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导]未来强军兴军新征程：从历史研究中获取智慧和力量

报纸原文：《从历史研究中获取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   程洁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军队的“首义”至今，九十之年，忽焉已至。中国人民解放军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现代化的威武之师。居安思危。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拨开历史的迷雾，寻找历史的启示。因此，“光辉的9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立与发展”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1957年7月，年事已高的朱德同志在建军30周年际，回忆起炮火连天的峥嵘岁月，讴歌了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以南昌起义为首的三大起义过后并不意味着人民军队就诞生了，只是孕育的开始。因此，把握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实践，不仅应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而且要延伸至土地革命初期。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主任朱之江教授指出，考察这个问题必须与一定历史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策略联系起来，而不是仅看党内泛泛之论。军队在中共土地革命战略策略中地位的真正提升并确立起来，大体要到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以后。

数十年来，对八一起义在中共军事认识上的转变及其意义，研究则相当不足，即便是中共与军队关系方面的论述也难说完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江西省社科联《苏区研究》主编何友良表示，八一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军队领导的两个转变，即军事斗争由边缘向中心地位的演进与党对军队关系由从属向主导的演进。这是由局部到整体的演化过程，要从全党的战略和政策转变的全局去认识和总结，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和结论。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军事历史研究》副主编仲华也认为“党指挥枪”这一建军根本原则与制度的确立，并非水到渠成、轻而易举的事情。从南昌起义创建红军起至1929年古田会议止，中国共产党在党军关系、在如何领导军队等重要问题上，经历了艰难辨识和曲折探索的过程。此外，毛泽东等人在党军关系、在党领导军队方面的思想，如何由下至上地、由点及面地为全党全军广泛接受与由衷认同，在具体制度实施上，到底是坚持党委制还是实行政委制，究竟是支部建在连上还是支部建在团上，等等，都需要实践去进一步回答和检验。

南昌起义原定时间是1927年7月28日。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认为时间过于仓促，决定推迟到7月30日。但直到8月1日，南昌城寂静不再，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时间何故一推再推？共产国际下达了什么样的指令？张国焘应当对此负什么样的责任？

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仅隔一天即7月26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再次举行会议。罗明那兹在会上宣读了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共产国际给伯纳（罗明那兹）和乌拉尔斯基（加仑）发来的电文：“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

罗明纳兹在会上说，共产国际认为暴动取得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不仅不给予经费支援，且电令俄国顾问不得参加南昌暴动。罗明纳兹明确表示，必须下令阻止南昌暴动。然与会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对共产国际电报的理解是：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应当举行。会议决定张国焘前往九江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我为了等侯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294页。）

30日早，张国焘赶到南昌后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他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暴动。31日晨，前敌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会上辩论激烈。时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的谭平山极力主张按照原计划暴动，他说，手握兵权的贺龙和叶挺都同意暴动，暴动成功有很大的把握。张国焘无可奈何之下表示少数服从多数。

南昌起义以后，张太雷在10月15日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向张国焘发难，说他假传圣旨，应受处分。

武警总队历史研究中心华强教授分析，起义时间一再推迟是由于等待张国焘传达中央指示，而张国焘因为交通问题在九江耽搁了两天，认为张国焘干扰了南昌起义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共产国际的电报看起来模棱两可，实际上是反对起义的。中共中央参加会议的代表对共产国际电报作了不同的解读。张国焘没有假传圣旨。因为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一事受到中共中央处分，张国焘一直为自己申辩。在中共六大上，他当着当初电报的签署人之一的布哈林申诉，此后他恢复了党内职务。如果是假传圣旨，张国焘不敢当着布哈林的面进行申诉，党内职务也不会恢复。

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国际背景，国内外的研究还不多，且主要依据前苏联的解密文件。近年来，历史学界出现虚无主义及历史修正主义的风潮，历史评价的钟摆似乎左右不定。许多学者纷纷论证朝鲜战争出兵决策的失误。那么毛泽东当年力排众议，决定参战的理由何在？今天审视的话，这些理由是否还具合理性？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江文君综合了中、苏、美三国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最近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文件和情报文件，多方对证，认为毛泽东决定出兵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1.地缘政治因素。美国不与中国相邻，美国逐渐升级朝鲜战争，最后竟悍然越过三八线北上，不得不使毛泽东怀疑美国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最终侵犯中国。NSC73/3号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明确授权联合国军，以海空军力量在朝鲜境外对抗中国，其侵犯中国东北地区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这也证实了毛泽东对朝鲜战局的预判并非杞人忧天，其出兵朝鲜的决策是有着充分的合理性的。2.历史传统因素。中国与朝鲜半岛一水相隔，两国交往源远流长。中国在历史上曾三次为了救援朝鲜而陷入战争。朝鲜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屏障。“唇亡齿寒”，任何对朝鲜的第三方军事入侵，都被视为是对中国的重大威胁。3.利用抗美援朝来唤醒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和巩固社会安定。4.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毛泽东相信“人定胜天”，视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

事实上，中美苏三国对彼此的认知偏差，是最终导致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随后中国出兵的重要条件变量之一。例如朝鲜和苏联在判断开战的“有利时机”时，都陷入了一厢情愿的认知陷阱。过分相信自己一方片面的情报来源，高估己方的实力，都认为美国不会出兵朝鲜。同样的认知陷阱也发生在中国身上，中国将美国视为铁板一块，很难相信美国政策乃是多元的。而美国在对中国的情报评估中犯了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错误。片面地、有选择地偏向那些对已有观点有利的分析变量和因素，有意无意地过滤、忽略了其他反对因素。如美国忽视了周恩来的警告，过于相信中国需要苏联的空中掩护。甚至在中国即将出兵前的1950年10月12日，中情局报告中还信誓旦旦地宣称“由于苏联不会直接干预，因而中国可能也不会干预朝鲜。”中国出兵朝鲜这一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战争的遗产存留至今。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辉煌的历史。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上海郑和研究中心主任时平教授从“文明的意义”的角度指出：郑和下西洋采取“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恩威并施与“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厚往薄来并举的方式，最大限度争取以和平方式“平天下”。马六甲海峡地区是郑和下西洋经营的要区，郑和根据该地复杂政局和不同对象，采取了旧港模式、苏门答剌模式、满剌加模式等经略方法，都遵循礼仪、正统、恩威并举、先招抚后用兵的“王道”模式来治理，而不是后来西方殖民的征服、武力、改变、单一的社会模式，强调“王道”的和平、包容、稳定、共享的价值。郑和的经略模式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精神遗产。当然，传统时代的居高临下或天下中心观念，则应该坚决摒弃。

上海大学教授沈瑞英认为还必须对历史经验与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明代下西洋的海洋活动停航后，不久就失去了经东南亚、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至东非、中东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葡萄牙在明朝自弃海权的态势下，稳控中西海上咽喉要冲马六甲海峡130年。直到荷兰殖民主义者攻占满剌加，并进一步侵占东南亚。至此，中国海权和海洋权益痛失于世界大航海、大殖民时代的历史交叉点。历史证明，没有海权，也就没有了历史发展的主动权。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指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矛盾很难调解，往往最后的结局是战争。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沈瑞英教授强调在捍卫海权利益层面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远洋海军，能战方能止戈；另一方面，要重视海洋交通线。当前中国倡导“一带一路”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必然要走向远洋，还需要建立以国际安全与和平为目的的海外相关基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年轻学者张晓东认为，以英美海上战略关系来看，“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必然发生的。新兴大国可以用战略耐心和灵活的策略，在实力增长的同时推动形势的转变。海权也需要科学的海洋战略文化，中国需要在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创造当中重整国家在海上的形象与地位，传统与现代的磨合将会在长期实践中得到实现。在海军指挥学院副教授黄春宇看来，我国所提倡的新安全观不仅仅是继承了我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和平”理念，更创造了“合作”新思维。

人民军队是一支新型军队，其创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帆风顺。我们既不能忘记创建之时的艰难探索，也要弘扬与珍惜其中蕴含的厚重的历史经验与启示――它们是未来强军兴军新征程的历史指路标。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现代史室主任马军研究员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上海社科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对中国现代史上一些重要节点问题，都应该做些事。建军90周年是其中之一。”充分体现了学者们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9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