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社会历史发展的形式无限多样，其间有没有统一性？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经历着非常独特的命运。它们的发展有无共同之处？这一问题不可能从经验认识水平上来解决。经验认识无法把握堆积如山的历史事实，正如列宁所说，即使有七十个马克思，也把握不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列宁全集》卷14页343）。无论怎样敏锐的经验观察，无论怎样精确的史料考证，都只能得出各种复杂多样的历史事实及其表面联系，而无法把历史再现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因此和容易得出不同地区，如东西方历史发展过程根本不同的表象。如同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光速不能从感性上而只能从思维上来把握一样，历史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也不能从经验认识水平上，而只能从理论认识的高度来理解。
然而，并不是任何历史理论都能正确地回答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客观唯心主义者企图把历史说成是按照神的计划发展的，或者象黑格尔那样，把多样的历史过程统一在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上。主观唯心主义者从人们的思想动机中去寻找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有的历史理论则把经验事实绝对化，如新康德主义者认为历史是不重复的个别事件的总和。多元论者（如实证主义）强调一切历史因素具有同等意义，没有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原始因素和派生因素之分。
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从理论上科学的阐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唯物史观根据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这一基本原理，确定了客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人们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从而指出了“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列宁全集》卷21页39）
（一）
那末，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在纵的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态是决定各个时代的政治历史和精神历史的基础。
唯物史观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基本事实出发：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能够生活，能够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历史活动。因此，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每日每时都必须进行的基本历史实践。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力相适应，人们之间必然发展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最基本最原始的关系。这种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社会经济形态，由此决定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例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的生活习惯，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思想，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如此等。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着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页8至9）这段名言，深刻的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它告诉我们，人类的全部历史活动，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历史运动的一切形式（自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则包括阶级斗争的一切形式，直至社会革命），归根到底都建立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形态的基础上，都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马克思曾经根据法律一词最初来源于农业生产指出：“由此可以断定，在农业术语和政治术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最初的社会规章必然是同当时生产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全集》卷36页297）。这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中探索上层建筑现象的起源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总而言之，一定时代的政治史、军事史、法律史、思想史等等，都必须到决定这一时代基本面貌的经济史中去寻找根源，这就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的第一个含义。
其次，从横的方面来看，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表现为，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甚至距离非常遥远的民族和国家，只要具有本质上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就会具有本质上相同的政治上层建筑和历史发展规律性。
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历史上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但是它揭示了比这种传播和扩散更加深刻得多的历史发展统一性的基础，这就是从社会的经济结构上去寻找世界上截然不同的地区具有本质上相同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因。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的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列宁全集》卷1页120）。这就是说，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结构，是各国历史发展的重复性和常规性的客观基础。无论是同一时期的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还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只要具有本质上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就会有本质上相同的社会制度、阶级结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就会有本质上相同的历史规律起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的另一个深刻的表现，正因如此，从十九世纪北美印地安人的血族团体中，可以找到解决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未解决的重要哑谜的钥匙；而根据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妨碍得出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社会发展规律。
第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还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依次更替的自然历史过程。
人类社会不是一个坚实的晶体，而是一个充满内部矛盾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的活的机体。这种社会机体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中是按性质不同的特殊方式和方法结合起来的，从而把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每一个经济时期都是处在一定历史发展的阶段上的、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具有其本身的规律，也就是调节一定社会机体产生、存在、发展、死亡以及由另一更高级的社会机体代替的特殊历史规律。恩格斯指出，有机界的过程“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的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相反的，在社会的历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的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的同样的状态下发生的。（《全集》卷20页97）因此，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社会制度必然从前一种社会制度中产生出来。迄今为止，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先后经历了和经历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五种社会经济形态。
这里必然涉及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的一个特殊问题，即“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全集》卷13页9）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介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甚至和上述各种经济社会形态并列的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必须指出，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之一，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显然是指土地公有的原始公社。1853年，马克思根据印度历史上存在过村社制度的事实，得出了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全集》卷28页256）的结论。1857至1858年，马克思明确指出，“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赛尔特人等等）”（《全集》卷12页738），“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 （《全集》卷46页412）。马克思还指出，印度提供可人类历史上原始经济共同体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典型，“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集体的结果”。(同上)可见，作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个时代，“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可能是处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或者处在两者之外的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
不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是不够精确的。首先，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概念比较，它给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社会，加上了不必要的地区限制。其次，在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时，马克思在不少场合下没有把原始公社同在亚洲阶级社会历史上长期起着重大作用的原始公社残存明显区分开来，这也许是引起种种歧义的一个原因。
但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的意义上，“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是对亚洲、而且是对人类普遍存在的原始状态的一种概括。理由是：第一，马克思在上述意义上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时，并没有专指亚洲或者印度的原始公社制度，而且也包括墨西哥、秘鲁、古代克尔特人等，即存在过这种生产方式的一切地区的历史（《全集》卷46页474）第二、在欧洲历史上同样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的事实被揭示出来以后，马克思在很长时期内认为它起源于印度。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公社的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尔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全集》卷13页22）随着德国历史学家毛勒详尽地研究了德国中世纪的日尔曼公社，论证了私有制是后来才有的，随着对斯拉夫公社所有制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在1868年明确认为，“我提出的欧洲各地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这个观点在这里再次得到了证实” （《全集》卷32页43）。1870年，马克思在论述公社所有制时更明确的指出：“正象我在我的著作中多次提出的那样，它（公社所有制——引者）起源于印度，因而在欧洲各文明国家发展的初期都可以看到。俄国公社所有制的特殊斯拉夫的（不是蒙古的）形态（它也可以在非俄罗斯的南方斯拉夫人中看到）甚至最象经过相应改变的，印度公社所有制的古代德意志的变种。” （《全集》卷32页637）。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形式最早起源于印度，而欧洲历史上的公社所有制来自印度，是“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即印度公社所有制的欧洲变种。由此可见，“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对人类原始历史阶段的最初的科学概括。
随着摩尔根发现的全新的科学事实，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原始阶段的观点发生了重大改变。1877年，摩尔根在划时代的著作《古代社会》中揭露了原始共产主义的内部秘密，引起了历史观的巨大革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树立起崭新的观点，因为他通过史前史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全集》卷36页144）这就使马克思有充分理由不再把原始公社制度概括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再强调它起源于亚洲或印度。1881年，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农村公社是从较早的古代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它是自生的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亚洲现成地输入的东西” （《全集》卷19页433-434）他曾经准备根据摩尔根提供的事实重新研究人类的原始史。这一没有来得及进行的工作后来由恩格斯完成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出发，全面阐明了原始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向阶级社会转变的必然规律性。1890年，恩格斯在说明对人类的原始状态的认识过程时指出：“在1847年的时候，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日尔曼部落的历史发展所由起源的社会基础，从而逐渐搞清楚，土地公有的村社乃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状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在部落中的地位。才把这个原始共产社会典型的内部结构弄明白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抗的阶级。（《全集》卷4页466）这样，随着新的科学事实的发现，特别是摩尔根的伟大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作出了更加准确的科学概括，即把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原始历史阶段概括为比“亚细亚生产方式”更加科学的概念——原始社会或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更加深刻地阐明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
（二）
当说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时,决不能忘记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而且统一性即寓于多样性中。只有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辨证关系，才能认识丰富多彩的历史实际。
社会历史现象的大千世界如恒河沙数，具体历史发展的形式无限复杂多样。人们当然不可能通过罗列全部堆积如山的历史事实，来认识这种多样性。唯物史观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经验事实，而仅仅提供了揭示历史多样性的唯一科学方法。
唯物史观认为，不管具体历史现象多么复杂纷繁，它们之间归根到底存在着直接和间接的、内部和外部的、主要的和次要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联系，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和过渡到另一种历史现象，都是由大量历史联系决定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内部规律。在人类历史上起作用的规律本身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适用于一切历史时代，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规律：有的适用于几个社会制度的历史，如阶级斗争的规律：有的只在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起作用，如剩余价值的规律：有的仅仅在一种社会制度的一定历史阶段起作用，如自由竞争和垄断规律：有的只在历史上的过渡时期起作用，如社会革命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及其过渡的规律：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规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有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规律，如小生产者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战斗者，而在革命胜利后是主要受害者的规律，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有适用于历史现象的某一领域的规律，如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如此等等。这些规律具有一定的层次，其中有些是基本的、主要的；有些是派生的、次要的。前者支配着其他规律的地位和作用；后者一旦从决定它们的基本规律中派生出来以后，就会对环境，对派生出它们的历史规律发生相反作用。所有这些规律在具体历史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交错、互相促进、互相冲突、互相抵消，造成了历史运动的统一过程和历史运动具体形式的多样性，造成了总的历史联系和具体历史的曲折性。
因此，只有把具体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归结为一定层次、一定的类型，揭示这些层次和类型的客观联系和规律性，才能认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贯穿于其中的统一性。例如，当我们把全部社会历史现象归结为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三个层次时，那就一眼可以看出，其中每一个层次都有各种不同的联系，都有不同的活动规律，因而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本身就是多样的。
首先，每一个社会经济结构都存在于多样的具体形式之中， 这些形式不仅在不同国家各不相同，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也各不相同。同样的奴隶主制度和封建制度，在东方和西方历史上有着重大的差别。同样的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不同于英国，英国不同于法国，法国不同于俄国和德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的差别。”（《全集》卷25页892）这是同一经济基础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的例证。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这是同一经济基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多样性的例证。
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情况同样如此。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全集》卷37页461）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了上层建筑形式的多样性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的影响。例如，国家权利在历史上可以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或者相反方向起作用；也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一方向走，而推动它向另一方向走。而历史上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人们之间的斗争，他们的力量对比和不同的积极性，这种斗争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必然会加强或者削弱历史发展的这种和那种趋势，加强或者削弱历史发展的这种和那种趋势，从而造成不同的历史结局。
在这里，还有指出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对历史多样性的影响。例如，不同的自然条件（气候、土壤的肥沃）曾度，曾经严重影响过人类早期不同种族和不同地区阶级分化的速度，而不同的地理基础造成了同一种生产方式具有完全不同的生产部门（农业民族、游牧民族等）同样，在历史上，外来影响和入侵曾经严重影响过许多大小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历史发展的形式。近代英国资本主义纺织工业的兴起，在美国造成了大种植场的奴隶主经济，在印度剿灭了传统的手工纺织业，而在澳大利亚变成了规模巨大的牧场。
特别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所有上述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历史因素、历史规律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中的作用是不平衡的。从而造成了人类发展过程固有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必然会影响历史发展的多样性，
历史多样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具体历史过程的非共时性。具体历史发展过程永远是不平衡的。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国家或地区，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诸因素不可能平衡地、准时地、同步地以平均速度向前发展，而是以不同的历史速度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着。当东西经历着文明社会的光辉日出时，东方却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历史发展非共时性在空间的展开，必然是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甚至一国范围内的同时共存，从而造成同一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多样性。
由此而来的是，任何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具体历史上都不可能只存在着一种纯粹的社会制度。列宁指出，“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搀杂期间。（《列宁全集》卷21页212）。这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历史时期。任何国家的一定历史时期除了决定这一时期面貌和社会性质的基本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外，无不掺杂着各种次要的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和意识形态。例如，在封建社会早期历史上，保存着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的各种残存；而在封建社会末期，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一起，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如手工工场以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等等。这种情况对于历史科学特别重要。因为只有确定了一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才能准确地进行历史分期，确定该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把历史上的一种社会制度同另一种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只有确定了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并存的因素，主要是以前历史时期的遗留、残片、影响、还是未来新社会制度的因素，才能确定这种社会制度正处在上升时期还是没落时期。
历史上各种社会一度同时共存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一种社会制度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多样的政治上层建筑，存在着为各种不同的历史结局而斗争的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因此，过渡时期的历史发展形式、包括革命的形式特别多样，历史发展的道路特别曲折。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过渡时期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历史实际实现从一种社会制度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飞跃的。
在这种历史上的过渡时代，社会制度更替的形式和顺序决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丰富多样的。列宁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按着总规律进行的，这不仅丝毫不排斥在形式或顺序上有所不同的个别发展阶段，反而预定了要有这样的发展阶段” （《列宁全集》卷33页432）这尤其适用于历史上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过渡时代。例如，许多民族的具体历史远不是按照世界史范围内社会制度更替的次序和逻辑发展的，日尔曼部落的原始公社制度几乎同时孕育了奴隶制和封建制因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没有发展为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美洲和非洲的许多民族没有经历封建社会时期。甚至没有经历奴隶社会时期而直接沦为资本主义殖民奴役的对象。在近代，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在英国和法国是通过革命进行的，在美国是通过独立战争进行的，而在德国、俄国是和日本则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出现过短暂的共和国时期，最后作为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巩固了下来；德国和日本没有经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美国则从来不存在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在现代，一些国家（如中国）没有经过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飞跃，这些情况说明了过渡时期历史发展形式顺序和阶段的多样性。它们虽然不符合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严格次序，但决没有破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民族越过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是在世界上，特别周围国家已经存在着代表历史方向的先进社会制度或因素的条件下实现的，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超越现存社会制度而进入世界上任何地方还不存在的先进社会制度。这就是说，一国之具体历史发展所以能够以跳跃的形式前进，正是以世界范围内历史发展按照社会制度更替的严格次序进行为条件的。
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决定了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速度，因而能够时而跑到其他民族的前面，时而退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人类历史的发展速度总的说来在不断加快 但决不是以平均加速度向前发展的。各国历史上既有相对顺利的发展，也有长期停滞或类似减速运动的暂时倒退，又有突然的加速发展甚至历史的飞跃。不同历史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并存，而在一国历史上则交替出现。当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变得相对缓慢或陷于停滞状态时，另一些国家则会迅速赶到前面去。一个民族在长期停滞之后，由于孕育了新的社会因素和新的社会力量，能够突然爆发出强大的活力。“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全集》卷39页149）无论是大国或小国，都可能成为开创人类历史新阶段的先行者，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资本主义在荷兰首先发展起来，把这个蕞尔小国一度推上了世界首要地位。许多亚非国家在古代世界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后来却陷入长期停滞状态而暂时黯然失色，今天，它们又进入了伟大的民族复兴时代。中国在古代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在封建时代仍然是文明大国，只是在近代落伍了。到了现代，又出现了飞跃的发展，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再次站到了进步人类的前列。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永远走在人类前头的先进民族或国家，也没有永远落在其他国家后头的落后民族或落后国家。
最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还表现为历史运动的内容和形式的辨证关系。如上所述，同样的历史内容（如经济基础）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样，同一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具体原因。例如，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原因，西欧各国就不同于中国。在欧洲中世纪，城市是手工业和农业分离过程的典型表现，因而城市有较大的独立性，比较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长期以来没有打破农民经济内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手工业同农业分离而集中到城市的过程非常缓慢，城市历来是封建统治中心，城市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地租的转化形态，而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发展，不同时期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中世纪早期，城市随着手工业开始和农业分离而出现；九到十二世纪，西欧城市的发展是这种分离的典型表现；到了中世纪晚期，西欧城市已经是在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发展了。
近代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发展也是这样，一般来说，采用机器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可以说是一个历史规律。但各个时期各个国家使用机器的具体原因是多样的。1825年前，采用机器的原因是需求走在生产的前头；1825年爆发了第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此以后，使用机器在英国决定于企业主同工人的阶级斗争；在法国决定于国际竞争，特别是英国的竞争；在美国除了国际上的竞争之外，还要加上缺乏劳动力这一因素。
相同的历史现象不仅具有不同的具体原因，而且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新瓶可以装陈酒，旧瓶也可以装新酒。近代俄国同一种地主经济形式，内容上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半农奴制（工役制）经营方式之分。同一个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过程，既可以是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也可以是到外地临时当雇工的农民阶层的形成过程。欧亚历史上普遍存在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残存。它在西欧各国封建制度下为公社成员内部的财产分化提供了比较广阔的余地，而在亚洲则严重阻碍着这种财产分化。同样的封建国家，在欧洲是封建割据，在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欧洲各国的农奴制经济结构及其上层建筑为封建社会在比较短的历史内充分发展，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比较早的萌芽和相对迅速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在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及其上层建筑却造成了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但是，这里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些重要方面。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其他任何封建国家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并不是绝对的，不仅两千年始终在发展着，有些时期（如秦汉和隋唐时期）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还超过了欧洲；而且同全国范围内相对的停滞性一起，在不同地区有相对迅速的发展，如我国南方封建经济的发展速度，在魏晋以后就超过了北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在广度上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其他各国。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中华民族的众多成员先后从原始社会或努力社会早期阶段进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发达的封建社会时期，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飞跃。世界上没有别的封建国家能够象中国封建社会时期那样，在如此辽阔广大的领土上把如此众多的民族和部落凝聚为以汉族为主干的中华民族，凝聚为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国。这当然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发展。中华民族的这种伟大的凝聚力，中国人们在封建社会时期创造的绚丽多彩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在数千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锻炼而成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使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虽然长期停滞但是毕竟充满了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内容。这一伟大的历史财富，为近代现代中国人民空前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在化建设，奠定了深厚的，坚不可摧的历史基础。
上面我们仅仅分析了历史多样性的具体表现，而决没有穷尽历史实际的无限多样性的全部内容，因为具体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彩、更生动活泼，更‘巧妙’” （《列宁全集》卷31页77）
(三)
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只有正确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才能认识历史科学和唯物史观的区别，认识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
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都是以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但前者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后者研究的则是时间和空间上严格限定的具体社会的具体历史。两者无疑具有共同性，但研究的角度不同，不能互相代替。
唯物史观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最基本的规律。如同在研究商品的价值时抽掉了具体劳动的多样形式，而把劳动看作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一样；唯物史观也是从科学抽象高度上来研究每一种社会制度及其更替的，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抽象掉一种社会制度在具体历史阶段、具体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中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和曲折性，而把每一种社会制度看作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带杂质的纯粹形态。这就是说，唯物史观使用的是逻辑的研究方式，它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要求以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来反映历史进程。“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经过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全集》卷13页532）唯物史观充分估计到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指出了研究这种多样性的正确可靠的途径，但它的任务并不是说明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多种多样的具体历史。当然，唯物史观需要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资本论》逼真的描绘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但这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来描绘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才说道：“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阁下的事情” （《全集》卷23页8）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在这里的任务是从“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来揭示各国历史现象中巩固的、同一的、静止的东西，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指出：“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 （《全集》卷25页181）这种总的趋势，这种平均情况，是对历史实际中基本的普遍的东西的科学描述，是对历史实际的科学的、正确的理想化，但决不等于历史实际。资本主义理论假定工人取得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地租理论假定全部农业人口完全分化、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它的现实。
历史科学则不同，它的任务并不是从逻辑抽象的角度上论述和概括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研究各国历史实际，描述和说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历史发展中多样曲折的具体实现，揭示仅仅在一定时期、一定国家中起作用的特殊历史规律。这就是说，历史科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具体国家的具体历史，它不容许抽掉各种干扰因素而从纯粹形态上来研究这种历史，而必须循着一定民族、国家和地区实际的历史演变过程的曲折道路，来揭示客观历史规律怎样贯穿在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实际历史过程中，揭示每一种社会制度在各国具体历史上怎样在各种细节和偶然因素干扰下形成千姿百态的变种。历史科学必须研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特色，它们的多样的特殊品格，回答一个国家的历史为什么恰恰是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不等于历史科学，也不能代替历史科学。唯物史观是整个社会科学，包括历史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是“研究历史的指南” （《全集》卷37页410），是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而不是据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现成公式。而历史科学的任务不仅是为唯物史观提供各种历史例证，更不是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贴到历史实际上去。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在坚持历史统一性的基础上研究复杂多样的历史实际的科学，是在坚持历史按总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来研究曲折的、生动活泼的实际历史过程的科学。否定唯物史观的指导，否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历史就会变成一大堆没有规律的僵死事件的堆积：否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就会陷入赤裸裸的抽象而失掉丰富多彩的历史特色，使历史简单化、刻板化、公式化。以往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倾向，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唯物史观对于历史科学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那么，历史科学为唯物史观提供了可靠的事实基础。唯物史观是对历史实际的理论概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必须根据新的历史事实不断丰富和发展。因此，历史科学对历史实际研究得愈深刻，愈全面，它所发现的新的历史事实及其联系愈丰富，就不仅能使唯物史观得到牢靠的事实根据，而且能够使唯物史观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摩尔根的伟大发现不仅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的学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马克思以来，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日益丰富多样的新的历史事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仅越来越得到了新的证明，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当然，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全集》卷13页527）为了解决这一任务不仅必须加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不断挖掘新的历史资料，而且必须不断革新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创造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统一而多样的历史过程，既需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也需要有多种多样的具体研究方法，这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也是最后一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迫切的实践意义。社会实践并不是脱离历史的基础进行的。在昨天和今天，今天和明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历史联系，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全集》卷3页51）因此，为了科学地、正确地解决社会实践的任务，不仅必须认识到实践的现实条件，而且必须研究社会实践的历史条件。
在这里，认识历史科学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具有特殊的意义。无产阶级机器政党要赢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为此，就必须深刻地把握住本国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和世界历史总过程的统一性，必须深刻地把握本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具体特点。任何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当前应当解决些什么任务。将来应当解决些什么任务，都取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指出：“问题本身并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全集》卷23页8）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必须从本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规律性上去确定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前途，从而确定革命实践的根本任务。同样，正如列宁指出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列宁全集》卷23页65-66）这就是说，必须从一国历史发展多种多样的具体特点中，去寻找实现革命任务的具体方法、具体形式和具体速度。由此可见，深刻地揭示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必要条件。中国革命就是在经过多次反复曲折而找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和具体特点之后，才成功的实现了这种结合、赢得了最后胜利的。
当前，我国面临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面临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的重大课题。这同样迫切地需要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上、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规律和具体特点上，去寻找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走法、具体形式和合理的速度。“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页371）中国的实际当然包括中国的历史实际；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必然包含着中国的历史特色，必然要保存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一切珍贵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一切独特的精华，并加以发扬光大。如何做到这一点，正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历史科学提出的一项迫切而光荣的根本任务。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历史科学不仅是一门关于历史的科学，而且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一门应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