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叙事是具有建构主义性质的认知结构，被视为根据现实需要来解释过去的经历。在特定政治语境下，历史叙事在集体记忆与对外政策行为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决策者利用记忆共同体成员熟悉的叙事主题与叙事模板，为其提出的政策主张及外交行为提供合法性和动员力。这些历史叙事不仅应被理解为对过去的叙事，也应被理解为对未来的叙事。本文以俄乌冲突引发的叙事争议为例，重点探讨历史叙事在俄乌两国对外政策行为中的运用逻辑，并展现围绕同一个议题的不同叙事如何成为俄乌双方进行宣传和鼓动的工具，如何作为对外政策行为的托词而成为争议的焦点。俄乌冲突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体现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对抗，同时也是俄乌两国对历史的不同诠释以及对各自历史观的重塑，导致两国在涉及地缘利益与安全困境、认同构建与身份重塑的记忆中形成了明显的叙事偏差，从而形成了当下俄乌冲突无法告停的症结。2014年后俄乌领导人之间的深刻分歧反映了不同记忆共同体及其各自运用的叙事工具之间的巨大差异，与其说这是对历史问题的立场，毋宁说是对当下现实政治问题的立场。对历史叙事作用机制的分析、对历史叙事与对外政策之关系的探讨可为同类型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多思路。
【关键词】历史叙事 集体记忆 对外政策 俄乌冲突
【作者简介】张严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信息】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问题、治理路径及中国应对研究”（23CGJ021）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信息】张严峻：《历史叙事在国家对外政策行为中的运用逻辑——以俄乌冲突引发的叙事争议为例》，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4年第3期，第117-138页。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前夕，普京在近一小时的电视讲话中从历史层面详述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此次讲话不是俄罗斯领导人第一次以历史叙事为抓手，为其对外政策行为提供话语层面的合法性来源。不少人将俄罗斯对西方极富攻击性的挑衅行为归因于普京的“个人秀”，但这显然不是俄罗斯推行对外政策的根本驱动力。不难发现，历史叙事作为一种介质，为决策者解释现实冲突情境提供了一个“可供使用的过去”。
叙事是具有建构主义性质的认知结构，是根据现实需要来解释过去的经历，对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理论与实践有构成性作用。本文聚焦历史叙事在国家对外政策行为中的运用逻辑，重点探讨历史叙事如何通过话语层面的呈现对国家对外政策行为产生影响。本文认为，在特定语境下，决策者通过重组该国的历史经历，将各种历史事件在特定的叙事框架中进行排序和相互连接，继而将关于过去的记忆投射到现实中，为对外政策及实践提供合法性支撑。通过历史叙事结构的重组，观念层面的集体记忆与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之间发生因果联系。这些历史叙事不仅应被理解为对过去的叙事，也应被理解为对未来的叙事，而决策者所创造的历史叙事逻辑正是他们所设想的民族-国家命运的写照。
一 从国际政治视角理解“历史叙事”
（一）从“叙事”到“历史叙事”
叙事就是叙述故事，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叙事是创造意义的过程。孤立的事件本身并不产生意义，必须通过叙事将各种相关事件联系起来，形成先后顺序和因果关联。从认识论角度看，叙事是人们对所经历事件的个人或集体的主观认知，叙事者将各个事件或事件中的各元素编排起来，赋予他们自身及其所处的世界以特定的意义。叙事就是对故事情节的组织过程，涉及对过去事件的重构、叙事的流畅度和情节的可用性。因此叙事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回忆，而是基于现实需要对过去的“无序”经历进行“有序”的重建。
由于叙事的建构主义性质，个体或施动者在创造和转变叙事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叙事者不仅讲述过去经历，还讲述如何设想未来，包括如何设想自身与他者的关系。叙事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取决于叙事者的刻画方式，叙事者在道德上的好恶评判决定了叙事的价值。叙事通常取决于叙述者如何回忆和叙述其周围发生的事情，因此叙事不一定存在真实或虚假的区分，而故事的可信度在于其提供了行动与结果之间令人信服的联系。由于叙事可以被用来证明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其对于“正确”的理解，因此就能用来动员和说服其他人。叙事可以在一个特定群体的成员之间建立联系，加强其情感联络，但与任何文化工具一样，叙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狭隘观察视角和有限信息处理的影响。因此，叙事的构建需要有条件地选择某些事件、人物和观点，这意味着其他观点会被掩盖或边缘化，而这些被忽略的信息可能存在于另一套叙事系统中。
历史叙事是将历史事件进行筛选、排列、重组后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呈现出的叙述。历史叙事是保存和传承记忆的有效方式，个人通过叙事可感受到与历史中的事件、人物的强烈关联及共同特质。由于叙事有构建意义的特性，因此历史叙事可以通过建构政治行为的意义塑造人们对一国政策立场的认知和态度，也可以建构一个行为体的身份认同，从而影响其观察现实政治的立场以及行为方式。个人或政治行为体通过操纵叙事话语对历史事件作出阐释，并将这种阐释传达给大众，使其以特定的方式和逻辑去思考。为了让自己的政治主张获得大众的支持，政治精英习惯于从集体记忆中择选历史素材，转化为政治
加以利用。一旦某种经加工的历史叙事被相当数量的大众接受，这种叙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具备了权威性，因此占据主流意识或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代表掌权者权力意志的故事。在不同历史和社会语境下，某些似乎已明确的历史事实也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叙事解读：1654年哥萨克和沙皇签署《佩列亚斯拉夫条约》，在俄罗斯人的叙事中标志着俄乌历史的再度统一，而在乌克兰人的叙事中则代表着俄罗斯对乌克兰吞并和殖民的开始。决策者不仅会根据其实际需要讲述过去发生的事情，还会讲述他们理解及设计的未来，因此历史叙事同样包含了对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期望。只有理解决策者作出的政策选择背后的叙事，才能理解一个国家的行为。
（二）国际政治研究的“叙事转向”
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逐渐将“叙事”概念纳入各自研究领域。历史学关注历史文本的叙事性分析，聚焦叙事与历史解释、叙事与历史中的结构、规律、意义等宏大主题的关系。社会学则将叙事作为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叙事分析推动社会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叙事与政治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叙事影响人们观察、理解、阐释政治现实的方式，国际政治事实必须通过叙事加工才能产生意义。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叙事已被纳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
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罗伯茨率先提出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叙事转向”，指出历史叙事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概念化构建具有启示性意义。此后，国际政治研究的“叙事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一是对叙事文本、结构进行分析，探究叙事本身如何产生权力；二是探究叙事发挥作用的机制，叙事不仅是对故事的简单叙述，还是叙事者自己或其所处的集体经历的事件，可以为其行动提供特定的框架和规则。近年来国际关系学者对历史叙事的关注日益增多，鼓励运用叙事分析方法对政治现象进行研究，尤其关注叙事与身份认同、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分析的内在关联。
身份叙事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机制是研究者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身份叙事影响对外政策的形成和演进，“我—他”身份叙事的构建对国家间关系发展走向具有特殊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提出的身份、行动和对外政策的叙事理论为对外政策演进分析提供了新的诠释路径。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种族、民族、宗教的认同都建立在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叙事界定了共同体的成员及其共享记忆。美国学者汪铮主要就历史叙事建构下的集体认同与对外政策之间的潜在联系进行了理论探讨。
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历史叙事如何被决策者作为解释其政治主张及外交行为的工具。贝伦斯科特认为，民族国家可概念化为一个由集体叙事构成的时空体，政治在连接过去与未来、域内与域外的时空中起到了连贯叙事的作用。克列布斯关注叙事的动态变化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叙事如何将历史经验的成败与当前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编排成一个连贯的叙事系统。汪铮认为，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忽视了观念（包括历史记忆、文化、思想和其他观念因素）对政策行为者、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作用，实际上政治家会利用主动构建历史叙事来引导记忆共同体的塑造，进而引导这一共同体成员形成对国内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共识。一些学者关注历史叙事在社会和大众层面形成共同记忆以及共识表达的过程，教科书常常被视为“推进一种特定的叙事体系，并使一种既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合法化”的意识形态工具。
二 分析框架：历史叙事的作用机制
历史叙事发挥作用的关键是在政治精英的外交决策与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之间建立某种因果联系。政治精英之所以能作出决策，源于长期以来印刻在其文化基因中的集体叙事“密码”，这是他们作为某一记忆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知在其思维中的体现。决策者往往借助一种约定俗成的叙事主题及与之配套的具有普适性的叙事模板，将历史事件抓取并整合进一个熟悉的情节构想中，这一过程引导共同体成员将过去的习惯性记忆引入当下的冲突情境，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实经历，从而为对外政策行为提供合法性支撑。
（一）集体记忆与对外政策行为的因果关系
本文认为，历史叙事作用于对外政策行为的过程，就是把观念层面的记忆、认同等因素嵌入到特定的规则和规范中，从而对外交决策产生指导或动员作用，使其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这层意义上，历史叙事充当了集体记忆与对外政策行为之间发生联系的中介工具。基欧汉重点探讨了观念层面的因素如何作用于政策行为的研究体系。我们可以通过集体记忆与对外政策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来理解历史叙事发挥作用的路径。
第一，集体记忆影响决策过程。决策者对现实状况作出某种判断和解读，是他们作为记忆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知在思维中的体现。在缺乏某种决策的标准或原则的情况下，决策者往往会从共有的文化、宗教、民族记忆中寻求解法。2022年普京在纪念彼得一世诞辰350周年之际重提历史遗产的传承意义，以“俄国并非侵略瑞典，而是收复并巩固了自己的领土”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以鼓励俄罗斯人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承担起历史使命，这正是俄罗斯人基于“抵御外部入侵”的集体记忆所作出的条件反射。特定的历史记忆能引导决策者决定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帮助他们选择最佳方案，同时回避其他替代性方案。乌克兰在历史上长期受制于“小俄罗斯”的身份记忆，一直希望完全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因此奉行亲欧政策以及加入欧盟就成了乌克兰领导人的优选方案，而与俄罗斯保持“表面的和平”已不再是基辅的可能选项。
第二，集体记忆为对外政策提供动员力。叙事可以引发行动或为行动辩护。叙事者利用集体记忆激发受众在认知和情感上的共鸣，使受众体会到自己身处一个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共同体，并说服大众为其提出的政策主张提供助力，尤其是道德或原则上的支持。近年来，乌克兰领导人借助乌克兰大饥荒等悲剧事件博取国际舆论同情，为其谋求加入欧盟提供道德上的支持。一些叙事可能并不符合事实，甚至不符合既有的道德规范，但却能激发受众的共鸣，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得益于叙事者对集体记忆中“有效部分”的转化和利用。最常见的“有效部分”就是群体历史经验中的“苦难记忆”，当不断强调一个群体正在遭遇外部威胁、危机、冲突等特定情境时，人们会习惯性地想起这种记忆，并通过改造这种记忆来强化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共识。人们习惯于从苦难经历中获取自尊自强的动力，因此集体记忆可以为一个群体提供自我崇拜的信念，并引导共同体成员从以“我”为主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每个成员得以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和价值，继而产生对共同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领导人在演讲中多次引用俄罗斯面对强敌自卫反击的历史先例，以此激发俄罗斯人自尊自强的信念，从而使整个俄罗斯社会获得团结的动力。
第三，集体记忆增强政权的合法性。新政权及其领导人重塑集体记忆以增进自身利益，强调自身合法性，同时否定旧政权或其他政府的合法性。苏联解体初期，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通过出版新的历史教科书、推倒或重建历史人物纪念碑、设立新的纪念日等塑造新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与已崩塌的旧政权“告别”。集体记忆使受众在区分“自我”与“他者”中生发出共属一体的想象，既能感受先辈的荣光或屈辱，也能体会“他者”给所在共同体带来的增益或创伤。政治精英擅长利用本民族的苦难记忆创造一种主流的纪念性叙事，强调本群体的共同历史和命运，并以此证明针对“他者”尤其是敌对方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在历史重塑上尤其突出乌克兰民族遭受沙俄、苏联政权压迫的苦难史，将这一记忆作为重建乌克兰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近年来，乌克兰亲欧政权对“苦难记忆”叙事的强化达到顶峰，针对俄罗斯人的一切仇视行径都被视为维护乌克兰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正当、合法行为。
（二）历史叙事的作用机制：主题、模板与应用
历史叙事作用于对外政策的机制，是通过将集体记忆的情绪投射在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上。那么历史叙事如何实现从集体记忆到对外政策这一因果路径？需要借助哪些叙事工具？这些叙事被置于怎样的叙事结构中发挥作用？
波尔金霍恩提出“叙述—共同要素—叙述”的定性研究分析方法，研究者对定性数据的分析首先以确定“主题”为前提，“主题”通常是从收集的大量数据中归纳出来的具备共同性的要素，再以具体案例或数据来验证。本文提出的历史叙事作用机制参考了波尔金霍恩的思路：决策者借助集体记忆中的某种共同认知，通过选择特定的历史经历和素材，将其按照一定秩序置于特定的叙事结构中，从而为对外政策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
历史叙事作用机制可理解为“主题”“模板”与“应用”的联系与承接。一般情况下，政治精英往往依据其所处的文化、种族、宗教共同体的历史记忆（经验），从中选定某个特定的叙事主题。叙事主题并不是决策者创造的，它存在于决策者及支持他的大众的文化基因中，是其所在共同体在长期累积的历史经验中逐渐生成的。不同行为体可能拥有相似的历史经历，因而可能使用相同的主题作为叙事工具，例如世界上不少民族曾遭遇外敌侵犯，俄罗斯人有被蒙古鞑靼统治的过去，而美国人则有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记忆。有些叙事在民族共同体的记忆中占有重要位置，例如“抵抗外敌入侵”同为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最重要的叙事主题之一。某些共同体有自己的“专属叙事”，例如俄罗斯的“保护文化同盟”叙事正是源于俄罗斯与其历史同盟的关系以及文化共同体的构成方式。
构建叙事模板是整个机制的核心环节。集体记忆建立在一个概括性的叙事传统中，通常表现为一种程式化的模板，这些模板构成了英国历史学家罗文索所谓的有“独特的本民族释义”的“文本遗产”。首先，叙事模板源于对历史记忆中众多相似故事情节的凝练，是一种高度概括的叙述形式和可以容纳众多同质化历史故事的框架。其次，叙事模板可能是某种经过长期沉淀、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具有普遍性质的原型，也可能属于某个特定的叙事传统，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叙事模板可能高度相似，也可能有很大区别。例如，在“抵御外敌入侵”叙事中，俄罗斯人眼中的“外敌”多指西方国家，而当代乌克兰人则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侵略者”。再次，叙事模板是说话和思考的习惯，通常是在“无需思考、不作分析和不知不觉中”发挥作用。通过叙事模板，研究重点从分析具体的叙事事实转向了分析众多叙事的基本样式。围绕同一个历史问题，每个记忆共同体都依赖自身的叙事模板理解过去，关于过去的“真相是什么”的讨论可能会引起分歧。
如果说决策者对叙事主题和模板的选择是一种近乎“无意识”的状态，那么当施政者提出其政治主张时，无疑运用了脑海中的历史经验来进行“有意识”的联想。决策者在思考现实问题时，会用他所在记忆共同体的叙事工具来组织编排事件，这些事件被抓取并整合进一个熟悉的情节框架中，因而大众发现他们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都有着熟悉的故事主线。普京的多次演讲正是其作为记忆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知在其思维中的体现，反映了数百年来印刻在俄罗斯文化基因中的集体叙事“密码”：开疆扩土的外交传统、对外敌入侵的反抗、保护文化同盟的责任，等等。而之所以围绕同一个议题会产生叙事争议，是因为叙事者主体认知的差异对叙事内容的选择和编排产生了影响。我们可以理解为：叙事者不是有意识地从其存储中选择一种特定的习惯来理解现实冲突事件，而是被叙事模板自动且强大的影响力引导并怂恿。这意味着叙事模板在役使能动者，而不是能动者使用叙事工具。而大众之所以会无意识地接受“历史—现实”这一关联，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共同体促使其形成了单一的叙事逻辑，使得他们忠诚或局限于所在共同体的叙事视角和方式。
三 案例：2014年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叙事争议
俄乌冲突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丰富的历史指涉。俄罗斯与乌克兰在诸多历史问题的认知理解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地缘政治安全、身份认同重建构成了俄乌关系复杂历史经纬背后最具争议性的叙事命题。历史叙事不止一次成为冲突双方进行宣传和鼓动的工具，也不止一次作为对外政策行为的托辞而成为争议的焦点。俄乌两国对外政策中对历史叙事力量的借用正是两国冲突在话语—叙事层面的重要体现。
国内学界此前多关注俄乌对历史记忆的书写与改写，例如张盛发、吴恩远、周国长等更多从史学视角关注俄乌在重塑当代史学观、强化历史教育、改写历史教科书等方面的举措，但对俄乌历史记忆重塑与对外政策的关联性未进行阐发。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历史记忆重塑对俄乌当局推行其对外战略的作用及影响。张昕指出，俄罗斯领导人致力于构建从沙俄、苏联到当代俄罗斯的历史延续性的新史观，以此证明对乌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王思羽等认为，乌克兰不断推动的历史争辩和记忆重塑与当局“脱俄入欧”的对外战略方向选择和外交行动合法性紧密相关。俄乌两国学者通常更关注历史重建是否符合史实、相应诠释是否合适等问题，但也有部分学者致力于探究历史的经验如何、由谁、通过何种途径、出于何种意图被利用、被重塑，并形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意义关联。例如，俄罗斯学者叶夫列缅科指出，历史记忆的对抗可能使国家间在经济、军事、安全等层面的分歧转变为尖锐的冲突状态，历史叙事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可能成为引发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导火索。科列斯尼科夫认为，俄罗斯执政者通过历史叙事的重塑，试图将国家权力神圣化，个人记忆被强制修改，以服从于集体记忆助力统治行为合法化的安排。西方学者方面，美国学者沃尔齐认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深刻分歧反映了不同记忆共同体及其各自所运用的叙事工具之间的差异，继而造成了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形成的僵局。芬兰学者克莱缅科指出，乌克兰当政者通过重新评估历史事件、重塑国家话语叙事，为其从亲俄转向亲欧的外交政策提供助力；努佐夫认为，近年来乌克兰当局在历史问题上宣扬单一的、与俄对立的文化身份，未给客观讨论乌克兰争议历史留下空间，反而大大助长了乌克兰国内民族矛盾以及乌俄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
本文以2014年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叙事争议为案例。冲突双方习惯于从本民族的历史经验出发思考问题，因而时常陷于叙事对立的困局中。本文并不急于考证哪种叙事更为合理，而是试图展现不同政治行为体对历史记忆的解构、对历史话语的重组与国家间地缘政治角逐的联系。由于客观限制，案例分析无法涵盖一国全部话语空间，鉴于政治精英直接参与对外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案例主要引用俄乌领导人及部分主流政治精英的理念与表达。另外，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历史叙事在对外政策行为中的运用逻辑，本文将各记忆共同体视为单一行为体，暂不考虑历史发展经历的连续性、国家（集体）记忆与地方（个体）记忆的分裂性等因素对记忆共同体成员理解并接纳决策者的政治主张所带来的影响，因此俄乌两国内部存在的庞杂的意见分歧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一）围绕地缘利益与安全困境的叙事
地缘利益与安全困境是构成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的动因之一。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均有遭遇外敌入侵的记忆。这两种记忆在涉及俄乌共同历史阶段（即17世纪以来的沙俄、苏联历史时期）的叙事时形成了明显的偏差，并构成当下俄乌冲突的焦点之一。俄罗斯认为俄乌纷争的症结在于外界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而乌克兰认为根结在于俄罗斯的帝国扩张意识与地缘政治野心。
在俄罗斯人的记忆中，俄罗斯历史上曾多次在遭遇强敌入侵时被迫发起反击：俄罗斯曾屈服于蒙古鞑靼的铁骑之下长达240年之久，最终在伊凡三世的带领下赶走强敌，实现了俄国版图的突破；17世纪初波兰军队攻入莫斯科，俄罗斯民族英雄库兹马·米宁和沙皇大臣波扎尔斯基率带领民兵击退了侵略者；1812年拿破仑率军入侵俄国，最终遭遇俄军伏击而败北；在20世纪顽强抵抗法西斯入侵的作战中，苏联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历史性的胜利。这些“抵御外敌入侵”的故事长久以来在俄罗斯历史中不断反复上演，构成了俄罗斯人集体记忆中最重要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模板（表2）。
俄罗斯政治精英习惯于用“抵御外敌入侵”的叙事逻辑来解释2014年俄罗斯介入克里米亚的动机。大多数俄罗斯人相信，2014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正是其面对“外部威胁”时正当、合理的应对：乌克兰政府漠视克里米亚人民的利益和诉求，试图对俄罗斯族人口加以限制，侵犯了境外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的语言、文化权利，引发了俄罗斯人的“受害者”意识。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纵容乌克兰当局在精神文化层面“去俄罗斯化”的行为，迫使俄罗斯介入克里米亚冲突。但与历史上反抗外敌的案例不同，俄罗斯认为其在克里米亚遭受的威胁并非来自地缘政治层面，而是针对在乌俄罗斯同胞一再被剥夺其历史记忆甚至语言、被迫强制性同化的精神和文化剥削，是对“想象中的民族文化边界”的侵犯。
俄罗斯民众对2022年俄乌战事的态度从最初的质疑转向对普京的坚定支持，同样得益于俄罗斯决策者对“抵御外敌入侵”叙事的当代话语构建。全俄舆论调查中心民调显示，对特别军事行动持赞成态度的俄罗斯人比例一直维持在高位，至今仍有65%的俄罗斯人认为特别军事行动相当成功。在决策者的叙事逻辑中，俄罗斯人始终是外部强权势力压迫下或国际争端中的“受害者”，当陷入安全困境时应担负起保卫臣民免受外敌入侵的责任，因此认为自己具有应对外部威胁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其一切对外行动都是为了自卫而发起的反击。普京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这是一场俄罗斯被迫进行的“自卫反击战”，指出“乌克兰当局的种族清洗暴行”对包括俄罗斯同胞在内的顿巴斯人民而言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并以彼得一世“收复失地”的历史经验为俄罗斯占领顿巴斯地区提供合法性，用苏联反法西斯胜利的集体记忆激励在顿巴斯抗击“新纳粹”的俄罗斯军人。在这一叙事的动员下，俄罗斯人始终视西方为最主要的“加害者”，而美国领导下的北约东扩是所有悲剧的始作俑者，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构成了直接威胁，且助长了俄罗斯自苏联解体后就自视为西方压迫下“受害者”的感受。对这一集体记忆的唤起使俄罗斯社会被迅速地动员起来，对普京及其对外政策理念的支持率也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乌克兰人有极为深刻且痛苦的“受害者”记忆。在乌克兰人的历史叙事中，自13世纪起，乌克兰所在领土不断遭到外部强权威胁，先后被蒙古人、日耳曼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立陶宛大公国、俄罗斯帝国、波兰、德国等侵略、瓜分或殖民统治。在乌克兰人看来，外部强权试图同化乌克兰民族，消除其民族特性，乌克兰建立主权国家的尝试屡遭外部阻碍：1648年签订《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后，乌克兰本应是沙俄的附庸国，而沙俄却将其作为领土一部分，并试图同化其语言、文化和宗教；在多方军事威胁下，一战后成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土崩瓦解，乌克兰独立建国的尝试遭遇失败。这些记忆强化了乌克兰身为“受害者”的叙事，乌克兰民族遭遇外部威胁及强权入侵的悲剧性命运成为乌克兰当局对外政策行为的基本措辞。
在“受害者”记忆的加持下，外部强权的一切行为都被乌克兰视为侵略者行径。乌克兰始终将俄罗斯斥为武装侵略者和文化殖民者，尤其谴责沙俄、苏联政权给乌克兰人带来的苦难以及对乌克兰建立民族国家的阻碍。乌克兰人以一战后短暂存在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为当代乌克兰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提供叙事支持。在乌克兰人看来，俄罗斯素有对外扩张、开疆拓土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将乌克兰视为帝国自然延伸的认知，从而迫使乌克兰处于其影响范围内，且很难接受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试图彻底脱离其势力范围的举动。乌克兰人认为，这种试图控制乌克兰的企图深埋于俄罗斯人的潜意识中。俄罗斯领导人多次作出“俄乌为同一民族”“现代乌克兰国家不具备合法性”等表态，被乌克兰视为消除乌克兰民族特性、同化乌克兰人甚至“攫取乌克兰国家”的体现。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乌克兰政治精英在对外关系层面不断强化“俄罗斯侵略”叙事在现实冲突情境的投射，谴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发动“武装侵略”，试图同化乌克兰人，使乌克兰人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2021年乌克兰在独立三十年来首部明确的对外政策战略文件中将“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政策”作为对外政策方向之一。乌克兰文化部试图从历史叙事角度重新梳理“俄罗斯侵略史”。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战争”，指其正试图消除乌克兰民族特性，攫取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乌克兰当局通过进一步强化“受害者”叙事，不断向俄罗斯施加道德压力，将加入欧盟视为摆脱强权压迫、维护乌克兰主权的历史使命，并成功将该问题提升为欧盟的道德关切，以至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一再表示，欧盟有义务支持乌克兰入盟，这不仅是欧盟的战略利益，也是道德义务。
（二）围绕认同构建与身份重塑的叙事
苏联解体带来了政治空间的重新配置和集体身份的重塑，民族“自我”的重新发现不仅要完成与先前政治共同体的象征性决裂，还要从国家层面构建新的认同。俄乌纷争始终离不开一个根植于历史并在历史发展中走向分叉口的问题，即现代俄罗斯民族和现代乌克兰民族尚未完成的认同构建与身份重塑。俄罗斯当局将乌克兰视为俄罗斯民族身份重构的一部分，乌克兰当局则将“去俄罗斯化”的民族主义作为乌克兰民族身份重塑的核心。
在俄罗斯人看来，俄罗斯民族的身份认同构建始终依赖与其文化共同体的关系，这个共同体指向东正教徒、斯拉夫人、俄罗斯族，也包括认同俄罗斯核心价值、俄罗斯文化的群体。俄罗斯在建立起国家的东正教基础后，就感到自己对居于其领土以外、有共同信仰的群体负有保护的责任。18~19世纪，俄罗斯与土耳其交战是为了保护土耳其帝国内上百万东正教徒的权利；苏联向全世界共产党提供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成为其保护文化同盟成员的主要方式。随着“同盟”定义的变化，“保护文化同盟”的具体指向也在改变，这种习惯性思维同样延伸到了当下俄罗斯对外政策行为中：苏联解体后，向境外俄罗斯人及亲俄罗斯群体提供庇护已频频贯彻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最典型的理念是“俄罗斯世界”概念的推广与应用，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是向原苏联国家居民大量派发俄罗斯护照。
在俄罗斯人的记忆中，俄乌具有共同的文明起源和文化同一性，历史上的俄乌关系呈现为大俄罗斯民族框架内小俄罗斯文化认同的发展过程。俄罗斯并不承认乌克兰的民族特性及其现代国家身份的合法性。一方面，俄罗斯认为自己对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公民、乌东地区的亲俄罗斯群体有保护的责任，而生活在俄罗斯领土以外、认同俄罗斯的乌东地区公民对俄罗斯表示“忠诚”是完全合理的；另一方面，西方不断怂恿乌克兰脱离俄罗斯文化，甚至与俄罗斯为敌，因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顿巴斯的行动是为了保卫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唤醒被西方价值观蒙蔽的乌克兰人，俄罗斯有责任引导乌克兰“回归”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体系。与2022年俄乌冲突前相比，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将乌克兰视为兄弟民族，他们相信正是西方挑唆并蒙蔽了乌克兰人。
这一叙事逻辑赋予了俄当局对乌克兰政策的合法性。普京曾不止一次强调克里米亚、顿巴斯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固有领土，强行的割裂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后当地居民的“亲俄”民族认同与其现实国家认同的错位。2014年俄罗斯以“保护克里米亚俄联邦公民和俄语居民的人权和生命不受侵犯”为由出兵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入俄被视为恢复了其与俄罗斯基于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历史联系。2022年俄罗斯对乌发起军事行动旨在“保护顿巴斯俄罗斯人和俄语居民的安全”。具体政策上，2014年起俄罗斯出台了多项针对乌克兰入俄移民的优惠措施。2018年，俄罗斯开始简化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居民申请俄罗斯国籍的程序；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范围扩大到了乌克兰全境，乌东四州宣称公投“入俄”正是对这一文化同盟身份的认可。
在乌克兰人的记忆中，外部强权频频阻碍乌克兰民族文化发展，处于外敌威胁和压迫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和本土文化在逆境中兴起，民族主义者为乌克兰的国家地位而战，被视为乌克兰民族英雄。由于乌克兰东部曾长期处于沙俄高压统治下，因此“去俄罗斯化”的民族主义叙事赋予了乌克兰重构身份认同的意志与动力。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官方即否定旧的历史叙述，传播了一种完全区别于俄罗斯的新的历史叙述：乌克兰与俄罗斯有不同的历史发展经历，属于不同的文化—政治空间，乌克兰文化与具有诸多不良元素的俄罗斯文化相去甚远，而与俄罗斯不同的历史经历使乌克兰有权成为一个独立于俄罗斯的民族国家。
2014年后，反抗俄罗斯侵略的叙事在乌克兰被视为正统和主流，当局在社会各领域推行了更为强硬、彻底的“去俄罗斯化”：颁布限制使用俄语的法令；通过反共产主义法案，谴责“苏共剥夺了乌克兰的主权”，“实施了以侵犯人权为特征的国家暴力”；乌克兰国家记忆研究所发布“去共产主义化”名单，禁止使用苏联符号，以苏联政治家命名的定居点和地区被重新命名，苏联英雄及政治人物纪念碑被推倒或拆除；与俄罗斯的二战理解划清界限，放弃了俄罗斯5月9日“胜利日”的庆祝方式，以“德苏战争”取代“伟大卫国战争”表述。
乌克兰当局全盘否定沙俄、苏联历史中的主流英雄人物，重新评价乌克兰历史上反抗过俄国统治的争议性人物。在关于哥萨克历史的叙事中，俄罗斯被斥为殖民统治者，哥萨克首领被视为民族独立英雄。2019年，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将哥萨克首领伊万·马泽帕与华盛顿、玻利瓦尔和圣雄甘地相较，称其为“对抗帝国力量的战士”。在关于苏联的叙事中，俄罗斯被指为侵略者和占领者，而乌克兰是被殖民的国家，1917~1921年短暂存在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被视为现代乌克兰保持其国家地位的典范，乌克兰人是为了维护国家地位而抗争的英雄民族。二战经历则被定义为乌克兰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和乌克兰起义军（UPA）的极端民族主义行为被描述为“民族解放运动”，其领导人被追授“民族英雄”称号并允许公开纪念。为加快“去俄罗斯化”进程，乌克兰亲欧政权不断借用英雄主义叙事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活动者及其行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在演讲中宣称“乌克兰的所有城市都是英雄城市，儿童成人都是国家英雄”，试图借助乌克兰人的民族英雄主义情结号召“全民参战”，并以“市民在抵抗俄国人的进攻时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和抵抗意志”授予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马里乌波尔、赫尔松等城市“乌克兰英雄城市”称号。
结 语
本文认为，历史叙事发挥作用的路径是在集体记忆与一国对外政策行为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联系，这种关联通过政治精英主导的话语体系呈现出来，而正是其所在共同体的叙事工具塑造了他的话语。要理解为何政治精英创造或主导的历史叙事能被大众广泛接受，就必须理解记忆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集体记忆如何被叙事工具建构成大众接受的“社会语言”，从而为一国对外政策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政治精英对历史叙事的运用，并非仅仅是为了建构对“过去”的理解，为历史“正名”，而是为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指引方向。对历史记忆的解构与话语层面的重组，包含了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渴望。
对历史叙事作用机制的探讨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国家间的互动及国际冲突的本质。国际冲突表现为各国基于国家利益的竞逐，这一观点仍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重要位置。一般认为，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争夺地缘势力范围及双方深陷结构性对抗的结果。将该问题解读为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弈有合理之处，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体现出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与对抗，同时也反映着苏联解体后俄乌两国对历史的不同诠释以及对各自历史观的重塑，以及由此引发的两国在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及地区构建理念上的差异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冲突与矛盾。2014年后俄乌领导人之间的深刻分歧反映了不同记忆共同体及其各自运用的叙事工具之间的巨大差异，与其说这是对历史问题的立场，毋宁说是对当下现实政治问题的立场。类似问题在民族国家构建、国际争端中屡见不鲜，例如：波兰人对卡廷森林大屠杀的创伤性记忆如何影响他们对2010年飞机失事的解读？“科索沃传奇”如何作为元叙事在塞尔维亚对外政策中发挥作用？围绕“二战”的叙事何以成为俄罗斯、东欧各国及西方国家各取所需的“历史面团”？
我们还面对着后真相时代叙事对立的困境。人们常有此疑惑：叙事是否反映了真相？是否有必要去追究叙事的“真伪”？从国际政治视角来看，导致国家间冲突关系的主因不是对真相的追寻，而是后真相时代不同行为体之间因叙事事实的对立造成的困扰。不是因为处于不同记忆共同体的成员想要知道“真相是什么”，而是处于记忆僵局中的人受困于关于“事实”的对立观点而难以挣脱。冲突双方习惯于从本民族的历史经验出发、依赖自身的叙事模板来理解过去，从而难以从他者的视角思考冲突管理与和解的方法，那么关于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的分歧就会越明显。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拉扯下，真正的历史早已被精英群体不断修正的截然不同的对冲性叙事所掩埋。不同政治行为体各自的历史镜像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地区秩序构想与角色定位，并在付诸实践的过程中相互冲撞，进一步造成彼此的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