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2018-04-23 16:14 来源：澎湃新闻
司马朝军：《〈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1320页，188.00元
人们总用“人心不古”来形容后人名利心重，不如古人心地纯朴。的确，在西汉以前，人们缺乏名利之义，对待著述没有强烈的权利观念，当然也就没有明确的署名意识。古人著书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流传，至于是否署自己的名字，并不重要。于是，古代就出现了这么一种现象，就是自己的著作不署己名，而托上古名人之名。中国古代的著名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便托名黄帝所作；“十三经”之一的周朝职官制度之书《周礼》，便托名周公。有些古书散佚后，有人耗费精力伪造一部传世，也不是为了出名，当然也就没有利益。
中国上古出现的伪名和伪书，常常出于公心，至少没有名利之心。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们开始追逐名利，不仅将自己的著作置上自己的名字，而且还将别人的著作攘夺过来署上己名，使得伪书和伪名的形式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将他人之书署上己名的作法，是为了名，然而还有另一种奇特的现象，便是有人炮制伪书，并不是为了名，而是为了利。这种现象的推动者，往往就是牟利的书商。他们拼凑成伪书，置上著名人物的大名，并不是“舍己为人”，而是为了假托名人之名而让图书畅销，自己则在背地里大发横财。晚明时有人便常常伪造图书，署上著名思想家李贽等人的大名，以促销谋利。这种现象，在晚清时仍再发生。其中一部署名江藩的《经解入门》的图书，在市场上畅销，同时也给学术史带来了混乱。到底这部书是著名汉学家江藩所作，还是一部伪书，令人莫衷一是。
俗语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有伪书的炮制，便会有辨伪学出现。辨伪学缘起于两汉，发展于唐宋元明。至清代，辨伪学开始兴盛，成为文献考据学的重要分支，出现了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这样的专著。辨伪学在清代兴盛有诸多原因，但就其学术内在的发展而言，则与清代学术讲求“言必有征”的学术规范，以及清代学者倡导“毋剿说，毋雷同”的学术道德密不可分。民国时，梁启超又撰成《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张心澄则出版了《伪书通考》等辨伪学著作。
司马朝军教授长期研究辨伪之学，早在2008年便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献辨伪学研究》专著。自上世纪末他就开始关注《经解入门》一书的真伪问题，先后发表系列文章，对《经解入门》展开辨伪。通过十八年不懈努力，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对相关成果加以系统梳理，司马教授撰成《〈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最终证明《经解入门》是晚清书商剪辑而成的一部伪书，只是借江藩之名行世而已。是著考据精湛，足称定谳，改变了《经解入门》问世以来给经学研究和国学普及带来的混乱局面，堪称近年来文献辨伪学领域的一部力作。
如果是一般滥制滥造的伪书，证伪以后弃之不顾就可以了。然而，《经解入门》却是一部质量精湛的伪书，因为它采撷了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钱大昕、王念孙等巨匠的学术精华，条目清楚，文字简明，内容充实，编排得当，是一部提纲挈领的经学教科书。对此，就不能视而不见了。于是，司马朝军教授便对是书作了整理，撰成《〈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一书，分为三编：上编为笺注，对《经解入门》原书做了简要的注释；下编为辨伪，经过详细比勘一一注明抄袭来源；外编是据《经解入门》卷三《国朝治经诸儒第十六》一篇所列清代经学家名录，编纂的一部清代经学家资料汇编，将两百零二位学者的有关经义资料汇辑成编，可以目为清儒经学的学案。可见，《〈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实际上是由三本既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书组成，拆分后可径称为《经解入门笺注》《经解入门辨伪》和《清儒经学学案》，足见内容的丰富和份量的厚重。
书中《前言》部分从版本来历不明、阮序不足为凭、徐跋多不实之词、多记江氏身后人事、多与江氏殁后著述雷同、与《国朝汉学师承记》多相矛盾、与《古书疑义举例》条例不尽相同、卷八附选之文皆伪、盛行于清末、学术分类思想与乾嘉时代不合等十个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论述了《经解入门》并非江藩编纂，而出于后人伪撰。
在下编“《经解入门》辨伪”部分，司马教授更是逐条考证《经解入门》抄袭来源，还原伪撰者的作伪过程与手段，并将少数“查无出处”的条目作为“待质录”予以附录，既示“阙疑”之义，亦以望与同道共克难关。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经解入门》编者的考辨，他首先认为：“《经解入门》并非什么专著，而是一部资料汇编，准确地说，它没有真正作者，只有编者。……此书的正式编者极有可能就是《皇朝五经汇解》的编纂者――‘抉经心室主人’。”（《前言》，第13页）并根据王应宪博士的考证，将“抉经心室主人”的真实身份锁定为晚清鸿文书局主人凌赓�。可以说，该书很好地完成了对这部旧题“甘泉江藩纂”的《经解入门》的辨伪工作。
《经解入门》一书虽被彻底证伪，但作者并未因此就否定其存在的价值，而是认为：“只要我们善于辨别真伪，去伪存真，《经解入门》仍不失为值得一读的入门之作”（《前言》，第16页），将其视为便于当时初学者研习经学的入门书。
《经解入门》虽然是研习经学的入门读物，但其中涉及的术语、人物、著作等是比较专门的，对当代经学初学者仍有一定难度，所以，上编“《经解入门》笺注”部分对全书做了系统的整理注解。“笺注”部分主要是对《经解入门》中的疑难字句、特殊名词，以及涉及的经学家、经学著作、经学问题的注解，全面完整，事无巨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研读《经解入门》的重要版本。可以说，本书的上、下两编，融文献整理与文献辨伪于一体，二者相得益彰，既证明了《经解入门》为伪书的历史事实，又提升了该书在研习经学方面的现实价值。
《经解入门・国朝治经诸儒第十六》一篇虽抄《书目答问・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而来，但该名单从专门汉学、汉宋兼采、小学家三个角度收录清代经学学者，基本囊括了清代主要的经学家，具有重要的经学史意义。所以，司马教授又据《国朝治经诸儒》所列清代经学家名录，以辑录体形式，广采文集、史传、方志、书目、学案、笔记、诗话、年谱、谱牒、词典等材料，编成外编“《国朝治经诸儒》研究资料汇纂”，外编“既是相对独立的一大部分，也与《经解入门》行为表里――正编侧重于经学概论，属于共时层面；外编侧重于经学史，属于历时层面”（第439页）。这样，此“研究资料汇编”就已具有“经学学案”的性质，如能假以时日，在此基础之上删繁增要，再作调整，精益求精，必能形成一部独具特色的《清代经学学案》。
在《〈经解入门〉整理与研究》一书中，作者不但将《经解入门》彻底证伪，更是努力发掘其学术价值，不致使这部便于初学的经学入门读物因“伪书”的身份而受人冷落。由此可见，作者撰写此书，虽因文献辨伪而起，但其最终成果已不再局限于辨伪，而是借助对《经解入门》一书的整理、研究，通过笺注、辨伪、资料汇编的形式，为经学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