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无产阶级报刊宣传经验，找出办报规律，建立其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本文试图从中国无产阶级报纸发展轨迹中作一点探索，旨在推动这一研究的开展。
一、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萌芽(1920—1927)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早在党诞生前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就纷纷创办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党成立后，党的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理论，指导工农运动，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问题与改造社会的工具，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报刊宣传活动，并提出一些办报原则，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萌芽。
（一）党报与党的关系。党报是党的革命事业的组成部份，它的活动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关于党报宣传工作，就明确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得刊载违背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1922年，党的“二大又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报刊的基本办刊原则。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宣传中不得违背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为了贯彻上述原则，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中央出版的报刊由中央主要负责人亲自担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都长期主待党报宣传工作。1923年，中共中央特设一编辑委员会，1926年又成立“党报编辑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检查和指导党报宣传工作，定期向中央全体大会报告工作情况。并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对党报宣传工作的领导，党的地方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或指导党报宣传工作。
（二） 党报宣传与实际斗争。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方针，也是党报的一个优良传统。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报刊，就摆脱了纯理论宣传的旧作风，注意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党成立后，进一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1922年，《向导》一创刊就提出：“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翌年，翟秋白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也强调指出，《新青年》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推动“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历史任务的完成。《劳动周刊》在发刊词中也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共青团“三大”关于《宣传问题的决议》要求团刊在宣传上，必须遵循将事实与理论融合在一起，反对理论与实际的隔离。
（三） 党报与群众的关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办报，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在报刊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党报的优良传统之一，《劳动界》《向导》《热血日报》等多次刊登启事，欢迎广大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投稿。党报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呼声，并投身于群众斗争，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把报道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情况放在报刊的重要地位。党的“四大”通过的《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国工人》应成为我们党在职工运动中，描写各地工农状况的唯一机关。《新青年》季刊提出：要与中国平民以知识的武器，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是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同时报刊的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得到迅速发展。如《热血日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行三万多份；超过已有十年历史的上海《民国日报》，它的印刷发行主要靠群众自觉帮助。
报刊宣传注意联系读者，并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武装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这是资产阶级报刊从来没有的。
二、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发展(1928—1941)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把革命重心转向农村，在各地建立了大批革命根据地。党的报刊宣传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仅中央苏区就先后出版了三十四种之多。报纸办在农村，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是中国新闻史上的新气象。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创办了《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等报刊。党的报刊宣传活动又重新恢复起来。
严峻的斗争形势，艰巨的宣传任务，迫切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大约从1929年起，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新高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大量翻译出版，仅1929年至1930年两年间达百数十种之多，其中关于论述办报思想的著作和论文也介绍过来。如列宁的《从何着手》、《怎么办？》《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等。
马克思主义同党报工作相结合，探索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成为这一时期党报发展的明显倾向。专门论述党报理论的论文大批出现。如《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1930年）、《党报》（1930年）、《党员对党报的责任》（1930年）、《拥护工农阶级自己的报纸啊》(1930年) 、《现在全国宣传工作的任务及其特点》(1930年)、《怎么完成党报的领导作用》(1931年)、《怎么建立健全的党报》(1931年)、《列宁主义与党报》(1931年)、《关于我们的报纸》(1933年)等。同时致力于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团体也出现了。1930年10月，上海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把“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之理论的阐扬”作为中心任务。在左联刊物《文艺新闻》上专辟《集纳》副刊，为研究阵地。
论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报纸的阶级性问题。中国出版近代报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早期的报刊活动家都强调报刊是整个社会的舆论代表机关。同盟会之后，中国出现了政党报刊，办报人承认报刊的党派性，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报纸的阶级性。他们对反动报纸进行过种种批判，但没有从它的积极性上加以披露，因此批判是很不彻底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公开承认自己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1923年，《新青年》提出它的使命是“无产阶级的罗针”。1927年，《布尔什维克》也公开宣布它的任务是：“向国外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斗争，勇猛的领导农民及一般贫民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贫民自己得到政权。” 1930年《红旗日报》又把这种观点加以概括，上升为理论提出：“在现在阶段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阶级利用一切新闻报纸的机关，来散布各种欺骗群众的论调”。这就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新闻学家所谓报纸是整个社会舆论代表等超阶级的论调。
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新闻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问题，也使认识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揭露这种自由的阶级性，指出这种自由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相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统治阶级出版报刊，欺骗人民的自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
（二）关于报纸的组织作用问题。报刊宣传不仅能联系群众，而且能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无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报刊的一个重要区别。中国无产阶级报刊一诞生就显示出重要的组织作用。1920年10月成立的我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就是由《劳动界》发起组织起来的，以后党出版的《劳动周刊》、《中国工人》、《工人之路》、《热血日报》等，在动员与组织工人投入革命斗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0年，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思想已介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情况，对这一办报思想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的有力工具”，“党报不仅要解释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还“应成为群众的组织者”。
革命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便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列宁这一办报思想指导下，苏区报刊在组织群众参加工农政府建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支援红军、节约用粮、节约费用等活动方面, 都显示出巨大的组织作用.
(三)关于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敢于在报刊上公开揭露问题，批评缺点和错误，使党的工作不断自我完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表现。
在这方面，苏区报刊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尝试。批评的重点，是在揭露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各个领域中的贪污、浪费、腐化和官僚主义。由于这一活动的开展，报纸与实际的联系更加密切，增加了报纸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四）关于建立工农通讯网问题。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路线，也是无产阶级报刊的优良传统，建立工农通讯员制度就是这一传统的具体体现。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中，就提出各级党组织挑选能够写普通信的人，承担党报“工农通信”的任务。1929年，中共中央又提出：“若没有各地方的普遍开展工农通信，则中央党报绝不能真实的反映着全国的实际政治生活，必然减少中央党报的指导作用。为此，决定建立“训练工农通信员”制度，规定“每个支部选定至少一个工农通信员，使之与党报发生直接的关系，负供给新闻材料的责任而受党报的指导。
1930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有关精神，制定了《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使党报通讯员工作更加系统化制度化。党报通讯员活动更加迅速普遍的开展起来。如《红星报》通讯员最多时有五百多人，《红色中华》的通讯员发展的更多。党在白区的报刊也克服了种种困难，建立了通讯员制度。为帮助通讯员成长，有的报刊专辟了“通讯员”专栏，或出版油印《工农通讯员》小册子，成为他们交流经验，提高业务水平的园地。
上述办报思想的提出，使党报得到新的改造，继续摆脱资产阶级报纸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这些办报思想还不可能进行系统的论述，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更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党的机关被“左”倾路线所统治的时候，上述办报思想在实践中得不到正确的贯彻。一方面教条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办报学说，照抄照搬较多，不善于同中国办报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具体内容，往往又有许多错误的成份。如《红色中华》报，原名“突击队”，后称“铁棍”，又改名为“铁锤”。后来认为用铁的“棍”和“锤”打击犯错误的同志还不够残酷，进而改名为“无产阶级铁锤”。调子步步升高，“无情打击”的气味越来越重。
三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趋向成熟（1942—1956）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为党报的健康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办报原则的有力贯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抗日战争爆发后，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了大批报刊，形成了党报发展的新高潮。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广大新闻工作者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党的报刊工作也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改造，党报从此走上了成熟发展的道路。
经过整风运动，马克思、列宁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原则，能正确的同党的报刊宣传实践结合起来，把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为了配合运动，解放区除出版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外，还出版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解放日报》为满足新闻战线整风学习的需要，于
中共中央对解放区新闻战线的整风运动十分重视。先后作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等一系列决议。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撰写文章，阐述党报思想。其中有毛泽东的《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李维汉的《关于宣传与揭露》、陶铸的《关于部队的报纸工作》、邓拓的《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等文章。《解放日报》也连续发表了《致读者》、《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等重要社论。重庆《新华日报》也发觉了《记者节谈记者作风》、《人民的报纸》等社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和共产国际办报经验，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解放区新闻战线又开展了反“客里空”运动，这是继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翌年，毛泽东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刘少奇发表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正确总结了这场运动的经验，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首先，这些文章全面论述了党报的性质和任务，党的报刊是党的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的喉舌，它的一切宣传活动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行，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党报不但要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绝对不允许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存在。
其次，论述了全党办报的理论，全党办报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报刊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党报宣传应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办报的路线。这一优良传统，党成立后就提出来了，指出“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关心支持党报宣传。“各地方委员会中选定一人负教育宣传工作之责”，指导党报工作。以后又提出：“党报是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办党报的少数同志来做”，“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以后，这一办报原则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明确提“全党办报”的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重大发展。全党办报的理论有以下几层含义：其一，全党各组织把关心支持党报，当作自己经常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二，教育“每个党员干部认识对党报漠不关心的态度乃是党性不好的一种具体表现。而经常看党报，帮助党报的发行及组织党报的通讯工作，则是每个党员所应当努力的责任。其三，党报编辑部必须树立紧紧依靠党组织办报的观念，编辑部应经常派人参加党委的有关会议，了解党的意图与要求。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总之，“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第三，运用辨证唯物论阐明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原则。新闻报道必须真，这是新闻与文学的根本界限。无产阶级新闻学研究者根据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的事实。”决不能搞“有闻必录”，更反对道听途说。编造新闻则是犯罪。
新闻报道必须真实，这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在报刊工作中的体现。1945年3月，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的论断并且指出，这才是我们的新闻事业的方针。
第四，关于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的系统论述。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舆论监督，早在苏区的报刊上就已开展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经常性的工作，它同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同改造人民群众（包括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立场观点相结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警惕糖衣炮弹的警告，号召全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这是全党的任务，党的报刊更负有特殊的使命。为此，中国共产党于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改造党报的任务，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马克思、列宁的办报纸思想更好的同中国报刊宣传活动相结合，丰富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党报思想。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已基本形成。
四 、曲折和困惑（1957-1976）
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6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过了曲折复杂的发展阶段，党的新闻工作在这个时期也起过不好的作用。新闻学研究工作也同样处于十分困惑的境地，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建国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办好社会主义报刊，是新闻界面临的严峻而现实的问题。为探索这一问题，1954年、1955年我国先后两次派出庞大的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但是，在学习中犯了全盘照搬的毛病，其消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后，新闻界的同志对苏联办报模式的缺点也有所察觉，1956年7月，《人民日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实行改版，发表了《致读者》社论，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着重从扩大报道面，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各地报刊也随之仿效。这次报纸改革，实际上是改变学习苏联报刊工作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力求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一次很好的尝试。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新闻学理论研究曾一度活跃起来。对报纸的起源，报纸的性质、作用，对舆论的看法，新闻自由的正确含义，新闻机构的要素以及报纸如何考虑读者的需要，指导性与兴趣性、知识性的关系等问题，都有所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促进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很快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中断。一些发表过见解的同志多数被划为右派。反右运动之后，“左”的错误思想在新闻工作中滋长起来，从此新闻学理论建设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
1958年之后，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又开始活跃起来。1956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又重新开展了讨论。一批新闻学著作和教材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报刊评论文选》、《中国现代新闻史讲义》、《中国新民主主义新闻史》、《新华日报回忆录》等陆续出版。党报宣传工作也有所改进，广大编辑记者走出报社大门，深入群众，深入实践，同群众广交朋友，扩大了新闻报道面，开拓了新领域。报刊宣传同群众生活贴近了。
然而，在阶级斗争日益统治全党的情况下，新闻学理论研究的路子不是越来越宽，而是越来越狭窄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理论”，报刊宣传如何为党底政治斗争服务、新闻工作者如何做党的驯服工具等成为研究的中心内容。在新闻史研究方面，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看法，全面客观的研究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是过份强调了以研究进步报刊为主，研究中国共产党报刊为主，而忽视了对进步报刊的研究。
“文革”时期，是我国新闻事业及新闻学研究发展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了新闻界的领导权，把全国新闻机构变成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工作，把不利于他们阴谋活动的大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单位的领导干部打成牛鬼蛇神、“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所有的新闻研究机构和刊物都被封闭和停刊，大批新闻研究资料和书刊或销毁或封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指导下，把“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又升格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极其严重的阻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
“四人帮”为了篡夺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权，把我国建国以来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史，诬陷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新闻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的历史，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进行生死搏斗的阵地。
在“报纸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思想指导下，报刊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成为唯一的任务和功能，甚至代替了法院的功能，一时报纸说假话、说空话、说大话，说绝话成风。党在新闻工作中一贯坚持的新闻必须真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和优良作风，都被破坏了，我们报刊的信誉遭到彻底破坏。这一时期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发展史上最沉闷的时期。
五、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春天（1976年至今）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新闻事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到1988年，全国公开与内部发行的报纸已达2342家，通讯社2家，国外分社达100多家，广播电台150多家，电视台发展更为迅速。全国设有新闻教育的高等院校已达47所，所设专业范围越来越光，除新闻专业外，还有国际新闻、广播电视、编辑、播音、新闻管理、新闻摄影、广告等专业，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报宣传也面临许多变化，诸如党的中心任务、实事求是的路线、社会环境、科学技术手段、读者对象、新闻队伍等。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新闻战线自身也必须进行改革。
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就需要理论的指导。
首先，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研究者，从极“左”路线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一方面，给一批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打倒的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改正和平反：另一方面，1978年春，全党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更多的人从思想上精神上从极“左”路线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积极投入了新闻学的研究。
其次，新闻学研究机构、新闻学术团体纷纷成立。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1985年，上海社会可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其他省、市、自治区大都成立了新闻学研究机构。一些大学的新闻系也设立了新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传播研究所等。1980年2月，最早的群众性的新闻学术团体北京新闻学会也宣告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类似的团体，到1988年全国已成立的新闻学会共150多个。1984年12月，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及各地区的记协也先后恢复了活动。
第三，学术研究的开展与学术阵地的确立。1979年6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首先发起了新闻学术的讨论。1980年起，北京新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先后发起召开全国性的新闻学术研究会。与此同时，我国新闻学研究工作者还参加了国际新闻学讨论会，以及邀请外国新闻学专家、学者或代表团来我国举行新闻学研讨会。
新闻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版。主要有《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新华社的《新闻业务》、《中国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新闻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新闻记者》等。据统计，改革开放十多年以来，全国先后出版的新闻学刊物达100多种。
第四，新闻学研究向深度与广度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中国新闻学发展史上的任何时期。涉及到的内容有：（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新闻界先后召开过马克思、毛泽东、刘少奇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新闻思想学术讨论会，对他们的新闻实践、新闻理论以及现实意义进行了广泛全面的研讨；（二）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如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新闻特征、新闻真实性、新闻与宣传、新闻与信息、新闻的规律等；（三）新闻的应用理论。如新闻的采访与写作、新闻编辑、新闻事业的管理、广告经营、新闻法规与宣传纪律、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等；（四）新闻事业的研究。如新闻纸的起源、新闻史的分期、新闻史研究的范围、内容与方法、中外新闻活动的交流、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等；（五）新闻人物的研究。包括新闻人物的成才之路、办报活动、新闻思想、职业道德、新闻团体与活动等；（六）新闻边缘科学。如新闻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社会学、科技新闻学等：（七）外国新闻事业的研究。有的研究某一个报纸，如《莱茵报》、《新莱茵报》、《火星报》、《真理报》、有的研究一个国家的新闻事业，如对苏联、美国、日本等国的新闻事业进行研究。也有的对整个世界的新闻事业进行综合研究。
第五，新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文革”之前，我国新闻学著作，除了选编、文集、讲义之类的书籍外，撰写的专著很少，在十年动乱中仅出版了一些书。粉碎“四人帮”后，新闻学研究者努力奋斗，取得了累累硕果，除了大批论文发表之外，新闻学著作陆续出版，据统计共出版了一百多种。其中主要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如《马克思新闻思想与研究论文集》等；关于新闻理论的，如《新闻理论基础》、《新闻广播学研究》等；关于新闻史的，如《中国近代报刊史》、《中国新闻事业史稿》等；关于新闻业务的，如《新闻采访与协作》、《新闻采访方法论》等；关于外国新闻事业的，如《外国新闻事业简史》、《美国新闻史》等关于新闻学工具书及边缘新闻学的，如《新闻新闻年鉴》、《各国新闻出版法律选集》等。
以上变化及其取得的成果，充分表明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春天确已到来，“新闻无学”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新闻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下，也出现了一些不够健康的状况，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其一，有的人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在批判新闻战线极左路线错误时，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对党报工作的基本办报原则和传统，全盘否定，对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和新闻理论，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其二，有的人在借鉴外国办报经验、研究外国新闻学理论时，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不分精华和糟粕，全盘照搬照抄，甚至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对民族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其三，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加紧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时，少数人打着改革开放的幌子，大肆贩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散布种种论调否定我国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反对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反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敌人的应声虫。上述种种情况，尽管性质不同，但它的危害性，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都已彻底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