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兴《开拓人的研究 创立人的学说》

当代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的整个活动领域乃至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人和人的发展以及人的未来成了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之一。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吸引着众多的学者为之潜心研究。可以说，这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一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些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的哲人智者苦苦思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认识自我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早在三千多年前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就出现了“认识你自己”的铭文。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要揭示整个自然界的秘密，那是异想天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著名人文主义者、怀疑论者蒙田就明确地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很重视研究人的问题。孟子认为，有“仁、义、礼、智”四端者谓之人也。他还认为，人的道德品质是上天赋予的，因此人性本来是善的，修身之道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展这些天赋的道德品质。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是因为人有智慧，能认识周围的现象。“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他还断言，人性本是恶的，圣人的职责就在于培养人的善的品质。

在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中，有不少关于人的精辟论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句名言，就是出自古希腊的著名智者普鲁泰古拉之口。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学派的代表芝诺曾撰写过一本《论人的本性》 的著作，尽管这本书已经失传，但我们从公元三世纪的希腊学者第欧根尼• 拉尔修所著的《著名哲学家》一书中，仍可看到它的片语只言。在该书第七卷中指出：“芝诺第一个在他的《论人的本性》 里主张主要的善就是认定去按照自然而生活，这就是按照德性而生活，因为自然引着我们到这上面。”显然，芝诺强调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方面。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的问题的研究数苏格拉底的成就最大。苏格拉底认为，人是一个不断地探索他自身的存在物，是一个能对理性问题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在他看来，人的知识和道德都包含在这种循环的问答活动中。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基本的能力，即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的能力，才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道德的主体。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人的认识比起他的老师米就大为逊色，他认为“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一切人类知识都来源于人类本性的一种基本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人的各种最基本的行为和反应中都表现出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学的问题必须密切结合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考察，而伦理学就是关于人这个社会生物即“政治动物”的道德的学说。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是“政治动物”的著名论点。

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黑暗时期，人成了神的奴仆。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奠基人是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一书中认为，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的全部哲学的一个根本错误倾向是，理性的力量被捧为人的最高力量。他认为，当人一旦被特殊的神明开导之后就会发现：理性本身是一种世界上最成问题、最含混不清的东西。理性根本不可能向人们指出通向真理的道路。因为理性本身的意义就是含糊不清的，而关于理性的来源则笼罩着一片神秘，这种神秘只有依靠基督教的启示才能解决。在这种神学思想的影响下，这个时期中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带上了明显的反理性的色彩。

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思想冲破了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罗网。从这个时代开始，在人的问题的研究上，由于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形成了宇宙中心说和人类中心说两种思想体系。前者认为，自然界高于人，高于人的意志，后者则认为，人在自然界中起着主导作用。

如果说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对人的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直观和内省的水平上，那么，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十七世纪以后，由于实验科学的发展，则以经验的观察和普遍的逻辑原理为依据了。这时比较普遍的看法，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其间也有争论。如达尔文认为：“人和高等动物之间在智力上的差别虽然很大，但这种差别无疑仅是程度上的差别，并非性质上的差别。”他进一步说：“我们已看到，人所引以为自豪的理智和直觉，以及诸如爱好、记忆、关心、好奇、模仿、推理等等各种情绪和官能，都可以在低等动物身上找到，它们以一种萌芽的状态，有时甚至是充分发展的状态出现。就我们将家犬与豺狼对照所看到的，这些官能还能够通过遗传得到某种改良。说某些高级智力，诸如形成总的概念、自我意识等，完全为人所特有，这似乎大成疑问，但即便这种说法能被证实，这些特性也不大可能仅仅是其他高级智能的附带结果，而主要是持续使用某种完善的语言的结果。”显然，在达尔文看来，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同一种动物与另一种动物的区别，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与达尔文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语言和推理力等等是人所特有的，而这是由于人具有理性的结果。洛克在《人类理智论》一书中指出：理智“使人高于其他聪明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具有感觉、记忆和想象的能力，但是“畜生不会抽象”, “它们根本没有抽象的能力”。这种取得“概括观念”的能力，“乃是使人与兽完全有别的能力，也是动物官能决不会获得的一种优点。”洛克关于人与兽在本质上有着根本区别的观点，同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的见解完全一致。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把人的问题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人是那个自然界在其中化有人格有意识、有理性的实体的东西。”不能把人归结为抽象的“自我意识”，人应当是感性的、现实的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因此人能认识客观世界，揭示其中存在的客观规律。

概括地说，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整个学术界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只是一种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完全服从自然界规律的“宇宙微粒”？还是一种在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界、并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自然界的具有能动性的生物？

（二）人是能够认识自身、认识他人、认识世界，并能运用自己的认识成果来征服自然界，掌握自然力？还是不可能洞察世界的奥秘，而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三）人来到尘世的使命是什么？是注定要遭受灾难和痛苦，只能成为“异己”的自然界的奴隶，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和关系的奴隶？还是有能力改造世界，包括驾驭自然界和合理地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以获得自由和幸福？

 (四）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可能、应该是什么？人是否有能力改善自己的道德和精神世界，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善的世界？

二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正确地揭示人的本质、人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自己对人的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他先提出了人的一般本质与存在的矛盾。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一手稿》 一书中，阐述了作为“类的本质”的人的规定性所包含的人的本质的三个因素：一是具有内在矛盾的“本质”，其表现是“自在地”，二是在与人以外的自然关系上的“类”，其表现是“自为地”；三是作为特殊的种的人的历史的存在的“类的本质”。这三个因素既相互联系，又各自发展为特定的形式。后来，他又提出了人的历史存在的规定性，认为在各种异化形式中被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以及在异化形式中获得的特定的社会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特殊的形态，即人变成了商品，一切社会关系变成了商品关系。最后，他进一步从劳动的变换、自由时间的增多以及劳动与政治活动的结合等方面，提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认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劳动日的缩短，从而创造出自由时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1]；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各种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其自身的解体和全新制度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人的问题提出了很多精邃的见解，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一）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物”，人的个性的发展和表现，是受其在具体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所制约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社会关系主要是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正因为这种活动，人才成为其人，也才能组成社会。“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2]

（二）人的发展动力是人所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劝。人在实践中，首先是在劳动中，作用于外部自然，并在改变外部自然的同时改变着“自身的自然”。马克思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3]

（三）人的本质不仅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而且也与正确地认识人的利益，人的愿望、人的才能和人的特性等等有着紧密联系。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4]马克思在论述人的自由与人的个性的关系时还指出：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5]

（四）人的生物特性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是在人所创造、所改变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生物属性是社会属性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反过来，人的社会属性也对人的生物属性产生重大影响。那种以为人已经完全克服了其生物特性的观点，或者把人的社会属性归结为生物属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马克思强调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6]

（五）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是人赖以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因，同时也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人的需要的不断提高，反映着历史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马克思认为这也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8] 。

（六）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曾经指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财富与剩余劳动所具有的狭隘形式即资本形式已被扬弃掉，而直接表现为人类能力的普遍化，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人的自由就是人的自觉的活动，完全符合个人一切合理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的活动。当然，这种活动与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那时，与作为改造者和创造者的人的本质相符合的一切必要条件都已经创造出来，因而使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论断，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和解决人的问题时，是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高度，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理想与以革命地变革世界为目的的哲学紧密结合起来的，因而站得高，看得远，既能深刻地剖析现实的人，也能科学地预见人的未来的发展。

三

迄今为止，经过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各国学者世代不断的努力，虽然在人的问题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不少重大成果，但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人的认识。从总休上看，人对自身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很难摆脱的就是对自身的困惑。如今，人类在宏观上已探索到百忆光年以外的宇宙超级银河系，在微观上已深入到空间线度小于10`7，至10 `8厘米的各种基本粒子领域，并成功地登上月球，发明和应用了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还获得了断肢再植和器官移植的成功，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即认识的能力和实践的能力都是无限的，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但是，也应该看到，至今人对自身的认识还很有限，在生理、心理、思维和行为等领域内还遍布空白，存在着众多的不解之谜。

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因人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对人的探索必然作坚持不懈地努力外，还由于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之下，人类的生活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已影响到人的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根本基础和条件，并由此影响到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人的精神世界。于是，当代科学就面临着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人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和人的未来问题，人的发展和个人的命运问题，人控制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可能性与后果问题，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进步如何适应道德发展的水平问题，劳动性质的变化和人在生产体系中作用的根本变化问题，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如何适应正在变化着的环境问题，人的潜力问题，人的本质发展的“内在界限”问题，人的合理需要问题，以及人的起源问题，人类个体的发展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有机体与个性”的问题），人类发展的社会规律、心理规律和生活规律之间的联系问题，等等，在我们看来，对人的领域内的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将进一步推动科学的发展，也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我们认为，研究人的问题，尽管涉及的方面很多，但人的本质仍然是人的系统这一锁链中的基础环节。可以这样说，许多有关人的问题，都是与人的本质问题休戚相关的。由于人与周围世界的联系错综复杂，这也就决定了人的属性或者说素质具有多样性。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特有的素质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物质结构性的素质，即由人自身的结构所决定的各种素质；二是功能性的素质，即由人的功能所形成的各种素质；三是系统性的素质，即人从属于某个系统而产生的素质。在上述三种人的素质中，最难以揭示的是系统性的素质，因为它是一种整体性的素质，是不能一目了然的，只有通过抽象的方法，借助概念、判断和推理，分析和研究人所属的某些系统，才能予以认识。另外，人的各类素质也是分层次的。例如，人的心理素质就可以区别为第一层次的素质、第二层次的素质和高层次的素质。也就是说，这些素质呈现了金字塔的形式。

人的各类素质及其客观基础，特别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它是从动物世界传给人类的后代的，使人类不可能完全摆脱动物的特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的历史发展理论时也指出：一切人类历史的头一个前提当然便是活的人类个人的存在，从而头一个必须肯定的事实便是这些个人形体的组织以及必然和自然的别的部分的关系。他还指出：人是一个直接的自然的存在物，人是一个物质性的、活的、实在的、有知觉的、客观的存在，充满着自然的活力。现在，学术界一般公认生命组织有四种基本类型，即有机体、人种、生物群落和生物圈。这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多维性和多层次性。因此，我们也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的自然属性。从科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对有机体的研究较多，对人种及生物群落的研究较少，至于对人与生物圈的关系的研究则更少。而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虽然一方面大大增强了人们改造自然界的力量，使开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为新技术革命改变的自然环境也对人们产生了一种消极的反作用，使人们在生物本能上不相适应而影响到未来的发展。这是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存在的固有的规律性。他对人类文明的两大主要贡献，即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前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后者则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认为，所谓社会，不能归结为个人的总和，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的整个系统。对个人来说，社会并不仅仅是某种外部的环境。个人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因而他也就势必包括在社会关系的系统之中。就此而言，应该把人看作社会系统的主要构成成份，看作社会系统素质的载体。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必须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来研究人的社会属性。

所有以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各种形式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伦理学等等，同时也是探讨人的存在的某些方面，探讨人的种系本质的一些特定的方面，因而也是研究人的某些素质，揭示人的本质。还应当指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性，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体现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这就要求我们从种系发展和个体发展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这也充分说明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取决于人所属的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研究人的问题，最基本的就是要揭示人的各类素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当代国际学术界研究人的问题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努力探索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内部活动状况。人的需要体系即对生存、享受和发展等需要方面的本质变化，是人的“内部”变化的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人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形成任何人的需要的客观基础，而且正是这种关系推动着人的各种活动。

我们认为，研究人的问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揭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规律性，从而积极地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众所周知，在新技术革命蓬勃开展和广泛应用新技术革命成果的过程中，人不仅在体力上，而且在心理上，不能与之相适应。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劳动过程中和人们交往过程中纷扰的增加，以及环境污染，人与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人的畸形发展，甚至导致心血管疾病、精神失常、癌症等一系列所谓的“文明病”。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前提和最终目的，是人的主要利益所在。而不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大大提高人的需要，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解决向题的途径决不是限制生产力的发展，更不是实行西方学者提出的“零增长”，而是要预先防止和克服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促使现代生产力服务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当然，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当人们不再为了强制性的需要和外在的目的而被迫工作的时候，人类的自由王国才能真正来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使人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自己本身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

我们认为，人的问题的研究，与当代任何科学的发展一样，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呈现了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开拓了研究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就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言，人是认识的主体；而就人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来说，人又是认识的客体。人作为一个客体，曾经是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生理学、教育学、伦理学和医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而在当代，人的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这样一种新趋势，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许多新的学科。如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年龄生理学和形态学、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人类遗传学和躯体学；在人文科学方面有人类工程学、价值学、启发研究法和性格分析学等等。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以及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的诞生，开辟了运用数学、物理学、化学和技术科学研究人的问题的途径，开辟了人类学的数学化和逆向过程即技术科学和精密科学“人类学化”的途径。

同时，当代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也出现了高度综合的趋势。人和人的未来，尤其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综合的问题向科学提出来的。也就是说，科学对人的问题的研究，除了应研究人的每个个别的方面外，主要的还应研究由这些个别的方面相互有机地联系起来的系统。同时，对这个系统的研究不应在静态中，而必须在动态中、在发展中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科学的哲学起着重要的方法论作用，即履行着“三位一体”的职能。首先，是哲学的整体化、系统化的功能，即哲学能在不同科学的“结合部位”上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研究课题。其次，哲学还履行广义的批判的，即分析的、研究的功能。哲学的这种方法论的职能，与研究认识的途径、逻辑的形式和行动的方式密切相关。第三，在现代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哲学的价值调节即价值观的功能，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价值观来源于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从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可能性的角度来评价一切事物。价值观在认识过程中表现为认识的目的性。强调价值观，就是强调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总之，人们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研究人的问题这一艰巨的任务，仅仅通过一门或者几门专门学科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必须运用综合的方法，通过全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部分技术科学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完成。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则是任何社会体系的主要要素，社会素质的主要载体，社会的主要生产力，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和客体，等等。由此可见，在社会科学中，研究人的问题所涉及的面是极其复杂多样的。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则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一个特殊的生物种类，一个有机体，一个含有内在遗传程序又在一定范围内可发生变异的自然个体，等等。从技术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则是探讨人的控制、传播和管理系统的发展，以及设计模拟人的功能的某些器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对人进行研究，就能进一步揭示人的各类素质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不断加深对人的认识。

至于是否要建立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学这门独立的学科，目前在国外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苏联学术界，围绕这个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阿纳尼耶夫早在1977 年发表的《论现代人类的一些问题》 一书中就指出：“理论的和实践的入学将成为科学发展最主要的中心之一”。但是，反对阿纳尼耶夫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如洛莫夫就认为，要建立一门单独的有关人的学科，至少在目前尚不道宜。这就好比要建立一门单独的有关自然的学科，或一门单独的有关社会的学科，一样的不合适。我国学术界尚未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各个科学领域中已经积累起来的有关人的问题的资料极其丰富，迫切需要加以系统的分析和综合；而且，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人的问题已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在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成了整个科学及其一切分支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而这些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由于边缘科学的诞生，正在趋向于联合成各种综合的理论体系。为此，就迫切需要建立一门单独的、统一的有关人的科学即人学，以推进对人的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曾经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标准将不再是劳动的耗费，即不再是工作时间的数量，而是组成社会的个人的发展。现代科学的实践也表明，人对外部世界的掌握，越来越依赖于对自身的掌握。因此开拓人的研究，创建人的学说，对于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外学术界从本世纪五十年代起，就非常重视人的问题研究，其中苏联学术界，近几年来更是把人的问题作为重大的研究课题。但我国在建国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一直不够重视，甚至进行粗暴的压制，以致在这个领域中仍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我们必须奋起直追，广泛地组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和技术科学工作者共同合作研究人的问题，不断把人的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逐步建立起人学这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以深刻地揭示人的发展的规律，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