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海权热潮
晚清以降，西方势力最先从中国沿海叩开国门，中国人对海洋与国家命运的关注也在逐渐提升。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们成为呼吁重视海上威胁的先驱者，提出注重海防、建设海军、与敌战于外洋的思想。他们感知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转变了明代御倭以来的海防观念，最早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提出建设近代海军以保海疆的口号。
在学习西方器物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等洋务官员则将建设近代海军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同时提出较为系统的实施近海防御以守土保国的战略设想。光绪初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标志着中国人的观念中，海防不再从属于陆防，而上升至同等地位。这些外敌逼侵之下的反应，仍是主要着眼于加强“海防”，进而保护陆地国土的自卫性海权思想。这是封疆干吏们根据现实危机，但囿于中国传统海权观而产生的思想。
甲午战败之后，震惊于海军覆没的中国人对海洋认识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崛起于海岛的日本由蔑视转为钦佩。风靡西方世界的马汉“海权论”知识也开始由日本传入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讨论。
当时海权论传入的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由日本人在上海主办的刊物，日本乙未会主办的《亚东时报》自1900年开始连载马汉的《海上权力要素论》，不过最后无疾而终，只翻译了极小部分，而且行文晦涩难懂。二是中国旅日知识分子在日本及回国后的传播，则真正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清新之风。旅日的学者和学生在日本获得了更丰富的西方海权理论知识，并见识了日本海洋强国的历程，又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落后的危机，因此大量翻译海权著述并介绍传入国内，成为20世纪初宣传海权救国的先锋力量。
曾在上海震旦求学、并有过旅日留美经历的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在1903年于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向国人疾呼“故欲伸国力于世界, 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是为中国人中较早的宣传者。
1910年前后, 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计划将《海上权力要素论》全部汉译。这份杂志后来因各种原因停刊，汉译计划遂成泡影。不过其译文风格已经简明清晰，注意到了适应中国人阅读理解的问题。
从日美归国革命的孙中山，怀着“伤心问东亚海权”的忧思，在其许多和演讲和著述中，经常提及中国应该重视海权问题，开始尝试着将海权思想与建设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保卫海洋权力、发展海洋经济等设想，并把这些设想加入到他的《实业计划》中。
通过新式媒体的传播，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成为了社会各界的时髦潮流，“海权”一时之间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朝野上下的流行词汇，在官方的奏章、文书，以及民间的报纸、书刊、杂志上频频出现。流行词汇的另一面，则是对舶来品的词意滥用，各界人士在论述中多将“海军”、“制海权”、“领海”、“海洋经营权”等概念与“海权”混淆，导致了中国人的碎片化认识。孙中山、梁启勋等初期宣传者的阐释也或过于零碎，或过于笼统，并未清楚表达出海权的真正意义。碎片化的认识导致在爱国热情下给出不切中国传统与实际的药方，士民动辄要求政府以举国之力建造舰船，“与各国竞雄于海洋”，冀望以速成的方式将中国建设成为海上强国。
知识分子作为善于理论解读和冷静思考的群体，其优点是能够完整而清晰地阐释理论，并能结合中国国情深层次地解读问题。经过清末民初的海权热潮和时局乱象，当人们愤懑和疑惑于中国海权仍然举步维艰之时，具有阐释和反思意义的近代中国人第一部海权论专著――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于1928年问世。
一位台湾爱国青年
林子贞，又名林本元，台湾台北人，出生于1896年日本初据台湾之时。林子贞幼年丧父，由养父抚养长大，半耕半读的生活较为凄苦。年轻时来到日本神户经商，入职华商谊美商行，后弃商就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于1922年3月毕业获得法学学士。毕业后曾担任北平《远东日报》总编辑，《海上权力论》一书即是在此时所著，由三星印刷局发行。1929年为养父奔丧而回台，曾担任《台南新报》主编。台湾光复后任职省政府专员，退休后在中国文化学院台湾研究所担任理事。林子贞自幼生长于传统家族，青年时毕业于西式学堂，推崇新知识与新理论，就职于新式传媒业，注重舆论传播，其经历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代表性。而其人生经历的一些特殊性，又对他海权思想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据《林本元先生自传》回顾，其家族是清朝时由福建同安地区移居台湾的，他是渡台后的第三代。福建自古以来是海洋文化发达的地区，长期活跃着海洋经世意识，也是近代中国海洋事业的始源地之一，而福建迁台移民更具有艰苦开拓的海外闯荡精神。尽管林子贞出生时台湾已沦为日据、年轻时即赴日经商游学，但对家乡的传统海洋文化及其祖辈先民的海外开拓精神始终抱以热爱与推崇，是其一生所潜心探究的命题。在其著述中经常赞扬以福建人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居民亲近海洋、敢于跃出海外冒险的精神，年轻时常借助西方理论探讨这种海洋文化之于中国的意义，晚年则编纂了大批闽台地方历史文化书籍。
东京明治大学成立于1881年，偏重于西方和日本法学的教育，甲午战争后章宗祥、雷奋、富士英等大量中国留学生进入该校学习。林子贞求学之时，正值该校的鼎盛时期，法学士毕业，预科需要学习日文、汉文与两门西方语言，以及历史、地理、法制等科目，本科阶段则有宪法、民法等必修科目，以及国际公法等选修科目。留学生涯给予了林子贞国际视野，对西方的历史人文地理相当熟悉，也培养了他从国际法的角度解读政治问题的习惯。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到海权论，并参照日本凭借海权崛起的历史与现实，而逐步接受海权强国的理念。
回中国后，林子贞长期从事新闻媒体业，特别关注中外关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当时中国国力羸弱，在中外冲突中屡屡吃亏，求学时期接触到的世界强国理论和经验，与中国落后的现实形成巨大反差，让踌躇满志的年轻海归充满了愤慨与担忧，激起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同时，也对海权强国的理念有了更深的思考。1926年3月，中外大沽口事件爆发，随后北京学生市民向政府抗议，从而导致三一八惨案。林子贞作为媒体人详细报道和分析了此次事件，撰写有《三一八惨案始末记》，指出列强凭借着强大“海军力”迫使内斗不休、政府无能的中国屈服，而仅靠学生运动想带给中国外交上的有利结果是不可能的。国际法理与海权力量相结合，中国内政与外交相结合，以求揭示问题的深层原因，已是当时林子贞已形成的分析问题的主要思路和写作风格。大沽口事件的屈辱刺激了林子贞对中国海权问题的深入探究，在报上开始撰文连载《海军力的权威》等文章，并在两年之后完成了专著《海上权力论》。
开放、重商的闽台海洋文化，负笈东瀛接受的国际法与现代海权思想，以及回国后感受到的民族危机意识，构成了林子贞撰写《海上权力论》时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在序言中表示，写作的缘起，正是激于对中国现状的担忧而期望振兴海权来强国，而振兴海权的落脚点，则在于改变广大国民的海权观念。因此本书的主旨，一是要向民众传播正确的海权思想，二是论述海权与中国的关系，让同胞在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再继之以强国御辱的行动。
海权究竟是什么
《海上权力论》一书分为“海上权力的意思”、“海上权力与国防的关系”、“海上权力和陆上权力的比较”、“英国的海上权力”、“英国海上权力致大的要素”、“法国扩张海军力的径路”、“各国扩张海上权力的目的”七章。前三章主要介绍和厘清海权理论的概念和内涵，后四章则是以西方海权作为映照，通过海权视角来观察和剖析中国。
林子贞阐述了“海权”的内在涵义，并辨析了“海权”与其他相似概念之间的关系。所谓海权，以中国文字表述应为“海上权力”。狭义上说，海权即是“国家在海面上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亦即海权概念的应用方面；广义上说，“海权”包括了武力支配海洋的能力和商业航海的能力，而这两者又是互相依存和促进的关系。现代海权学者将以马汉为代表的近代海权理论的逻辑链条归结为，以海军力量保障国家财富的积累，财富又促进了海军的强大，两者形成良性互动。林子贞当时的阐释最为接近海权理论的本质，也较为清晰而完整。
以海权的视角回顾中国近代史，反思落后挨打的原因，是海权思潮中的焦点，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说遂成为指代西方海权功能的标志。林子贞一方面认同此说，认为历次不平等条约即是西方海权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批评将西方海权的作用仅止于“打开国门”的单一海权观念，提出海权的扩张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是在对华侵略中与其他政治、经济手段相配合而持续深入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例如世纪之交列强各国掀起的在中国实施的铁道政策狂潮，正是其海权由中国沿海深入内地的新形式。正是单一海权观的危害，与西方为了海权持续扩张而在各方面纵横捭阖相比，中国则根本没有海上政略，对内没有保护国民和工商业的能力，向外没有扩展的方针，外交上也频频失宜，国内外沿海要地尽失，无力抵御他人的侵入。在当时的思想界，林子贞“海权持续深入”的思想显然更为深刻。
与当时各界专注于批评政府忽视建设海军、无力保护领海不同，林子贞认为中国海权的落后，是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背后所依托的思想观念的落后。既有传统时代以来长期形成的重陆权、轻海权的“单臂国防观”的思维桎梏，也有民国军阀们的“对内国防观”的局限影响，更有军政高层以陆制海战略的短视。
针对海权论速成主义者的高调，林子贞认为中国海权的落后是在思想观念、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落后，这表明中国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和因素与现代海权的发展产生了矛盾。《海上权力论》一书中，以英国作为正面典范，辅之以法国作为参照，从国家地理环境、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发展方针、民族海洋素质、国民商业精神等方面来审视中国海权发展的桎梏，指出中国这个古老陆权民族在向海权国家转型中的艰难与困境，海权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针对将海权视为野蛮之途的论调，林子贞指出海权是国家文明臻于极致的表现，向海外发展是政府的政治力为经济力的发达而服务，是人类文明进步后的产物。当前中国急于进入文明世界，就必然需要发展海权，并同时做好应对列强争夺的准备。虽然中国现状困难重重，但是加强海权来振兴国力是必然的道路。
针对将海权建设视为烧钱之举的腔调，林子贞始终强调，海权的增强不仅是政府加大海军与商业投入等单方向的事情，让国家海权去发挥本身的各项作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籍此强大起来的国力又会回报和反哺海权。海权将在伸张国势、保护海外移民、维护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具备冲突反制能力、保护独立国主权等方面促进中国国力，并形成两者良性循环。
《海上权力论》是近代第一部立足于中国视角、完整而深入论述中国海权问题的专著，虽然受西方思想影响，存在着“海洋――陆地”二元对立思维的缺点，但在中国海权思想史上仍有独特的价值和鲜明的风格。然而这部产生于20世纪初中国海权热潮的著作，因时代的局限而长期被人所遗忘。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主要面临着外敌从陆上侵入的亡国危机，使知识界对海权的讨论热度逐步降低。至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也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海权事业长期处于次要地位。直到90年代中国海权问题再度被重视起来，《海上权力论》才重新被皮明勇等海权学者所关注和研究。
近代以来呼唤海权发展的中国人，激于民族危机而探求强国路径，继而带来发展海权而振兴中华的中国梦。然而近代中国主权受侵、经济落后、工商业薄弱、政府领导力低下、民众观念陈旧的现实，无法为当时兴起的海权梦想提供可实现的发展环境，这也是九十年前林子贞及其同道们所慨叹而无奈之处，因此只能寄望于后来者。今天回顾《海上权力论》，以历史映照现实，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海权问题，理解海权之路的艰辛与不易，促进社会对中国海权事业的重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上海观察 2017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