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报刊系在海外创办、以华文为载体的报纸、期刊,其读者对象主要是海外通晓华文的华人和华侨。据统计,至1988 年10 月底,在出版的海外华文报刊共有330家,其中日报72家,期刊258 家。
海外华人是住在国多种族社会的一个族群。在华人聚居的区域里,华人一般都保持使用华文华语和传统生活习惯,当走出华人社区或与外族人交往时,便要使用住在国的通用语文。因此,一方面,华文华语只有在华人社区和华人之间才得到利用,它受到区域和种族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渊源、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住在国政府对待华族语文采取或者宽容、或者限制的政策和态度,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因受某种因素的影响,情况也会有所变化。不同的语文环境,自然会对华文报业产生不同的影响。
新加坡华族及华文报业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华族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华文华语的使用普遍。新加坡华文报是海外华文报的发源地之一,有亚洲华文报业中心之称。其生存与发展,新加坡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个重要的条件。
人口结构与语文特点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国家,有华族、马来族、印族等。据1991 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新加坡全国总人口为2762700人。其中华族占77.7 % ( 96% 是以上已加入新加坡国籍),马来族占14 .1 % ,印族占7.1 % ,其他族占1.1 % 。
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华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历史上,新加坡是中国移民最早的国家之一。据记载,早在1819 年英国人控制新加坡之前,便已有华人移居于此,从事种植。1878 年,英属新加坡人口为20万,华人已达10多万。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华人陆续移来。尤其是辛亥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移民人数不断增加。辛亥革命时期,新加坡华人已达数十万。日本侵华,侨眷大批移居国外。据统计,抗日战争前后,中国人向新加坡移居的情况是:1935 年为141529 人,1936 年为143331 人,1937 年为239101 人,1938 年为531396 人,3 年共移居855657 人。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英国人在新加坡设立英校。与此同时,“随着移居星马地区的华人人数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新加坡华族自1880年开始,设立许多学校,培养他们的子女。一直到新加坡自治为止,大多数华侨子弟都前往华语学校就读”[1] 。“由于当时的英殖民地政府对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管制不多,华语学校采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此类教科书多阐述中国历史、地理、伦理观念。”[2] 中国人的大批移居,必然同时带来了华族文化和传统习惯,因此人们多讲华语和各种方言。
这些历史和社会状况,形成了新加坡语文的多元化特点。新加坡通用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英语为官方用语(即行政用语),华文为第二语文,在华族间,特别是在华族家庭中广为使用。学校实行英、华双语制,学生在学校接受英l/华2 或华l/英2 的语文教育,教学媒介多数用英语,政府重视保留和发展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鼓励各族国民除学习英语外,学习本族母语,并欢迎各族国民以自己最熟悉的语文积极表意见和陈情。政府有关机构对非英语国民的来信,以同样的语文复信。政府还鼓励各族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化,以增进沟通和理解,和睦相处。
华文报业现状及读者
新加坡华族人口众多,环境优越,这是华文报业发展的良好条件。近百年来,新加坡先后出现过大量华文报纸,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慷鼎先生的统计,仅从1945 年9 月5 日新加坡光复后至1959 年12 月31 日,在这个时期出现过的华文报刊共414种,其中报纸96种,包括19种日报。由此可见新加坡华文报业的蓬勃局面。
1982 年,新加坡政府全面整顿改组中、英文报业,将新加坡两家销量最大的、历史悠久的华文报《南洋商报》 和《星洲日报》 合并,组成南洋/星洲控股公司,出版《联合早报》 和《联合晚报》 ,隶属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1984 年10 月,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与海峡时报集团合并,成立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1990 年8 月,3 家华文报正式组成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目前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报纸除《联合早报》 、《联合晚报》 外,还有1967 年3 月18 日创刊的《新明日报》 和1991 年初出版的《星期五周报》 。
报业集团“庞大 的集中调配所发挥的力量、业务合理化和各部门协调运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等”[3] ,使“这种有利的条件,为本来就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华文报纸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使“今天华文报纸的总销数达到了新加坡有史以来的最高峰”[4] 。同时,“华文报注重的是报道和反映事实、公正平衡的言论,维持本身的可信度等”[5] ,这使华文报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1992 年5 月最新的统计数字是:3 家华文日报的平均总销数高达42万2 千份,比起合并前的《南洋商报》 、《星洲日报》 和《新明日报》 的平均总销数(约293000 份)高出44 %。3 家华文报的读者近10 年增长25 %。
《联合早报》 是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早报,也是在新加坡和东南亚拥有最多读者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 正刊32 版,副刊14 版,内容主要是报道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反映国人关心的各种问题,还有国际要闻,东南亚及中国新闻。由于该报不仅编辑方针面向社会,而且对中国消息的报道和对中国华侨政策的报道也越来越多,报道比较客观,并较有份量,所以能拥有最多读者,据1992 年5 月的统计,平均日销数为198000份,星期日为216000份,平均为201000 份。平日读者达687000 人,星期日则高达754000 人。
《联合晚报》是《联合早报》 的姐妹报,它以生动活泼的特色吸引读者,社会新闻、文化娱乐新闻较多,也刊登本埠政治、经济要闻及中国、世界要闻,还有综合性文艺副刊。据1992 年5 月统计,平日销数为107000 份,周末为133000 份,平均为l16000份。
《新明日报》 于1967 年3 月18 日由药业巨子梁润生与香港《明报》 社长查良墉联手创办。该报以报道本埠新闻为主,副刊以富有趣味性的史地艺林掌故见长,受到广大小商、平民的欢迎,读者中有三分之一为女性。目前平日销数为94000 份,周末为126000 份,平均为105000 份。
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星期五周报》 创办一年,已拥有3万读者。
除3 家华文日报和1家晚报、1家周报外,新加坡还有3家英文报、1家马来文报和2 家印度文报。
华文水准与华文报业面临的挑战
新加坡自建国以后,为了发展经济而“门户开放”,以后又推行双语教育制度,此间华族人口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加上社会风气的影响,致使新加坡华文水准出现下降趋势。
1 .形成了英语的强势地位。英语在新加坡成为强势语文,有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李光耀资政在一次与记者的谈话中讲到,英国人统治新加坡大约150 年,把本身的政治制度搬到新加坡,设立英校,传播英国社会价值观。当人民行动党在1959 年上台执政时,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迅速实行工业化,为大量失业人士制造就业机会,因此鼓励并接受许多外来投资。这些外国投资者同时也把他们的工作作风和价值观带到新加坡。由此英语被规定为行政用语,成为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的交往工具,自然被人们视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新加坡早期有英校和华校之分,直到60 年代,大部分华族子女都进华校,接受华文教育。从1987 年开始,推行了双语制,从此学校不再有语文源流之分。以前的华校,所有科目都是以华文为教学媒介的;如今,华文只是众多教学科目中的一门单科,而且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课程占了7/8,课外活动几乎全以英语进行。虽然政府为了确保中学华文水准,规定华族学生的在普通水准考试中,华文及格才能升大学、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大的效果。
在英语强势的环境下,人们觉得华文没有多大价值,因而出现“重英轻华”的现象:
“一些邻里学校校长很自信地声明,他们的学校之所以能从成绩低劣改变为成绩良好的原因,归功于努力把英文和数学搞好。可见一般学校的好坏,似乎都是以英、数成绩好坏作为标准,并没有把华文或其他母语包括在内。这是近年来学校发展的显著趋势,学校内的整个气候是,把英、数水准愈提高愈好,而母语的水平只须及格就算了。”[6]“一些华文教师努力做了些引起学生对华文学习兴趣的工作,如鼓励学生写作、印发学生刊物等,但他们并不是都被校长欣赏的。有些甚至被指示,不须花太多功夫在华文上,以免妨碍英文的学习。”[7]
“不少学生和家长以为,读华文只是为了考试。考完试离开学校后,便用不着华文了。因此产生了‘华文无用论’的看法。”[8] 越来越多的家长不希望孩子把太多时间花在华文课上,现在即使是华校出身的部分家长也存在这种看法。华文课在学校中的实际分量,跟政府对双语教育重要性的强调是不成比例的,虽然有规定华文普通水准考试及格才能升大学,但是学生还是不重视学华文,因为大学不必再修华文了。
社会上的“重英轻华”风气,也影响了华族学习和使用华文华语的热情和信心。
“在60 一70 年代,具有华文基础而兼通英文的双语人才,很受政府及各大机关的重用,而自80 年代开始至今日,双语人才远不及英文人才来得吃香。我们要把华文教学做得好,必须同时关注到如何提高华文的使用和地位。”[9]政府以英语为行政用语,公共部门在与公众沟通时,都使用英语,讲英语成了衡量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在反映民意方面,语言也成了一种障碍。“人们形成一种错觉,以为用华语和其他非英语语文发表意见不受政府重视,因而非英语人士在反映民意上不如英语人士来得活跃。”[10]
华校出身的人, “他们当中大多数能掌握两种语文,但是在现有的制度下,英语是工作语言,他们跟纯英语大学的毕业生比较起来就吃亏了,尤其在政府部门受到不平等的待遇”[11]。
由于社会上的“重英轻华”风气,工商社会的激烈竞争,学校轻视华文教育等原因,使家庭倾向讲英语,尤其是新一代的华族家庭里,家长多用英语与孩子交谈。新组屋区已经出得许多现以英语为家庭用语的家庭普遍增加的现象。据统计,近10年来,使用英语的华人家庭占华人家庭总数的20.6 % ,比原来增加了10.4 %。华族学生在家里讲英语12 年内增加了3 倍,从1980 年的9 %增至1992 年的31%。
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会长陈经源认为,学习语文必须为学生营造一个有利于学习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等。在英文学习方面,有目共睹的事实是我们已经为学习者营造了一个有利于学习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对比之下,在华文的学习方面,我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指出,环境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心态。在学习华文的信心方面,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学生,只有25%的人有信心学习,换句话说,缺乏学习信心的学生多达75% ,这是一个不可掉以轻心的问题。1991 年人口普查显示,讲华语或方言的华族家庭尚有81%。不过,如果一切情况没有改变,讲华语或方言的家庭,势必逐年递减。
新加坡亚洲研究会李元瑾女士说:“1959 年是新加坡自治年头,1987 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瓦解的一年。在还不到30 年间,华文教育由盛而衰。在这期间,有些华校消失了,有的为了生存而把自己的华校色彩一层层地剥去。不过,与此同时,华文教育又出现了另一个走向,华文作为第二语文的发展,以选修到必修,有一定的地位,成为会考的科目与升学的标准。这么一来,华文是普及了,但是程度却下降了。”[12]
评论家周维介先生认为,“在华文的水平急降之际,讲华语的人口却增加了。换言之,华文在向横阔面发展的同时,语文的深度被浅化了”。其原因在于,“讲华语的人口群,绝大多数分布于社会的下半层。华语之置身于这个层面,主要是由于教育水平的问题。中学实行分流制度,约有1/3 的人是普通班学生。他们较早流入社会,工作环境主要用华语或方言。但由于学历关系,他们晋身知识阶层的或然率太低,所以绝大部分成了社会的低层人口”。再则是“学生讲华语的习惯随着年级而递减。小学生讲华语的风气甚于中学生,中学生又甚于高中生,高中生又甚于大学生。这也是华语的层次无法提高的客观原因”[13] 。
2 .华族华文水准低落,使许多人看不懂华文报刊,这对于以华人作为读者对象的华文报纸是一种障碍和潜在的危机。“ 7 0年代开始兴起的那种英文至上的思想,像猛涨的潮水般迅速泛滥了整个社会,一切与华文有关的事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局面。”[14]
《海峡时报》 在一篇报道中引述一项调查报告指出,新加坡受英语教育、年龄在25 岁以下的华族年轻人,11-17 %只阅读华文报,80 %不读华文报,其中讲华语的有70%。调查显示,许多人在家里以华语交谈,观看华语电视连续剧和华语新闻,但却不阅读华又报;因为今日的学生只读一科华文,程度有限,用这低水准的华文看华文报纸不容易。“他们所掌握的词汇范畴与日常生活所需要用到的有差距,所写不能用华文华语来沟通,表达思想感情。他们看不懂报纸上有关社会、经济、政治的新闻和言论,也看不懂一般的华文书刊。在华文和华语这个世界里,他们是个半文盲。”[15]
欧清池先生说,学生没有能力阅读较有深度的华文书籍,也无法用华文作较高层次的思考活动。学生所掌握的华文词汇过于贫乏,在阅读华文书刊时苦不堪言;这才造成学生不喜爱读华文书刊[16]。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联合早报驻欧特约撰稿人关愚谦访问新加坡后,也深感华文水平低下的问题。他说,我遇到几个新加坡知识分子和高级职员,他们很少看报纸,最后一个说了老实话,中英文报纸读起来很吃力[17] 。
尽管新加坡华族人口在增加,懂华文的人数也在增长,但是华文报的发展势头在英文报之下。华文报的发行量从1982 年的326600 份,增加到1991 年的40 万份,而英文报则从约29 万份增加到43 万份。英文报的发行量在1990 年第一次超越华文报。在过去9 年中,3 家华文报读者人数虽然增加了25 % ,但英文报《海峡时报》 的读者却增加了43%。
华文价值与华文报业的前景
语文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与道德观念的载体。华文报业的市场发展依赖华人的华文识字率和水准的提高。
1 .推广华语运动的兴起。百多年来,华人在新加坡的土地上辛勤开拓,生息繁衍,如今华族人口虽然占绝大多数,保持着浓厚的华族文化传统,但华族文化的“根”不像母国那么牢固。英文的日趋重要,导致所有资讯均以英文来表达,无形之中,西方的思想在各个层面展现。许多有识之士有感于新加坡华文水准低落的状况,呼吁华族人士“珍惜华族文化的根”。
李光耀资政在执政后期,已注意到华族新加坡人学习母语,保持优良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并大力在华族中推广华语,他曾说,要“让热爱华文的新加坡人确保华语广泛应用”[18]。
推广华语运动始于1979 年。在新加坡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每年的10 月( 1992 年开始改为9 月),是“推广华语运动月”。每年的运动月都有主题和要求。1991 年的主题是“学习华语,认识文化”,要求不但要讲华语,而且要学习华文;要在英语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华语的地位;还着重要求公私政行管理人员能带头讲华语,用华文。“学习华语,认识文化”的主题,比较好地体现了推广华语运动的内涵,因此1992 年的运动月仍沿用这个主题,并明确了主要对象是受英语教育的华人。政府部门、私人机构、各选区华族宗乡组织和学校都以各种形式推广华语,如华语文艺演唱会、华文书展、中国书画展,华文作文、朗诵和翻译比赛,中国茶道示范表演,华族传统商品展卖等,活动多姿多彩。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还通过电视、报章、海报、贴纸等传达运动的信息,鼓励人们用华语表达自己的心意。
持续了13 年的推广华语运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首先,更多的人认识到华文并非无用,学习母语,有利于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没有传统文化作为后盾,一个民族的基础不能深厚。王鼎昌副总理在一次演讲中讲到新加坡各族人民学母语、用母语对于确立共同价值观的作用。他认为,华族有良好的价值体系,其也各族也有很好的价值观,现在应吸取各族之长处,形成新加坡共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使新加坡人保持亚洲人的本色,才不致于太洋化而失去本身的文化。其次,推广华语运动使更多人使用华文华语。推广华语运动的原有目标大体上己经达到。小学一年级的华族学生在家使用华语的比率,从1980年的26 %增加到1992 年的64.7 % ,而讲方言的比率,则以1980 年的64.4 %减少至1992 年的3.6 %[19] 。全国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主席何家良说:“经过13 年的推动,华语已经被接受为华人社会任何场合都可以使用的语言。华族之间的沟通也就比以前更顺畅。”他又说:“推广华语运动自1979 年以来,已取得一定的成就。最显著的是我国华族人士已经消除心理障碍,主动用华语向政府部门或法定机构的职员发问及交谈。”[20]
2 .东亚经济的崛起,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华文华语的价值和地位在提高。新加坡政府领导人对此十分重视。吴作栋总理在1992 年6 月为新加坡华文报三庆(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创刊10周年、新明日报创刊25 周年、星期五周报创刊1 周年)庆典、华族文华节及世界华文书展主持开幕式时说,在国际上出现东方经济抬头,西方竞争优势走下坡的新局面时,新加坡各族推广本身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最大意义,就是让青年一代的新加坡人了解先辈以前走过的道路,带领他们找寻正确和适合新加坡生存与发展的方向[21]。王鼎昌副总理在1992 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他一向对新加坡的华文前途很有信心,现在随着海外华人及使用华文的东亚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使他对华文的前途更加有信心。他认为,以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对华文的前途应比过去更加有信心,因为,学习语文不是单靠感情的,必须有它的实用价值,眼看华文的实用价值越来越高,现在我们对华文应该更加乐观。他还说,目前已经有明显的迹象显示,华语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亚太地区近年来经济迅速增长的趋势,可能持续到下一个世纪。因此,华语将成为亚太地区里越来越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业的语言。我们必须再接再厉,继续推广华语,使它成为我国华人开启中华文化的钥匙[22]。新闻及艺术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柯新治指出,学习华文不但能更有效地协助保留传统价值观,华文也是联系本区域的重要工具。新加坡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靠国人努力外,也不能忽视和邻国建立的联系。对华文价值的认识,促进了华文华语的使用。政府领导人在一些公开场合用华语演讲。吴作栋总理任职不久,在中华总商会及宗乡会馆的联合晚宴上,第一次用华语发表了演讲,举国为之瞩目。吴总理动情地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使我感到很遗憾的事,那就是小时候,没有把握机会,学好华文”, “今天回想起来,实在是一大错误”。还说,那天他的演讲稿,是先用英文写成,然后请他的华文老师译成华文,再熟读几遍后才讲的。1992 年新加坡国庆时,吴总理也发表了华文演讲[23] 。
社会发展部民意处理组去年4月作过一次统计,在收到的来信中,以华文书写的已从过去的15%增加到25%。在一次民意组举行的对话会上,参加者中有30 %是以华语发言的。人们对华文的信心提高了。“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可以预料在5—10 年后,华文将成为亚太地区继英文之后最重要的语文。许多人都想同中国这个拥有11亿人口的国家做生意,尤其是海外华人。能讲华语和阅读华文文件,将会有很大的优势”。“在可预见的将来,华文华语将更广泛的在我国使用”[24]。“事实上,在未来10年内,教育界、文化界、工商业、公关服务等领域,将需要大量精通华文的人才。”[25]人们重新认识了华又的价值,使华文的地位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3 .学习、使用华文华语环境的不断改善,为新加坡华文报业的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新加坡政府及社会各界重视华文报的作用。吴作栋总理说,推广和保留我们优良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报章和书籍的主要任务,如果华文报能保持一定数量的读者,我们将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联系,把传统的价值观保留下来。他又说,充满干劲和活力的华文报,能帮助我们保留与推广华文和传统价值观。1992 年9 月,《联合早报》 和新加坡企业界首次联合举办华语投资座谈会,参加者非常踊跃。仲量行的执行董事说,该公司以往和别的机构联合主办的英语讲座,也很少超过500 人的记录,反映那么热烈可以看出华文报读者市场潜力非常大。CM & M 期货公司董事经理黄仲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早报适应社会需求与国家发展方针,推出投资研讨会,可说是负起了早报的社会责任。
华文报章和书籍己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新闻来源和精神粮食。《联合早报》 、《联合晚报》 和《新明日报》 3 家华文报每天总销数已从1983年前星洲、南洋合并时的33 万份,增加到目前的45 万份。读者人数每年都在不断增加。据新加坡研究与调查(SRS )公司的最新调查显示,1991 -1992 年,两大华、英日报的每天读者平均人数是各增加1 % ,就是说,《联合早报》 每天增加的读者人数达3 万之多。
新加坡理大传播学院院民郭振羽教授谈到华文报的特殊功能时说,目前我国的华文报(尤其是《 联合早报》 )报道不少中港台等“华人文化区”的新闻,这些都是其他华文报章,甚至是传播媒介所不能替代的。华文报成为人们学习、生活的一本教科书。
推广华语运动的深入开展以及华语教育的改进和提高,使华文报的潜在市场不断扩大。
新加坡华族人口,从20 世纪初的20多万增加到30 年代的40 万。这个人口结构已是华文书报业初期萌芽的基础。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便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华族的识字人口,1970-1980年增加145000人,达到60万人,占华族识字人口的48% ;识华、英语华人数增加275000 人达375000 人,占华族识字人口的30 %。识华文的人数达97万人,占华族识字人口的78%。据估计,90 年代以后的识字华人已超过100 万,其中约70 万人识华文,识双语的人数最少也有30 万人。因此,华文的重要性已经随着新加坡华人人口的增长、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成为国家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环。懂双语的人数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据统计,45 岁以上的占8 % , 35—44 岁的占23 % , 25 -34 岁的占37 % , 10-24 岁的占68 % ,许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能通双语,因此在家中订阅中英文两份报纸,认为掌握华文的最佳途径是阅读华文报。
海外华文报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语文环境的承托。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国家,华族占绝大多数,与华族文化有着传统的联系。由于英语是新加坡的强势语文,华语因被轻视而水准逐渐低落。70 年代末期,李光耀等政府领导人注意到西方文化对新加坡的巨大冲击,强调保持自身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必要性。东亚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重现了华语的价值和地位,从1979 年起倡导的推广华语运动,1987 年实施双语教育政策,直至1992 年5月的“新加坡华文教学的检讨和建议”报告书的出台,使华文华语基本上成为华族的共同语言,懂华文的人数不断增加,使用华文的层次也在提高,从家庭用语发展到商贸、金融领域。华文报已成为新加坡各阶层华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重要媒介,尤其是发挥了沟通中港台网络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新加坡华文环境的改善,为华文报业的繁荣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1]古鸿廷《新加坡华人政治意识成长之探讨》 ,《中国文化月刊》 154 期。
[2]古鸿廷《新加坡华人政治意识成长之探讨》 ,《中国文化月刊》 154 期。
[3] 《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13 日。
[4] 《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13 日。
[5] 《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13 日。
[6]刘蕙霞:《报告书有什么不足之处》,《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9 日。
[7]刘蕙霞:《报告书有什么不足之处》,《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9 日。
[8]刘蕙霞:《报告书有什么不足之处》,《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9 日。
[9]刘蕙霞:《报告书有什么不足之处》,《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9 日。
[10] 《联合早报》1992 年5月6 日。
[11] 柯新治:《华英教育者鸿沟不必扩大》,《联合早报》 1992 年10 月24 日。
[12] 《联合早报》1992 年9 月《星期刊》。
[13] 周维介;《华语的生存空间》 ,《 联合早报》 1992 年7 月11 日。
[14] 林任君:《而今迈步从头越》,《 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13 日。
[15] 《华文程度低落问题》,《联合早报》 1992 年4月9 日。
[16] 《再次肯定双语教育政策》,《 联合早报》 1992 年5 月12 日。
[17] 《联合早报》 1992 年8 月5日。
[18] 《 联合早报》1992 年5 月8 日。
[19] 《 联合早报》1992 年9 月2 日。
[20] 《联合早报》1992 年9 月8 日。
[21] 《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19 月。
[22] 《联合早报》 1992 年8 月9 日。
[23] 陈念云、王日翔:《共同的价值观、华语运动及其他》 ,《 解放日报》 1991 年12 月7 日。
[24] 《联合早报》 1992 年9 月8 日。
[25] 《联合早报》 1992 年6 月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