基础，主张通过国家干硕，在“同等程度上满足一切社会集团的需要”，实现普遍福利，建立“社会和谐状态” 。在瑞典：从摇篮到坟墓都实行社会保险。社会民主党期望通过社会福利措施“使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机会逐渐趋于均一”。但斯堪的纳维亚的现实证明，福利国家未能实现“收入拉平”。据统计，瑞典10%的股票占有者，集中了全部股分公司资本的75%，丹麦10%收入超过十万克朗的人占有全部收入的60%。[17]

第三，强调国家的调节作用，主张由“民主的福利”国家承担改造社会的重任。瑞典经济学家维格杰尔认为，国家可以通过银行影响利率，通过社会工作影响行情，通过价格监督影响价格形成，通过税收和社会政策影响收入分配。为此，瑞典和挪威国民生产总值的45―50% 由国家通过预收进行再分配。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开支，七十年代中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2%，而五十年代则为10―12%。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党思想家断言，国家收入和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达到一定比例，如70%，将意味着过渡到社会主义。

2 ．可能的社会主义

密特朗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能的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中侧重国有化、计划和工人自治的一种流派。密特朗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运动、政治和社会斗争，目的在于扩大人类的自由和责任感，使之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18]在他看来，阻挠社会主义实现的主要障碍，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性质。为此，可能的社会主义应当实现如下目标：

第一，改革生产关系，大力推进国有化。密特朗强调，“所有制在哪里，权力就在哪里”。[19]垄断资本、银行、大公司是真心的“统治者”，应当剥夺它们的财富和权力。密特朗上台后提出要对11家大财团分批实行国有化。如果这一计划付诸实施，法国国营工业的营业额将由目前的22%上升为40 %。

第二，制订国家计划，控制市场生产。密特朗认为，“社会主义应当通过计划和计划实施机构制订经济政策，计划必须控制市场生产”。[20]计划的目的在于加强国家干预，使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融为一休，以便对社会进行有秩序的、渐进的结构改革。但他也强调，计划要保持现有经济的基本格局，保障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第三，扩大民主，实行工人自治。密特朗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权力概念”，应当扩大民主，实行“新的公民制度”，加强劳动者对企业的监督，毫不迟疑地向着工人自治的目标前进，他主张有工人参加的企业委员会应对工人的工作条件、招聘、解雇等作出决定，“集体主义社会就是个人自由的理想目标，否则就不是集体主义”。[21]

 3 ．参与社会主义

参与社会主义是现代社会民主党进行的一项重大社会实验。现代社会民主党内代表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翼，提出参与理论，他们把雇佣劳动者参加生产管理看作改变经济权力、完善社会民主的途径。据意大利《 经济周刊》 报导，目前欧洲工人参与管理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即共同决定、利润分红和集休协商，其中尤以西德的共同决定最富代表性。

所谓共同决定，是指职工代表参加资本主义企业的决策机构，同资方代表共同决定企业大事的制度。1951年西德开始对拥有一千职工以上的矿山和冶金企业实行共同决定，1976 年又将实施范围扩大到二千职工以上的非重工业企业，并规定上述企业之监事会应由职工代表和资方代表对等组成，而劳方经理一职则应由职工代表担任。

共同决定的理论支柱是所谓“社会伙伴关系”。现代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西德“存在着一个阶级中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且每个人都能作为这个集体的一名有用的成员负责地参与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22]为此，他们认为共同决定和其他参与形式，主要关心的是“促进企业内部雇主和工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使“双方学会更好地了解对方的需要，鼓励协作而不是冲突”。[23]

当然，共同决定并没有变更所有制，也没有改变企业内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它不过是在确保资本家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前提下，给予职工以形式上平等的决定权，尽管如此，生产者参加管理仍然有助于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据统计，从1972 一1976 年，西德实行共同决定较好的企业，每个职工的产值提高了17%，而实行共同决定较少的企业则仅提高了4 %。[24]共同决定还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减少劳资纠纷，从而对西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总结历史经验  制订正确政策

我们研究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弄清楚它们思想理论上的变化，探讨它们内部的差异，目的无非是为了全面评价社会民主党，制订正确的战略策略，以推进国际反霸斗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怎样对待社会民主党？如何评价它的性质、作用及其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这是国际共运史上长期未能妥善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对形势发展过于乐观。他认为欧洲革命迫在眉睫，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关键是要建立一个与第二国际彻底决裂的先锋队。为此，列宁坚持采取严厉的组织手段，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1921 年6 月，他对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意大利代表说：立即从你们党中驱逐改良主义分子，“工人群众会跟着我们走”。[25]实践证明这种期望不符合欧洲的现状。欧洲多数工人还处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共产党人一旦撤离改良主义者控制的机构，就等干把这些机构交给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给后者指控共产党人分裂工人运动提供了口实。列宁很快觉察到这一政策的消极影响，并根据革命退潮和法西斯在意大利崛起这个新情况，于1922 年11月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制订了关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共产党人“为实现所有无产者不分政治组织和政治态度，在共同防御中的团结而斗争”。[26]

遗憾的是，四大路线未能贯彻始终。共产国际领导人在列宁逝世后逐渐把斗争矛头指向社会民主党，执行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策略。在这方面，斯大林的所谓主要打击中间力量的理论，起着十分有害的作用。斯大林断言，“社会民主党在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温和派。… … 这些组织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不是死对头，而是双生子。”。[27]1929 年4 月，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全会上进一步提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左灭”，他说，“不粉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就不能战胜整个社会民主党”。 [28]斯大林这种全盘否定社会民主党，一笔抹煞社会民主党内部差异的做法，实际上意味着堵塞工人运动统一的道路，把许多赞同俄国革命、拥护共产国际的革命目标，但不同意它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的人们，推向社会民主党甚至法西斯主义的怀抱。

回顾战前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关系的这段历史，可以从中引出三个重要教训。

教训之一，是要实事求是地估价社会民主党的实力和影响。从战前的历史看，低估社会民主党人的力量始终是阻碍共产党人与后者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上所述，列宁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曾经一度认为社会民主党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他主张共产党人主动进攻，在斗争中赢得群众，夺取政权。斯大林更对社会民主党不屑一顾，他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四处出击，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无情打击，结果导致国际共运停滞不前乃至实际上的衰落。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情况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民主党已在一系列西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上台执政，但正确估量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不失其一定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就有人把1976 年瑞典党的下台，看作社会民主党衰退的标志。这种估计恐怕未必正确。七十年代上半期进行的分析表明，支持瑞典社会民上党的工业工人在增长。据统计，1944 年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占其总数的36.6 %，1952 年占50.4%，1964 年占54.1%，1965 年占68.2%。如果把农业工人包括进去，则投票选举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约占全国工人阶级的大约75%。[29]据西方透露，瑞典党选举失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对帕尔梅政府委派工人代表监督银行和公司表示强烈不满，从而导致中间党倒戈，资产阶级保守党结成统一战线，改变了力量对比关系。但瑞典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并未减退。事实上，随着社会结构的变更、职员人数的增长、居民劳动阶层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不会出现戏剧性变化。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估计。

教训之二，是要划清两种界限，即革命与改良和改良与守旧的界限。综观国际共运的全局，共产党人在处理其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时，往往偏重于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如共产国际五大就把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党相提并论，断言“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是资本家专供使用的－种工具的两个方面”，[30]从而开创了抹煞改良与守旧、社会民主党与资产价级保守党之间差别的先例。历史证明，这种判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共产党人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专政的基本问题上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这是毫无异义的。但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也应该而且必须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两重性，敢于承认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保守党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现代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仍然是工人阶级。据统计，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构成中，工人所占比重约为70%，挪威为75%，丹麦为55- 60%。当然，党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真正的工人手中，但领导机构的决策却也不能不考虑广大党员的意愿和利益。这就形成了社会民主党的两重性，即它的社会基础和它与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政策的矛盾。这种矛盾决定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政治倾向及其与资产阶级保守党的差别。

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保守党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前者主张加强国家干顶，对关键性部门实行国有化：而后者则强调市场经济原则，反对扩大国营部门，反对加强国家权力，特别是反对这种权力集中在社会民主党手里。其次，前者强调社会平等，要求扩大社会监督和工人参与，调节税收和发展社会福利措施，而后者则主张自由竞争、坚持雇主对企业事务的最后决定权，强调稳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总之，前者要求改革而后者反对改革。而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对劳动人民来说，改良（那怕是微小的改良）总比守旧旧要好些。

教训之三，是要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并打击主要敌人。历史已经证明，所谓主要要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是一种把朋友推向敌人的错误策略。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世界人民面临苏联霸权威胁的时候，我们切切不可重犯二、三十年代联共党和共产国际的这个错误。

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作为一种中间力量，在对外政策上一般偏重于强调“缓和”、“共处”和“裁军”，但近年来摄于苏联的扩张势头，其政策思想已有所转变。这一转变的表现是：同意解散军事集团的提法已为巩固和加强北约的思想所取代；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主张亦已为美军继续留驻西欧的立场所代替。一向以对苏温和著称的西德社会民主党，最近亦在其竞选纲领中突出“缓和加防务”的思想，强调“必须维护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和战略统一”, “西欧不能放弃美国在军事上的保护”。[31]我们必须关注社会民主党政策上的这一转变，运用三个世界理论，争取中间力量，大力推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制订正确的政策。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正处在社会主义大发展的前夜。我们应当相信自己的力最，相信共产党人有能力联合社会民主党，统一工人运动；相信马克思主义有能力吸收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一切合理因素，经过革命改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们应当根据区别对待的原则，逐步改善并发展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争取在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实现广泛的联合行动。近年来，我党已与意大利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先后建立了关系，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步骤，它对整个国际格局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还应当继续努力，争取联合更多的社会民主党。大敌当前，我们没有理由重蹈历史的复辙，把社会民主党排斥在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