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日上午，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举行了对两位所长的追思会暨纪念册（征求意见稿）发行式，李、沈两位先生的学者同仁、昔日同事、晚辈亲友等应邀与会。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叶斌从治学的角度总结李亚农、沈以行两位所长的特点：
“两位所长都是学问家兼革命家。李亚农先生1927年入党，沈以行先生1938年入党，都在二十来岁风华正茂的年纪、中国革命比较困难的时局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身体力行的革命家。他们的史学研究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李亚农先生从事古代史研究，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来教育人民’；沈先生研究工人运动史，本身就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开创了上海工运史研究，带起了一支工运史研究的队伍。可以说，他们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革命政治的结合。”
此外，叶斌还总结道，两位老所长都重视史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并且极其重视史料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历史所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成果丰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也让历史所在学术界颇受尊重。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现代史研究室主任马军在发言中分别介绍了两位所长对历史所的贡献。李亚农先生是1956年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创所时的所长，沈以行先生则是1978年“文革”后历史所复所时主持工作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副所长，他们都在历史所创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上发挥作用。
“李亚农先生是首任所长，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致力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业绩斐然；他在就任所长期间，纲举目张，制定长期研究规划，积极引进人才，广泛搜集历史研究资料，从而奠定了历史研究所的‘所格’和几十年的发展方向；
沈以行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投身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还带领一批同仁坚持不懈，奠定了本所的一大特色――上海工人运动史研究。他在就任所领导期间，为接续历史所因‘文革’而中断的治学传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是他积极创造并推进上海史研究，遗惠长远。”马军说。
李亚农先生哲嗣李小骝在会上回忆了关于父亲的往事。李小骝先生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原党委书记，他谈到，在中国科学院服务了三十年，作为一名研究者和管理者都曾受到父亲的影响。
“尽管我十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但有些事我仍有印象。早在五十年代初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最后癌细胞扩散得很厉害，已经到了脑部，可他想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因为心脏无法忍受上海的黄梅天，他常年住在衡山宾馆的高层，人瘦得只有五六十斤，已经拿不动书了，只得专门让科学院的小工厂制作了书架，一边插着氧气一边看书写东西，直到他去世。”李小骝说，这一幕使他很受震动，“父亲对学术研究是有兴趣的。对于离开党政管理岗位到历史研究做工作，他是很高兴的”。
郑庆声先生自1952年起追随沈以行所长研究工人运动史，与之相处长达四十二年。回忆起老领导沈以行，他说：老所长的一生都与工人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他回忆了沈以行所长和刘长胜同志的一段渊源，那也是沈先生转向工运史研究的契机。
刘长胜是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副书记、上海局副书记，1937年后上海工人运动长时间的领导人。早在1939年，他就布置上海各行各业的地下党员编写这方面史料，沈以行先生当时也参加了邮局方面的编写工作。
解放后，处在市委和总工会领导岗位上的刘长胜仍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预见到“历史资料，现在进行搜集的条件比较好”，决定成立专门机构进行这项工作。1953年，他亲自到上海部署相关工作，调沈以行等人成立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干事会，重点整理邮局等四个产业系统的史料，沈以行先生正是从这时起真正参加了工运史研究的实际工作。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子道讲述了沈以行在复旦历史系和社科院历史所“系所合作”期间的历历往事。
他回忆道，1979年冬天，他陪同一位美国来复旦的访问学者拜访沈以行先生，向他请教中国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和革命的问题。那是刚刚改革开放、社会氛围仍然比较保守的情况下，复旦的第一位美国访问学者。沈以行先生坦诚相见，为美国学者提供了大量材料，包括他们做的老工人谈话记录等珍贵的一手资料。后来沈、余两位都为这件事向有关部门写了情况说明。“在当时保守的思想环境下，我们去拜访档案机构也都碰了钉子，一般人也难以做到。可是沈以行先生大胆敞开胸怀，接待了西方学者，这是非常难得的。”
尽管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遗憾难以避免，但李、沈两位学者保有反思的自觉。
郑庆声先生回忆沈以行时说：“过去我们做工运史有个毛病，只讲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不讲别人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但沈先生的观点是研究历史资料一定要全面。既有共产党领导的，也有非共产党领导的。”
唐培吉先生提到李亚农对人才的态度时回忆，李先生曾在很“左”的社会氛围下，不拘一格地延揽人才组成史学编译组进行工作。李小骝记得父亲的秘书曾记下父亲的一句话：“人啊，应该心肠热，头脑冷。现在不对了，是头脑热，心肠冷。”
另一方面，身兼革命家和学问家的际遇也带来了宝贵的财富，李、沈两位所长均在史料搜集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从李亚农在建所初期注重资料建设的方针制定，到沈以行亲自积累下的几千万字工运史资料――其中包括老工人口述访问等，都为历史所留下了宝贵的史料遗产。
这些历史资料浩瀚庞杂，至今保留在社科院历史所，马军研究员近年来致力于整理和研究这些史料，并不断地有新发现。同时，他也正在编纂两位所长的纪念册，其中收录李亚农、沈以行两位学者的生平资料、学术作品以及亲友同仁的回忆、报刊媒体报道等，到场学者通过纪念册的征求意见稿得以先睹为快。
“纪念不仅是为了缅怀过去，也是为了展望将来；编纂纪念册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不仅是为了现在的历史所，也是为了将来的历史所。希望我们能在老所长的事迹中找到指南，老所长的精神能长伴左右。”马军说。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