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国际移民成为世界各个地区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随着移民的流动数量增长以及新的流动方式出现,其重要性在21世纪势必还要继续增加。移民既是当地社区和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关系的结果,又是促使移出和移入国家发生进一步社会转型的原因。移民出境对移出国来说可能意味着:丧失拥有相当资力的人员、丧失具有活力的青年劳动力,使珍贵的经济 ——人力资本——从穷国转移到富国;而移民迁入国则可对这一投资坐享其成。以色列8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腾飞很大部分就得益于来自前苏联地区的大规模高素质犹太移民。
一、移民经济理论探讨
关于移民的经济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新古典派移民理论。其移民思想如下:移民的根源在于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该差距实则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而差距的消除又意味着人口流动的停止。该理论直接脱胎于W. 阿瑟·刘易斯“利用无穷劳动力 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型”。按照刘易斯模型,移民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机制,因为它开发了经济差异所蕴涵的发展潜力。[i]移民行动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其目的在于迁徙到到一个新地方从而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高得足以抵消有形无形的迁徙成本。移民乃是一种个人的自发自愿的行为,经过了对所处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较,对成本效益比率的估算,自然要前往回报最高的地方。更高的回报是要付出某种代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ii]
专门针对移民的新思路,叫做“劳动力迁徙经济学”,是在新古典派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代表人物首推奥德·斯塔克。[iii][iv]新经济学对收入分布十分注意,它认为,一个社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相对贫穷的感觉就越强烈,人挪动的欲望也就越热切。新经济学强调家庭的作用,强调移民汇款的意义,它更关注信息,更关注移民与周围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但新经济学也有一个致命缺陷——仅仅关注移民输出国一方造成移民的原因。
当移民浪潮使人口急剧膨胀时,土地和其他自然 尽管会出现相对短缺状态,但生产过程中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给资金所有者带来了益处,因为他们的资本价值升值了。移民接受国的人民即使卖掉部分土地给新来的移民,也从中获得了利益,因为他变卖土地的价格远远高于移民到来前的价格。高昂的土地售价也反映了随着移民的到来而即将产生的对食物和纺织品等的高需求。但是,如果移民使人口的膨胀达到极限时,移民接受国就必须增加资本的供给,扩大资本的基础,以此防止国民人均收入的下降。例如,根据历史的经验,人们对土地供给紧张的主要应对措施就是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来开垦荒地。如美国早期历史上的中西部土地大开发。就当今的以色列来说,就是将沙漠变成绿洲,更极端的做法就是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上非法建立定居点,使本已十分尖锐的巴以冲突更加复杂化。这一 开发机制是人类发展的中心元素,也是导致人们产生其他的高额需求和要求高收入等问题的部分成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全球化的今天,土地和其他自然 相对来说,重要性已经不如以前,如今最关键性的资本是人力资本——人们的技能加上知识的积累。这是当今许多国家都拼命引进技术移民的动因——移民随身带来了重要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生产要素,有了它,物质资本的正常扩大就会相应地变得快速和容易。
反对移民的最权威的观点是认为移民夺去了该国公民的工作,从而使该国的失业率增加。逻辑很简单:如果工作份数是固定不变的,一旦移民获得了某些工作,那么该国公民可获得的工作份数自然会减少。但是根据万物平等理论,移民在占有了某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创造了另外的新的就业机会,因为移民的到来刺激了该国的消费,增加了国家总的购买力,他们在花销的同时间接地促使新的工作产生。
二、苏联犹太移民与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1990-1997年,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总人数达71万。在1989年底,以色列总人口只有456万。但1990-1991年的移民的大量涌入,使这两年的人口增长率跃升为7.6%。1992-1995年,每年的苏联犹太移民稳定在64000-68000左右,到1997年,跌至大约55000人。总之,1990-1997年间的苏联犹太移民人数占了1990年前以色列劳动力大军的16%。这批移民队伍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具有丰富的学术和科学研究经验。其中1993年前来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移民平均具有14.5年的学龄。他们当中,又有一半人在移民前从事过学术研究或担任过管理岗位,其中有57400人曾做过工程师,12200人曾是医生。而在1989年,以色列也只有30200名工程师和15600名医生。这批高素质移民虽然刚到以色列时还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职业,但等他们逐渐适应以色列的劳动力市场后,便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岗位,而且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以每年6.4%的速度递增。[v]移民一般会为移入国家带去学识、职业技能和工作经历等一系列有效的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技能会逐渐适应以色列的市场,从而使他们的质量和市场价值得到提升。移民同时也能在以色列提高他们的技能或学会新的技能。这种新技能的获得需要对当前的收入作出一些牺牲。因此,每个移民都会面对这样一个投资问题——在对未来的高收入进行投资与牺牲当前经济利益之间作出选择。而这种投资决定又与他们以后的收入息息相关。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982-1997年间的以色列,GNP的增长率和移民规模大小是成正比的。移民增长比率越高,人均消费率和GNP的增长率也就相应地越大,分别从1982-1986年的2.4% 和3.0%增长到1993-1997年的3.7%和4.9%。这表明大规模移民的涌入带来了收入和人均消费率的大幅度提高,移民的到来并未给当地以色列人的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表1 1982-1997年间以色列每年的GNP、人均消费和移民增长比率表
年份
GNP增长率
人均消费增长率
移民增长率
1982-1986
3.0%
2.4%
0.4%
1986-1989
4.0%
2.8%
0.4%
1989-1993
5.8%
3.0%
2.8%
1993-1997
4.9%
3.7%
1.7%
资料来源:Israeli Centru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tistical Abstrcts, 1982-1997。
随着90年代苏联犹太移民的到来,起先是平均工资的小幅下降。但接着就开始了持续增长。工资的短暂下降主要发生在商业系统,公共服务领域的工资并未受到影响,一直保持增长状态。从1991-1997年以色列人和苏联犹太移民的小时工资来看,无论以色列人还是移民,他们的小时工资都在看涨,其中移民工资的涨幅又相对高一些。苏联犹太移民刚到以色列时,所赚的月工资是以色列人的64%,小时工资是以色列人的66%。例如,一个有着16年学龄的30岁苏联犹太移民刚到以色列时其平均工资只是与其相当的以色列人的52%,但5年后增至62%,20年后又增至80%。来自前苏联的犹太移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大约20%的犹太人在1970-1979年间移民以色列,大约62%的苏联犹太人在1989-1992年间移民以色列。尽管大量移民涌入,以色列人的小时工资依旧在1991-1995年间有所增长。同时,1990年前移民的苏联犹太人比1990-1991年来的多挣6.2%的工资,但1990-1991年来的苏联犹太移民又比1992-1995年来的多挣5.7%的工资。[vi]
通常,移民受雇佣的行业对他们的收入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移民从事高技能职业的比率就成了收入增长的决定因素。由于市场的分裂和信息的缺失,移民不可能很快找到适合自身能力和特点的工作,所以通常都是从低技能的工作干起,然后再慢慢转向其他的高科技行业。但他们一般只涉足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他如农业和建筑业等工作仍旧由巴控区的阿拉伯人或外国劳工承担。受教育年限超过16年的移民中,只有20%在移民初就找到了研究性的工作(学术职位),但过了4年,这种比例在26-40岁的年轻人中和41-55岁的中老年人中就分别上升到36%和28%。而在那些已经移民以色列5-15年的苏联犹太移民中,这种比例在年轻人和中老年人中就分别是54%和37%。受过13年以上教育的移民的工资比低教育移民的工资上升得快些。在80年代早期,受过16年或以上年限教育的移民的工资比受较短教育的工人的工资高出62%左右,到90年代,这一差距扩大到83%。[vii]
80年代中期以色列实行抑制通货膨胀和削减预算赤字的经济稳定计划后,许多政府支持的机构都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并逐渐走上了私有化道路。90年代,高素质移民的持续涌入,促进了以色列智力资本集中型企业生产与出口量的增长。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传统产业的份额在经济活动中开始下降。同时,通过个人劳动合同和职业代理机构进行雇佣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使得以色列总工会的传统角色受到削弱。而且,所有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也在此期间进行了修订,如生活成本津贴制度(Cost-of-Living Allowance,COLA)就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调整:用立法形式规定了最低工资,降低了就业人员应交的社会保障比例,重新修订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济金制度。所以,尽管1988-1989年间以色列经济陷入困境,但大量苏联犹太移民的涌入,加之宏观经济的稳定、政府赤字的减少、经济部门机构改革的推行,为以后的经济复兴打下了基础。前苏联的解体,又使以色列与广大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关系有所改善,从而增加了产品出口量与对外贸易额。
总之,大量前苏联科学家、工程师的涌入,以及在美国高科技行业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爱国犹太人返回以色列,既带来了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又引来了大量的投资。投资的增加给以色列的资本市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使以色列的资本市场参与到全球资本市场中去,并为外来投资开辟了新的渠道。同时来自外界的对以色列生存战略威胁的减少、外债的降低、美国每年给以色列100亿美元的贷款保证、中东和平进程的曙光等都为以色列吸引外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98年,以色列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的累计贸易价值已超过300亿美元。新的技术企业家们也成功地在以色列筹集了资金。1992-1994年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新发行的债券已达到大约70亿美元。此外,新的合资企业也开始出现,在1993-1998年间就吸引了大约30亿美元的国内外资金。到1999年初,所占投资比重已达70%。[viii]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的房地产业、建筑业、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的时候,信托基金和控股公司开始将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到高科技产业。如今,主要的以色列公司与重要的国际同业几乎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都形成了战略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以色列公司开始从全球战略的视角来规划它们的经济活动。
三、以色列积极消化、吸收大量移民
苏联犹太移民作为一个庞大的跨国流动的移民群体,必然会给以色列这个弹丸小国造成经济、政治压力,尤其是在巴以冲突的特殊环境下,移民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活动使以色列与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张。但是由于苏联犹太人的高素质,经过短时间的适应期后,他们终会成为以色列一支极其宝贵的人力 ,促进以色列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
苏联犹太移民中,高比例的科技人才大大充实了以色列的人才库。1972-1983年,以色列工程师的数量翻了一番多,这为需要大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来操作和管理的尖端武器系统提供了优质人才。而1989年以后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中,就有近万名科学家和5万名工程师,其中许多人立即在以色列找到了能发挥专长的工作,新移民中科研人员提出的1000多项研究课题中已经有400多项得到批准并获资助。据1993年统计,以色列劳动力中将近25%的人是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远高于美国的16%和日本的11%。[ix]仅1990年初的23000名移民中,就有11300位工程师、2000位科学家、2600名医生。[x]
这些“天赐的人才”是以色列科教兴国的宝贵 。但以色列这样一个弹丸小国,要吸收这么多科技移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何况这些犹太科技移民大多来自苏联,他们移居以色列前,大部分在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工作,少数人在大学实验室里工作,几乎没有私营企业工作的经历,而以色列的情况又截然相反。以色列迅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有能力吸收新移民,但苏联来的新移民中则很少有人具备这方面的经验,拥有开办自己的高科技公司所需的生产和销售经验的移民就更少。无论是求职、拉赞助,还是推销产品,以色列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竞争,从而使在计划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苏联科学家感到很不适应。
为改变这种状态,最初,以色列政府采取“直接吸收”的模式来吸收、安置移民,让新移民自由选择居住地,政府向新移民发放6个月的生活费,提供免费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提供希伯来语、犹太教和锡安主义基本知识的培训。政府用免税和提高租金的办法,促使数万套空置住房进入租赁市场,满足了紧急的住房需求。1990年底政府直接参与住房建设,并向承包商保证,卖不出去的住房由政府负责收购。为了刺激需求,政府向移民和年轻夫妇提供长期住房抵押贷款,向新移民提供具一定期限的无息贷款。同时,政府为尽快、充分、有效地发挥这些移民的科技潜力,并使之服务于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给予鼓励他们安居乐业的优惠政策,如一次性安家补贴、提供合适就业岗位、免费语言培训、免税购车等;另一方面,移民归化部、科学部和工贸部在扶植培养这些科技移民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移民归化部的科学吸收中心为科技移民提供就业咨询,并向用人单位提供补助。科学部则通过“基础研究促进和发展基金会”资助了400多项移民研究项目,还开办了“克里泰克斯”职业介绍所,通过互联网免费为科技移民和高科技牵线搭桥。工贸部则在支持科技移民开发创新上采取了独具匠心的高技术工业“孵化点”战略。1991年该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共批准建立16个高技术工业“孵化点”,它们大多设在科学工业园区或大学附近。每个孵化点至少要容纳50名移民,开展10个项目的研究与开发。其任务是根据科技移民的技术专长协助其开办公司,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廉价设备以及商业指导,帮助寻找战略合伙人和外部投资者,以便为新科技移民在其研究开发基础上创办高科技出口导向型产业服务。“孵化点”资助项目时间通常为两年,如项目转化为批量产品,则以每年销售额的2%逐渐偿还资助金额。到1993年这些高技术工业“孵化点”已经资助了电脑软件、电子和电子光学等符合以色列国内外时常需要的210个项目,这其中参加的新科技移民达1000多人。[xi]显然,这一高技术工业“孵化点”战略已经收到开发移民科技潜力和推动以色列经济发展的双效。
苏联犹太科技移民极大地推动了以色列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软件开发、图像处理、半导体物理学的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色列英特尔公司的新雇员中有10%-15%是科技移民。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已雇佣70名科技移民从事30多项研究与开发项目。昂泰克公司利用科技移民开发微重力新技术生产汽车发动机用的铝铅轴承。巴伊兰大学的科技移民开发出先进的计算机商业软件、电力监视系统、电脑网球裁判等产品,该公司又雇佣20多位科技移民,建立了自己的高技术孵化箱。以色列国家石油公司也雇佣了6名苏联犹太移民专家,在科学部资助下采用先进的俄国技术来发展以色列的石油工业。赛特克公司的科技移民开发出一种从废气的电子线路板上回收黄金而又不污染环境的新方法。死海工程公司投资3.5亿美元建一座新厂,依靠15名科技移民,使用俄国新技术,从钾碱残渣中提炼镁,仅1996年就产镁2500吨,价值7500万美元。[xii]
四、苏联犹太移民与以色列经济腾飞
大量苏联犹太移民的涌入,既给建筑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还使公共消费额有所增长。1990年就是以色列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它经过连续两年的经济滑坡后开始走出低谷。据以色列有关部门统计,1990年其多项经济指数呈上升之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5%,消费价格指数上升17.6%,出口额上升15.5%,个人消费上升5%,民用进口上升了22.4%。[xiii]
移民的到来使以色列的国内需求大增,投资规模加大。工业总投资从1989年的4.42美元上升到1992年的8.2亿美元,3年时间几乎增长了一倍,加上劳动力增加,极大地刺激了经济的发展。1990-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6%(1990年增长6%,1991年为6.2%,1992年为6.7%),大大高于80年代的平均水平。就业人数增长也很快,1992年比1989年增加10%。不过,由于越来越多的新移民经过6个月的最初吸收期后,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1991-1992年失业率也上升了10%多。失业率的上升,又导致1989年实际工资持续上涨的势头减弱。1990和1991年实际工资下降,劳动力成本降低,20多年来通货膨胀率第一次下降到一位数。政府为了维持低通货膨胀率,不得不继续执行紧缩财政政策,减少福利开支和用于扩大就业的开支。
1989年底开始的大规模苏联犹太人移民浪潮也大大推动了以色列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移民使以色列人口增加了约10%,对住房和工业品的需求大增。更为重要的是,移民还为工业生产补充了大量劳动力,尤其是移民中科技人员的比例很高,对促进以色列高科技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它使以色列90年代的工业发展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工业增长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990-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5.8%,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7%,工业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9%;二是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工业发展的龙头,1995年工业出口总额为162.6亿美元,其中电子产品出口额为35.6亿美元,占21.9%。如果不算钻石,电子产品出口占整个工业出口的28.9%。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除了与以色列政府直接投资扶持电子工业的研究与开发、鼓励技术人才的培养、资助学术与科研机构等因素有关外,还主要得益于以色列丰富且高质量的人力
,尤其是90年代初的苏联犹太移民中,工程师和熟练技术师超过1/4,大大增强了电子工业的技术力量。结果,使以色列在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微电子和通讯等领域发展很快,新产品如微处理器、半导体和印刷电路板监察系统、卫星通讯、高速光纤网、成像系统和国际互联网通讯不断投入市场。软件工业与硬件工业相互促进,软件工业产值在1987-1995年的8年间增长了300%以上。以色列在光电子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成果和产品质量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目前,从事光电子领域多部门、多层次开发工作的单位共有120多家、11所高等院校和30个高科技人才培训中心,从而成为世界上光电子技术人才最为集中的国家。1981-1991年光电子产品销售额增长714%,职工人均销售额每年约15万美元,职工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比例超过50%。1994年光电子产品销售额为14.5亿美元(占整个电子工业的25%),出口额10.15亿美元。[xiv]
苏联犹太人的到来还促进了建筑业的繁荣与发展,加快了以色列部分小城镇的城市化进程。由于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因此住房问题一直伴随其经济增长之始终,而且建筑业常常被看作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建国后,以色列政府把负责住房的任务移交给了劳工部的一个专门机构,后来又交给了专门的住房部,由它来负责规划和执行住宅计划。同时,政府还成立了国营企业埃米达(Amidar),由其负责解决新移民的住房问题。吸收犹太移民是以色列立国的基础,为移民提供住房是以色列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而建筑业的主要任务是建造住房,因此政府不遗余力地扶持建筑业。建国之初,住房建设占以色列建筑部门工程量的近90%,后来则在70%-75%之间波动。由于80年代末大规模苏联犹太移民的涌入,为满足新移民对住房的需求,1991年住房建设的比重上升到86%,建筑部门的产值也随之大增,1991年增长40.5%。一般情况下,以色列每年需新建住房4.5-5万套,但1986年仅19000套,而1991年则高达83580套,1992年43000套。[xv]与此同时,从80年代末开始,由于私营部门不能满足大规模移民的住房需求,以色列政府又增加了对住房的投资,政府投资比例再次上升,1991年占74%,此后逐渐下降,1995年占44%,1997年占34%。[xvi]
住房投资的增加、定居点建设的扩大,使以色列的一些小城镇迅速发展。如埃里尔,这个约旦河西岸的第二大定居点,由于政府建造了2500幢房子、1万套公寓,很快便发展成一个拥有1万人口的中等城镇,还拥有一个有300间客房的旅馆。而内格夫地区的贝尔谢巴则是移民潮带来的最大受益城镇。十年前,它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贫瘠小镇。但90年代初大量苏联犹太移民的涌入,使贝尔谢巴的人口增至25万人左右。为了接纳苏联犹太移民家庭,当地政府先后建造了7处移民聚居区,并投资2500万美元改进学校教育体制,建造城市公园和新的道路设施,鼓励承包商建造大量具现代化标准的楼房。同时,还在本-古里安大学附近建立了一个科技园区,以吸引移民企业家和大学研究生留在贝尔谢巴创业。如今,贝尔谢巴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新兴城市。[xvii]
总之,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鼓励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故土一直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之一,因为移民既可强化以色列的犹太性,又能促进以色列的经济发展。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指出,在知识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成为首要产业,并且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 的21世纪,任何国家愿意接受的都是高素质的技术移民,文化程度低下的移民是不受欢迎的,除非某些国家出于政治上的目的而去接受申请政治避难的移民。
[i] W.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No.22,1954, pp139-191.
[ii] Larry A. Sjaastad: “The Cost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705,1962, pp80-93.
[iii]O. Stark:The Migration of Labour,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1991.
[iv] O. Stark:The Migration of Labour,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1991.
[v] Avi Ben-Bassat(edited):The Israeli Economy, 1985-1998:Fro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Market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2002, p350.
[vi] Avi Ben-Bassat(edited): The Israeli Economy, 1985-1998:Fro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Market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2002, pp365-357, pp356-361.
[vii] Avi Ben-Bassat(edited): The Israeli Economy, 1985-1998:Fro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Market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2002, p515.
[viii] Avi Ben-Bassat(edited): The Israeli Economy, 1985-1998:Fro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Market Economics, the MIT Press, 2002, p451.
[ix]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x] Ian Black: “Israel Strains to Absorb the New Arrivals”, The Guardian, June 22,1990.
[xi] 杨光:《中东的小龙─以色列经济发展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xii] 赵伟明:《以色列经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xiii]“以色列经济开始复苏发展”,《以色列动态》1991年第5期。
[xiv] 赵伟明前引书,第185页。
[xv] "50 Years' Construction of Israel”, Jerusalem Report (International Edition), March 28,1998.
[xvi] Ibid.
[xvii] Jessica Steinberg: “The Desert Boom town”, The Jerusalem Post International, Feb.2,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