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颂安《史料学派对中国历史学成长的贡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学在中国的成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史料学派，成为活跃于中国史坛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学派。中国历史学在三四十年代成长时期的发展，特别是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和成就，应该说首先是与这个学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以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为发轫和形成标志的史料学派，曾经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最初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在相当大程度上主导和影响着中国历史学在其成长时期的发展路向和基本样态。史料学派对于中国历史学成长所起的这种作用，往往是同一时期其他历史学派难以企及的。因此，尽管史料学派有其致命的局限和缺陷，但在回顾中国历史学成长时期的进程时，无论怎样是不能忽视甚至无视这个学派的。

一

与疑古学派一样，作为实证科学范畴历史学派的史料学派，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并且同样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主义和疑古思潮的直接卵翼下兴起的。且不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创立史料学派的傅斯年曾与疑古学派的创立者顾颉刚共同师从过胡适。就是以疑古和史料学派所推崇的考证而言，两者也实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疑古的深一层意思即为考信；而考信则是疑古的必然归宿。顾颉刚一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和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料学派与疑古学派是一脉相承的。尽管从表明看来，史料学派的崛起，似乎同曾为师友的傅斯年与顾颉刚当时的学术分歧有关，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的科学主义和疑古思潮的学术背景和氛围中，史料学派继疑古学派的崛起，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学术发展的内在必然，是中国历史学得以提升抑或迈上新发展台阶的表现。因此，史料学派在进入30年代后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学派，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对于疑古学派对方法的强调，顾名思义，史料学派反复强调的则是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傅斯年更有震惊史坛的“史学本是史料学”一说。此说似有偏激、极端之嫌，因此遭来众多议论，然而平心而论，批评者中少有公允者，大多或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甚至有不惜歪曲、无端攻击者。傅斯年当为三四十年代在历史学理论层面上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人。他的突出史料的历史学理论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大致酝酿于1924至1926年留学德国时期。在傅斯年众多有关的论述中，最早比较完整地阐述其理论主张的是发表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在傅斯年看来，所谓“史料”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史料”，不仅包括历史研究所直接依凭的史料，亦即狭义的史料，而且还包含理论、学说、知识等可供史家利用的“工具”在内。正是从这种广义的史料“出发，傅斯年在《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断言，西洋近代史学的主体，在于“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客观的处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因此，是否重视史料，是否愿意客观地处理史料，既是西洋古今史学的分野，也是中西近代历史学进步与否的关键。而衡量历史学进步与否具体标准无非有三：（1）是否能运用直接史料；（2）是否能扩张研究的新材料；（3）是否能扩充研究中所应用的工具。据此，傅斯年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唯一正当的途径”，乃是根据顾亭林、阎百诗“照着材料出货”的精神，“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而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学本是史料学”便是在这样的理论路向下提出的。应该说，这一表述有欠准确和恰当，因此引起误会和非难当在情理之中。然而从强调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或根本的意义这一点来说，又应该说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傅斯年本人所作的阐述来看，“史学本是史料学”一语主要包含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第二，“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第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本业在于“纯就史料以探史实”，通过“客观的处理”材料，以寻求事实。而所谓的“客观的处理”，便是对所有史料“一视同仁”，“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凡“材料之内”的，务求“发现无遗”，凡“材料之外”的，“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第四，史学的起点在于保存材料，蒐集材料，史学的革新在于扩充材料和工具，尤其是寻求新材料，利用新工具。[1] 应当承认，傅斯年对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地位、作用、意义的具体阐述，是比较深刻和精当的。

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的上述理论主张，与兴起于19世纪而在当时仍居于西方史学统治地位，同时也是备受傅斯年本人推崇的德国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历史学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被认为就是兰克历史学理论在中国的“翻版”。当然，与胡适、顾颉刚一样，傅斯年在构建自己历史学理论的时候，也不无受到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但不能不看到的是，与西方学术文化相比，这种影响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傅斯年在谈到治史治学方法时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甚至早就警告过有志于从事国故整理的人说：“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方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到结果”。因为虽然“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但它毕竟不“和科学并等”。[2] 为此，他曾追随胡适，极力将他视为“真逻辑”的实验逻辑介绍到中国来，因为在他看来逻辑“是一切学问的基本，是整理学问的利器”。[3] 而在治史方法上，傅斯年更有自己重要的开拓性贡献，即一是将王维国的“二重证据法”视为比较考证法加以推广；二是柔合中西语言学传统，倡导并率先在古史研究中运用历史语言考据方法。对于傅斯年来说，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无非是仿效他所推崇备至的兰克学派，致力于在中国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亦即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学科。因此，如果不是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傅斯年所追求的历史学或历史研究“旨趣”，应该被理解为：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科学工具和方法，甚至包括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科学工具和方法，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探明史实，求得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表述上有欠准确的“史学本是史料学”，自然也应该被置于这样的理论背景中来加以理解。或许这样，才不至于像有些简单的批评者那样，断然以为傅斯年真在“史学”与“史料学”之间划上了等号。实际上，傅斯年非但没有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而且在他强调史料和史料考证对于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的同时，对著史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例如，在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傅斯年就相当有见地。他认为“编历史教科书，大体上等于修史，才学识三者皆在此需用，决不是随便的事”，并提出“三项标准一大原则”。三项标准是：（1）“把历史知识当作人学”，“借历史说明生命界最近一段的进化论”，增进学生对“人类”和“人性”的了解；（2）“把历史教科书做成公民教科书”，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提供“前进的启示，公德的要求，建国的榜样”，启发国民的“爱国心”、“民族向上心”、“纪律性”和“不屈性”；（3）历史教科书应该重点叙述民族形成和文化演进的历程，并成为其缩影。一大原则是，“在规定字数及时限内，将历史事件之数减少到最小限度，将每一历史事件之叙述充分到最大限度”，并须注意所述史事的前后贯通。而在重大事件的叙述上，“应该不惜详尽”，将“‘故事’‘传记’的艺术作用，酌量引到教科书的正文中”。而且既无须“言过其实”，更不当“无中生有”，因为“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不仅如此，即使对历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诸如史学的逻辑，历史叙述中的艺术手法，历史的因果与偶然性，以及历史的客观性等等问题，也倾注了必要的关注，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他曾这样阐述道：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历程中，许多科学家自以为“客观的见解”，其实含有不少“人为的主观因素”，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中，“社会文化之偏见”就更多了。正因为如此，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绝对客观或许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虽梦寐以求但不可得，然而相对客观却是可以获得的。因此，只须“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多“从各种不同角度看”问题，主观性自然“可以渐渐减少”，客观性相对地自然会渐渐增加。[4]

傅斯年的上述历史学理论，毫无疑义地成为由他一手创立的史料学派的理论基础和灵魂。而这种突出“史料”的历史学理论及其学派在中国史坛上的兴起，不仅表明步入成长时期的中国历史学正继续沿着实证科学的道路演进发展，而且表明它正迅速向当时的西方学术主流靠拢。中国历史学在成长时期之所以能取得重要进展和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样的学术背景和氛围分不开的。傅斯年及其史料学派实可谓“功不可没”。

二

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创立史料学派所依托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规模的以历史学、语言学为中心的研究机构。在傅斯年的主持下，该所当时不仅聚集（包括通讯研究员在内）了诸如陈寅恪（历史组主任）、赵元任（语言组主任）、陈垣、李济（考古组主任）、徐中舒、岑仲勉、刘半农、董作宾、罗常培、李方桂等一批国内一流学者，同时，本着“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及“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的宗旨，该所在当时还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名家的“少年学者”，如胡厚宣、陈乐素、张政烺、陈述、严耕望、劳干、全汉升、夏鼐、梁思永、郭宝钧、凌纯声、石璋如、丁树声、王崇武、高去寻、李晋华、吴相湘、姚家积、李光涛、周法高、屈万里等。就连当时亡命日本从事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也曾得到过史语所有心予以的“辅助”。由此看来，较之疑古学派，史料学派自然是一个在组织上更为紧密的学派。而这个学派也正因此能以其所特有的“集团研究”的方式，开展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成就了一系列对中国历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尽管在此过程中由于受到战火的影响，一些研究工作甚至缺少得以正常开展的必要环境和条件而大打折扣。然而如今看来，其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历史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仍是重要和巨大的。下面，不妨从两个方面作一回顾。

先看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研究。史料学派在中国历史学成长时期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业绩，毫无疑义地当为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研究。本着“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治学“旨趣”，由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这方面取得的业绩是令人瞩目的。而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随着科学田野考古的展开，对地下出土在实物和文字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史料学派在这方面可以说曾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其中，最突出的即为由李济具体负责主持的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如前所述，这一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历时十载，自1928年至1937年共进行了15次有组织的发掘。如此规模的考古发掘，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不多见，以致一度轰动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和发展而言，殷墟考古发掘最具价值之一的是大量的甲骨文的出土。据计，15次发掘先后仅获甲骨文就达2.4万余片。这些出土的甲骨文中重要者13047片，被收入由董作宾编纂的《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两编各分上、中、下3辑）中。殷商甲骨文的发掘出土，对于甲骨文的研究进而对于殷商历史的研究产生了具有主导意义的影响，从而使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的甲骨文及利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历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私人甲骨文著录书籍以非科学手段挖掘出土的甲骨为对象相比，董作宾所编纂的《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由于所著录的甲骨文均系科学发掘所得，因此不仅具有文字史料的价值，而且由于它保持了原出土地点与层位，更可采用考古学方法对它们进行分期和断代研究。董作宾著名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即使在次基础上取得的。董作宾在此提出了“贞人集团”的概念，将相互系联的曾在同一时期活动的贞人称为一个集团，并具体举出第一期（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的贞人集团的构成，同时提出“不录贞人的时期”（即第四期）与“王亲卜贞的时期”（第五期较多），从而确定了他的“五期说”。董作宾提出的“五期说”虽有不少需要修正之处，但在很长时间内为研究者们所普遍接受，并且直至今日仍为一些大型的甲骨文著录书所采用。由此可见殷墟甲骨文的发掘和整理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意义尤为重大。它不仅证明了甲骨文的真实性，确立了辨别传世甲骨材料的真伪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因此扩充了先秦历史特别是殷商历史研究的材料。凭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甲骨文，殷商历史发展的时间秩序已越来越清晰无误了，从而为殷商历史的重建提供了坚实的可靠的支撑。而其中最富代表性的著作，便是董作宾耗时12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成并于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该书可谓是一部研究殷周历法和祭祀制度的巨著，书中提出的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干支记日从殷商至今未间断和年终置润的看法，以及殷商人的“五祀统”，即一种用五种祀典轮番祭祀祖先、周而复始的制度等等，至今仍为大多数研究者所首肯。正是由于董作宾的这些努力，甲骨文字的研究发展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甲骨学，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门重要辅助学科。此外，诸如陈垣所编《敦煌劫余录》，劳干所出版的《居延汉简考释》等，也都是史料学派史家在这方面所作的值得一书的业绩。而在陶瓷、金石等其他古器物、古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史料学派也有所作为。总之，史料学派在对考古发现的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可谓倾注全力，贡献不俗。

史料学派在文献史料整理研究方面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对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了。清内阁大库所存明清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为抢救共计8000麻袋、15万斤曾被当作废纸送往造纸店，后又几经转碾的那部分明清档案，曾耗资1.8万元，并专门成立了由傅斯年、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总其事的明清史料编刊会，加以整理和编辑出版。庞大的出版计划虽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完全实现，自1930年至1936年仅整理出版《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编，每编10册，共30册，但仅就其耗费在整理、分类和编写简目上的功夫，便可称得上是3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一件盛事了。[5]眼看就要毁于一旦的资料，正是由于史料学派史家们的努力才免遭厄运，并以其新的面目重新为历史研究服务。史料学派视史料为历史研究之根本的精神，由此可得到最好的诠释。又如对明代各朝实录的校订，也称得上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大工程。整个校订工作以北平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本为底本，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广方言馆本和北京大学所藏明抄本相校之，先后耗时10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对明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民族学、语言学方面，史料学派出于自己的“旨趣”所进行的与历史学关系较为密切的工作，主要是开展以搜集基础和原始资料为主要目的的调查研究。在民族学方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所调查的原始民族，包括广西傜人，湘西苗族，台湾番民，松花江下游的哲赫族，浙江的畲蛮，云南的傣族、倮黑，贵州的仲家，四川的彝族，以及羌、戎等族，搜集和积累了大量有关这些民族的原始资料，为原始文化的研究创造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在语言学方面，对广东、广西、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福州、厦门、苏州等14个地区的方言调查和边疆少数民族方言的采集，积累了可供科学分析的大量语言学资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史料的整理研究方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所编印的一系列出版物起了十分出色的作用。据统计，自1928年至1950年，研究所共编印出版专刊30种，单刊25种，集刊22种，《史料丛书》7种，《中国考古报告集》2种，《人类学集刊》2卷。在“扩张研究的材料”的宗旨下，这些出版物保存和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其范围囊括了地下出土的甲骨、金石、竹木、陶瓷等文字刻辞及实物，地上遗存的古公廨、古庙宇及其他古建筑、古雕塑绘画，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民物、制度及风俗、信仰，各地的方言、方音，以及群经古籍、档案、方志、谱牒、小说、戏曲及宗教典籍等等十分广泛。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来说，不少珍贵的史料因此得到了初步的整理研究，并被保存了下来。

三

史料学派利用集团研究的方式在史料的发掘、整理研究上的成绩不可谓不显著，这些成绩的取得当是其“史学本是史料学”旨趣的充分体现。不过，如果以为史料学派对中国历史学的贡献仅此而已，那就错了。事实上，史料学派在开展对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进而重构“真正的”中国历史方面，亦作出了当时中国史坛堪称一流水平的成就与贡献。史料学派的许多学者们，正是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千方百计的发掘、整理史料基础上，纵横驰骋于中国历史的各个研究领域里，以丰硕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历史学在三四十年代的发展。其中，诸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陈垣的宗教史研究，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李济的考古学研究，赵元任和李方桂的语言学研究，以及劳干的秦汉史研究，岑仲勉的唐史研究，全汉升的中古经济史研究，严耕望的经学研究，王崇武的明史研究，陈述的辽金史研究等等，都以其在各自领域里的特殊建树而享名于当时的中国史坛。即便是傅斯年本人，在这方面也有《性命古训辨证》和《夷夏东西说》这样有相当影响的成果。

史料学派上述堪称一流水平的研究成果，对于重构“真实的”中国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是无须多言的。在此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些成果的取得，同样与史料学派的“旨趣”息息相关。这也就是说，史料学派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这些成果，无不充分体现出“旨趣”的精神，甚至可以说是“旨趣”的产物。关于这一点，前面多次提到的“二陈”已完全证明了。作为史料学派“副舵手”的陈寅恪。当为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的隋唐史研究，包括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元蒙史等领域里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自始至终并极富创造性地追求和奉行的，正是史料学派“旨趣”的最根本的原则：不断地扩充新史料和新工具。概而观之，陈寅恪在史料的扩充方面，一是不断发掘“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据有人统计，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的陈寅恪，在其各种著述中所采用此类史料的文种，包括希腊、拉丁、英、德、法、日、俄和梵文、巴利文、蒙、藏、满、西夏、突厥、兀吾儿、于阗、波斯，共计17种之多。[6] 二是广泛利用中国各种古籍注释。例如《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刘注、郦道元《水经注》、《资治通鉴》胡注等，均是他最经常采用的。三是博采历代类书。例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乃至道藏、佛藏等等，他均无所不用。四是特别重视对古代诗词的利用，而小说、笔记、书籍、墨迹、野乘、地志以及药典、农书等等，也无不一一作为史料被用于史实考证。在“宁繁毋简”的原则下，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在史料的占有和利用上，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篇数千言论文，动辄使用史料四五十种已不是什么希罕的事。无怪乎郭沫若到了50年代还以他为榜样，号召史学界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他。[7] 而在工具的扩充方面，陈寅恪的贡献自然也不小。在细致入微的史实考证中，他不仅继承和发挥了王维国“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用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8] 更富创造性地采用了诗文与史传互证法。其所擅长运用的历史语言比较法和长编考异法，在其考证研究中也常用常新。诚然，陈寅恪治史不以史论见长，然而他在史实考证基础上，对历史所作理解、重构和解释中依然表现出的民族文化色彩是如此强烈。正如他所一贯认为的那样：凡“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系统”，一方面“直接研究其文化来源”，“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9] 难能可贵的是，除此之外，他有时也能涉及“文化理想”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以社会经济的变动来解释诸如王朝的兴衰、军事的强弱等政治现象，以及一些文化生活现象。

以宗教史研究享名史坛的陈垣也是这样。陈垣的宗教史研究在理清纷繁复杂的中国古代宗教现象和过程，揭示各种宗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真相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令人瞩目。然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当与他的历史文献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陈垣正是凭籍着包括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在内的历史文献学的基础，才得以在宗教史、以及元史研究上，达到了空前的学术高度。他的“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元史研究力作《元西域人华化考》，无不因此而以其丰富的史料、精确的考证和透彻的分析驰名史坛。对于治史而言，作为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历史文献学的首要意义，显然是有助于史料的扩充和正确运用，而这正是进行缜密细致的史实考证，进而进行深入透彻的综合分析的基本前提。在史料问题上，陈垣一方面主张“竭泽而渔”，讲求完备；另一方面又力主一手，即“有第一手材料，决不用第二手材料”。因此，陈垣治史在史料上不仅以数量多、种类多、版本多见长，而且向以质量高称著。然而，陈垣最大的特色在于史料的鉴别和运用，精通根寻史源、考订正误之学，使他在理清史源、考辨正误方面的水平显然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步。概括而言，其精髓不外乎是：（1）穷根源，即追寻一事一案的史料来源，直到穷尽为止；（2）别同异，即厘定各史源间的关系；（3）辨正误，判优劣，“同则取其古，异则取其是”；（4）知其人、察其世，即在衡量史料价值时，必须注意史料的出处，考察它出于何人，出自何一朝代。[10] 由此可见，陈垣虽只是史语所的“通讯导师”,然而在重视史料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上，非但毫不逊色于史语所的专职研究人员，而且还有着自己独到的创造和贡献。当然，在秉承史料学派治史“旨趣”上，陈垣决不仅仅囿于史料问题，在追求“工具的扩张”方面也不乏自己的特点。例如，如前所述，陈垣在历史分析研究中所创用的“类例法”，在抗战时期对“有意义”史学的倡导，在“宗教三书”和《通鉴胡注表微》等著述中对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的张扬等等，都无不体现出陈垣在这方面的努力和追求。

曾领史坛一代风骚的“二陈”，其治史之道无疑集中体现了史料学派治史的“旨趣”。其实，史料学派的其他史家何曾不是这样。如董作宾，他之所以能撰成解决殷周王朝的历年，从而奠定上古史基础的《殷历谱》这一巨著，完全是由于他具有对殷墟出土甲骨进行全面整理研究这样的基础。甲骨学也正得益于他的这种贡献，开始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最重要的辅助学科。劳干在秦汉史研究领域里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同样是与他对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分不开的。而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创和奠基者李济在考古学研究上的诸多成果，特别是《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小屯与仰韶》、《殷商陶器初论》、《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的问题》以及《考古学》等研究成果，更是直接凭籍其亲自参与和主持的田野考古所获的大量出土文物而取得的。值得一提的是，李济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始终坚持着严格的科学态度。他要求既要弄清每件材料的真正科学价值，又要弄清它的适用范围；主张必须有科学的假设，但坚决反对让过剩的丰富的想象力将自己引入歧途。正是这种审慎的深得实证研究要领的科学态度，成为李济为之奋斗的中国考古学赖以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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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述，可以看到，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历史学成长时期，史料学派无论在史料的发掘整理还是在对中国历史的实证研究方面，成绩都是十分显著的。然而，其意义恐怕还不在于这些成绩本身。因为就具体成果而言，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毕竟是有限的。如果上升到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那么不难发现，史料学派所取得的这些成绩，表明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学在中国的成长发展，中国历史研究水平的极大提高，并因此促进了历史学向世界历史学研究发展主流的靠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料学派形成本身可以被视为是中国历史学开始成熟并步入成长时期的重要标志。正因为如此，它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研究与发展产生主导性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史料学派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还远不止于三四十年代，甚至深远地影响到中国历史学未来的走向，尽管在现实中这一历程并不那么平坦和一帆风顺。总之，史料学派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在促进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学在中国成长发展上所起的作用，不能因为它似乎不重视理论甚至没有采用更先进的理论而肆意加以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