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理论的迫切性
自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际收支中出现的“双顺差”问题以及实际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正处于两难的境地：国际收支中的“双顺差”特别是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大规模顺差导致了中国外汇市场上美元的过度供给。急剧增加的外汇储备是它无法完全控制的，继续实行“对冲”政策可能会导致货币供给的波动和经济的不稳定。为了实现货币供给量目标而实行的“对冲”政策成本是高昂的，它在2003-2004年更是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人民币事实上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引起了国内外各界越来越大的批评和压力。目前国内外普遍流行的观点是，人民币汇率被大大低估, 中国政府实行了人为低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应当改变，人民币汇率应当升值并且扩大浮动幅度，并且最终走向浮动汇率制度。来自于国外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压力曾经在2003年夏秋季达到高峰。在中国经济出现“局部过热”条件下，在2004年秋冬伴随着相当规模的而且极其可疑的外资急剧流入中国，人民币应当升值或者扩大波动幅度的论调在国内外又开始出现高潮。
当前中国的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制定者面临以下问题：
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究竟向何处去？人民币汇率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人民币汇率政策和“五个统筹”思想以及整个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之间的关系如何？人民币汇率政策为什么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只能够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如果是，这种制度安排是否是稳定的？它对中国和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政治的影响是什么？
笔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提供一种能够充分反映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具体国情的、并且能够与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套战略与策略相一致的指导人民币汇率制度决策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的基本规定性在于，它不可能直接建立在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上，它必须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和分析中国的国情。因此是否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是判断这种人民币汇率理论是否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
笔者认为，中国人民币可以而且应当长期坚持实行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度。而这个命题从国内外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的角度看来，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极其错误的命题因此笔者在下面将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制度与“非均衡人民币汇率”等同起来。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作详细阐述，仅是一篇以命题、假设和猜测构成的研究提纲。下面是笔者的一些思考，“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有待于国内外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的课题，以期引起重视。
二、中国特色的人民币汇率理论必须充分反映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中国特色人民币汇率理论认为，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科学分析的基本出发点应当是对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取向进行全面展望，尤其是以中美两国在今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路径为主要考虑背景 [1]。目前流行的各种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问题的分析往往忽视了如下基本因素：
1．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人民币汇率理论必然是“非均衡”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一般均衡
首先，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决定了它的就业市场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和基本特征就是农村长期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以及在国有经济部门中存在的隐蔽失业现象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而且这种失业现象在中国的分布又是极其不平衡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最终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均衡。因此，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或完全均衡，从而中国的宏观经济不可能处于这种西方经济理论普遍被接受的均衡意义上的“均衡”。
其次，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也决定了中国的宏观经济不可能处于完全市场化状态，中国的宏观经济调节方式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采用数量调控的方法，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采用价格调整的机制。[2]
2．在今后几十年中国始终是一个对世界经济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中大国是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决策的出发点
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在今后20年的长期稳定均衡增长条件下，中国完全能够在2020年基本实现“小康水平”，到2050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目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前景进行系统分析和预测的研究，其中以刘遵义教授的分析中最为系统和中肯。按照不同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确认，在不出现重大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突发事件的条件下，考虑到中国国际综合竞争能力中的各种重要因素，中国的实际国力将在大约在2030年左右和美国基本相当，成为基本上能够与美国进行抗衡的唯一力量。而日本则远远地被抛在后面。欧盟即使能够通过规模扩大并且实现二十五个成员国均衡发展，它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在国际地位上的作用还是不能与中国急剧上升的地位相比。
这些是决定今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决策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和历史因素，同时也应当是中国在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决策时的出发点。
3.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始终是极不平衡的甚至是极不平衡的，它们与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有决定性影响的对外经济因素之间发生错综复杂矛盾运动
1) 从开放程度来说，中国的沿海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中国的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基础上仍然可以看作是一种封闭经济。由于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种种特殊性，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这种二元化倾向不仅将继续存在，甚至还会扩大。
2)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分布结构来看，从投资方的国别和区域构成来看，这种外国直接投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别是祖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香港在每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份额以及香港在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中的份额大约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台湾省的份额正在逐步上升。此外，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许多国内企业和个人通过香港和其他海外地区的企业在国内进行的所谓外国直接投资。因此，真正意义上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地位将呈相对地下降趋势。
3)从对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在华外国资本存量的地区加以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外国直接投资主要地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而且主要是在江苏的苏州地区。此外，沿海的各个老工业基地例如天津、北京、青岛、大连等等的，也吸收了相当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4.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的一系列特殊性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产生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预测中国资本账户的发展趋势，很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路径：
一种路径是，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采取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和政策决策者所预期的那种方式，迅速走向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而是继续采取在过去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的那种渐进式的措施，至少在制度和法律上并不明确宣布中国实行完全的资本开放。这也是笔者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即使欧美发达国家也并没有实现百分之百的资本账户开放。
在这种政策制度条件下 ，中国将能够像现在那样继续比较成功地或者说在成本比较小的条件下，防止国际上的“热钱”在中国的大规模的流进和流出或者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投机攻击。中国将能够除了对短期资本进行局部限制以外，对资本账户中的长期资本将实行高度的开放，其中包括对国内部门在海外的投资包括金融资产投资实行充分开放。
另一种路径是，中国在近年内就实行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其中包括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和外国和各种对冲基金实行完全的开放。这也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基本上占主导地位的看法。
5.“一国两制”制度对中国经济决策者在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决策时具有决定性影响
1）在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决策问题中，中央决策者首先面临一个两难问题即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关系问题。流行的观点是，1998年香港金融风暴对目前的人民币对美元挂钩政策的形成具有巨大影响，并且根据均衡汇率的计算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的预测，认为中国的人民币具有一种长期升值的趋势。这样如果人民币出现长期升值，那么港币在维持货币局制度条件下也有一种对人民币不断贬值的趋势。由于居民生活用品尤其是食品主要从大陆进口，因此香港也将面临长期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人民币对美元挂钩的政策仍然可以是稳定的 [3]。
2）中国“两岸四地”的特殊因素对大陆宏观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巨大影响，对中国宏观经济决策的巨大影响，表现为大陆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必须与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在体制上保持一致性的要求。这种制度性因素大大地局限了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空间。因此，人民币汇率理论必须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港币汇率制度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它应当能够合理地证明，一旦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会产生的各种制度不相容性问题。因此，正是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自身的特殊性构成了这种理论的基本特征。强调中国的具体国情是笔者提出中国人民币汇率可以长期稳定地实行盯住美元观点的出发点和分析基础。
三、 长期坚持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理论的核心
1 “非均衡”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可以长期稳定地存在下去
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必须长期坚持的汇率政策，，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极其纷繁复杂人民币汇率问题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关于货币本质的基本观点就是“货币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民币汇率作为人民币的外部价格既是中国全部对外经济联系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中国国内各种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
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基本状况其中首先是其特殊的“一国两制”政治制度、中国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里必须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个最崇高的政治目标，以及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中国将在21世纪上半叶“和平崛起”战略和“五个统筹”基本经济思想，等等，都会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带来巨大的甚至是支配性的影响。正是中国国情的种种特殊性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一般性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不可能是标准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那种所谓“均衡”汇率，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安排也不可能简单地以目前流行的各种汇率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上一节中提出的各种因素决定了人民币汇率能够长期稳定地处于这种“非均衡”的均衡状态，它构成了这种具有中国特色人民币汇率理论的核心。
2.人民币汇率理论基础是以非均衡理论为基础的
非均衡人民币汇率理论强调当前世界经济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是不平衡甚至是极不平衡的。在这种不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与其他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一样，本身必然是“不平衡的”。非均衡的中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体系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与不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之间将会发生极其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这样人民币汇率政策也必然是“非均衡”的。
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在这种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如何进行最优选择的问题。 这种非均衡人民币汇率理论强调，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与当前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及其变化趋势之间存在越来越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币正在成为国际货币合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此，这种非均衡人民币汇率理论应当为中国如何同其他国家与地区加强合作，建立一种更加稳定与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并为其提供理论基础。
非均衡人民币汇率理论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币汇率理论不可能建立在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的各种讨论基本上均以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思想。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往往忽视了或者说不承认，正是中国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种种特殊性或者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理论及其政策的基本特征。现有的各种分析往往将精力集中在讨论人民币汇率水平本身是否处于一种“均衡状态”，然后再讨论人民币汇率制度应当如何改革以便实现这种“均衡状态”。从这种西方流行的观点和分析方法来观察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往往会得到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一种“不稳定”汇率制度的结论。
非均衡人民币汇率理论认为，如果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经济理论即所谓的三元悖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没有实现完全的资本账户自由化，但是中国在实现长期资本账户尤其是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给本国经济带来最大利益并且在协调外国直接投资和本国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稳定方面，却完全是成功的。相反，如果中国采取浮动汇率或者一篮子货币汇率，那么中国在资本往来上将更多地受到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及其货币汇率中经常出现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它将同中国吸收更多外国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目标发生冲突。实际上从各种经济主体决策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企业在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决策过程中，已经将本币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风险实际上也就是本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风险考虑进去了。因此，中国实行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度实际上也就产生并且利用了这种外部性，从而也解决了人民币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即日元和欧元之间汇率波动的问题。
四、中国特色的人民币汇率理论能够抓住21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以及国际货币合作中的基本矛盾
我们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汇率理论——人民币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另一个重要考虑在于，国际政治、外交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近年来变得突现起来。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应当成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主要领域是外交、军事和对外经济。“和平崛起”战略在对外经济领域中主要具体化为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中国对区域经济首先是东亚经济合作的政策以及国际货币合作其中包括东亚货币一体化建议的政策。美国政府2003-04年多次公开承认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被中国政府人为操纵，这样也就在政治上承认了中国可以继续坚持实行人民币对美元的盯住汇率制度。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国际性大讨论却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具有极其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但是到目前为止，那种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假设为一个“小国开放经济”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也就堵死了从中国的利益或者立场来全面科学地观察和分析国际货币体系在21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趋势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的人民币汇率理论认为，中国坚持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和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重要基础。
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原来的几个主角是美国、日本、欧洲共同体（以德国为主要代表）。但是2003年的这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国际性讨论可以被看作中国因素已经正式进入美国和世界经济决策者视野的标志。现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主角发生了变化：即除了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外还有中国！在今后二、三十年里，中国与日本以及美国综合国力之间这种此长彼消失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极其重要趋势是，虽然国际经济包括金融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但是世界经济中几大经济区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竞争。
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如果从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包括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就会遇到许多“悖论”。而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讨论正是这种独特性的又一个表现或者组成部分。中国因素在世界经济中突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近年来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政策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从而使得中国的综合国力急剧上升。
中国特色的人民币汇率理论认为，汇率制度和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一样，都有自己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近30多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表明，特别是大多数亚洲国家继续坚持实行各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所谓“亚洲美元本位制”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发达国家货币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称。这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亚洲外围地区经济能够实现迅速的发展，使得美国在布雷顿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地位得到恢复。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规范演化过程中，它包涵着世界经济中的外围国家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国家采取了低估本国汇率、实行资本管制、即将官方外汇的流出采取一种对世界经济中心国家的债权形式积累外汇储备，通过这些基本特征表现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导致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能够促使经济发展和增长迅速成功的战略将使这些外围国家逐步进入中心国家。就像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以及目前的亚洲国家一样，世界上还存在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将重演这种经济发展战略，这也就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今后可预见的将来继续存在提供了足够的基础。根据这种理论，中国目前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可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继续保持稳定。
在展望21世纪初期以及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前景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由于美国的国力突然或者持续不断地下降，世界上已经或将要形成几个相当强大的经济区。除了已经形成的欧元以外，还有日圆区和中国元经济区。在这里我们将中国元经济区定义为中国及大陆、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台湾省和东亚地区的其他各国。我们在这里暂时将中东地区和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抽象掉。由于其它国家特别是欧盟和中国以及日本从本国、本地区的利益出发，都比较愿意接受固定汇率制度。而美国由于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在经历了长期萧条，或者相对停滞从而使得美国的力量相对下降的条件下，它会逐步丧失目前的世界领导地位。在这种条件下美国有可能愿意、或者在由于欧盟与中国以及日本之间形成的同盟对它施加强大压力下而不得不被迫接受一种新型的固定汇率制度。我们可以将这种未来的、新型的以世界上各主要货币之间汇率波动得到控制为基本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看作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建立欧元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历史重演。
我们可以预测在这种新型的国际货币体制条件下，就像欧洲货币同盟成员国都必须接受马斯特利希条约的约束一样，世界各国都必须承担义务将本国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涨率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之内。这就是说，当美国的利率变化不再支配世界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宏观经济变动就不会像现在那样对其他各国家产生各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冲击。世界通货的供应量应当在几个主要国家或者货币区之间通过协调的方式来确定，每个货币区都不能将区内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因素或冲击很容易地通过对世界通货供给的影响传播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再可能像二十世纪70年代到目前那样将国内的通货膨胀输送到其它国家，同样也不可能进行各种形式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将通货紧缩输出到其它国家和地区。
因此，这种人民币汇率理论强调必须从历史和开放的角度，坚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发展不平衡规律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将这个规律作为支配国际货币体制的发展演变的基本因素。这种理论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已经而且正在越来越显著地影响世界经济包括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变化。因此，这种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汇率理论能够成为指导今后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特别是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在这个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