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美以关系进入调整》

以“变革”为旗帜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正在外交领域掀起一场旋风。在中东问题上，奥巴马政府的“变革”正在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和穆斯林世界关系回暖，另一方面和以色列之间分歧渐显。

5月10日，以色列战略家艾弗拉姆·英巴（Efraim Inbar）在《耶路撒冷邮报》撰文指出，“耶路撒冷和华盛顿之间的分歧正在增多”。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演讲引起了以色列的强烈不满。6月12日，美国费城《号角》杂志发表斯蒂芬·弗拉里（Stephen  Flurry）的文章，认为 “牢不可破”的美以同盟已经终结。

美以之间的四大分歧

5月19日，哈德逊研究所中东研究中心主任麦拉夫·沃尔姆瑟（Meyrav Wurmser）在《国家评论在线》就美以之间的分歧进行分析，认为双方分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定居点问题。奥巴马明确要求以色列冻结西岸定居点的建设，因为“这项建设违反了以前的协定，破坏了实现和平的努力。”但内塔尼亚胡政府认为，不能阻止定居点的“自然增长”。其次是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奥巴马多次强调通过“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推动和平进程，一劳永逸地解决巴以冲突。但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后一直拒绝“两国论”，此次迫于美国压力，6月14日在巴伊兰大学讲话时提出：在非军事化和承认以色列的情况下，巴勒斯坦方面可以“有限建国”。再次是圣城问题。奥巴马在开罗讲话中提出，使“耶路撒冷成为安全之地，成为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共同永久的家园”。但1967年战争后以色列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并宣布耶路撒冷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

最后是伊朗核问题。奥巴马上台后力主与伊朗进行对话，并拒绝设定谈判日程表。以色列担心：美国与伊朗和解是否会牺牲以色列的利益？美国是否会默认伊朗拥有核能力？奥巴马当选后，以色列马上派外交官赴华盛顿游说，试图对新政府施加影响。不过，虽然以色列国内在反对伊朗核问题上目标一致，但在对伊政策上却存在分歧。部分人主张以色列应采取与美不同的立场，包括军事手段。但军情部门认为军事手段至多能让伊朗的核项目推迟二三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风险太大。3月份，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中心核战略专家扎基·沙洛姆（Zaki Shalom）教授指出，伊朗获取核武器主要是为了获取地区威望并阻止美国的“政权更迭”，其首要攻击目标并非以色列。退而言之，即使将来美伊谈判未果，再进行军事打击也不迟。

奥巴马为什么调整“特殊”关系

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盟友，双方保持着“联而不盟”的特殊关系。那么，奥巴马何以要对“特殊”关系作出调整呢？

这首先是由美国国内的中东政策辩论促使的。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内在中东政策上出现分歧，进而引发了一场辩论。除了亲以群体和新保守派继续支持“一边倒”的中东政策外，一些现实主义人士不断对美国中东政策提出批评。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就多次在《外交政策》杂志撰文，指出以色列院外集团“绑架”了美国外交，使美国“在中东泥足深陷”。由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和布热津斯基等人组成的跨党派研究小组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尽管全面的阿以和平不会消除‘基地’组织，但是它会消除这些暴力与恐怖运动的社会土壤，根除全球穆斯林反美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

其次，当前时机对奥巴马非常有利。伊朗核问题正处于关键时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在伊朗核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迫使以色列右翼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会比较容易。毫无疑问，与承受核威胁的风险相比，撤出几个定居点要容易得多。

再次，奥巴马拥有较强国内民意基础。奥巴马上台后保持了较高的支持率，而总统周围的犹太顾问们，如拉赫曼·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和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等也让犹太选民相信奥巴马不会抛弃以色列。历史上，以色列游说集团曾使不少总统放弃了对以色列不利的政策。但在内塔尼亚胡5月访美期间，即使是亲以的国会议员也在定居点问题上不置可否。

最后，这也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需要。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伊斯兰世界的极端主义势力。如果能够通过向以色列施加某种影响实现巴以和解，就能有效地改善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在金融危机和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态势下，这一点对于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至关重要。

以色列、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反应

一石激起千层浪，奥巴马的政策调整正在引发一场新争论。在以色列，除了右翼势力对奥巴马大加挞伐之外，其他不少人对奥巴马的政策也表现出了忧虑。奥巴马开罗讲话第三天，以色列的一项民调就显示，60%的以色列犹太人不相信奥巴马“会在改善与穆斯林世界关系的情况下，重视和保护以色列的利益”。6月8日，以色列英文报纸《国土报》文章指出，开罗讲话意味着“9·11时代的终结”，“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平衡关系开始让位于平等的三角关系”。

在美国，以米尔斯海默等人为首的现实主义者坚持美国中东政策的独立性，认为“两国方案是保证犹太国和我们自身长期安全的唯一办法。”沃尔特教授甚至提出了对以色列施压的八种途径，比如削减对以色列援助，使现有的战略合作降低级别等。与此同时，保守派对奥巴马中东政策的批评正在不断升级，犹太裔背景的保守派杂志《评论（Commentary）》五、六月号发表文章《奥巴马的美国如何威胁以色列？》，批判奥巴马迟迟不愿在以色列安全方面作出承诺，在伊朗问题上太过“软弱”。最近出版的七、八月号《评论》杂志，还就奥巴马提出构建“诚实”的美以关系一事大做文章。

而在穆斯林世界，民众对奥巴马的新政策普遍表示欢迎。根据盖洛普统计显示，开罗讲话后不久，奥巴马在10个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支持率就很快大幅上升。另一项调查表明，埃及民众对奥巴马和美国政府的认可程度分别从2008年的8%和27%上升到了39%和46%。但是，也有不少穆斯林认为，对于美国的政策，还要继续“观其行”。

一般来说，美以关系的发展主要受制于三个因素：战略利益、社会价值观和美国犹太人。对美国来说，巴以之间持续冲突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虽然不少亲以人士坚持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堡垒”，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是双方关系的基石，但持续的巴以冲突无助于以色列民主发展，巴勒斯坦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最终将会破坏以色列民主。而美国犹太人虽然只占全美人口的2%，却拥有3%的选票。目前美国犹太人在国会两院中的议员总数达32名，在白宫、国务院等要害部门均有亲以或犹太裔官员任职。美国历史上曾有总统试图修正美以关系中的“超常”现象，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未来美以“特殊”关系的神话能否继续，还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