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有20多万册藏书，无论中文、外文，旧籍、珍籍均不在少数，在学术界颇富盛名。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则完全是白手起家。按照汤志钧先生的说法，当时所里每年都有一笔不菲的购书款，而市面上的书价却很便宜，因此他和资料室的杨康年先生常常出入于各大旧书店和文物仓库，不怕脏不怕累，挑书选书，整批整批地往所里运，有一次甚至拉回了一卡车。杨康年“这个同志好！他其实是个版本专家”，“旧书堆里灰太多，杨康年好，不怕灰”，“乐在其中”。历史所资料室的藏书体系和规模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底子，“杨康年是一有功之人”。
所里老资格的孟彭兴老师亦曾感叹：“谈及所图书馆，不禁要怀念杨康年等几位老前辈，是他们不辞辛劳地努力集藏，才让历史所有这么个令后人受益匪浅的丰富 。”
杨康年何许人也？笔者查阅不少所史资料，却找不到一个最简单的传记乃至人物条目。察诸其他渠道，极有限的材料表明，他生于1924年，“从13、14岁起就出入坊间、书肆，成年后更是倾全力搜罗典籍，家中垒书齐屋，枕席枕籍，聚集精良，不下万卷，仅嘉靖刻本就罗致了100余部。”1944年7月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三年制国学科（与汤先生可谓是校友），擅长版本目录学。“文革”前杨在漕溪北路40号的历史所资料室服务，“文革”后则调往万航渡路的院图书馆任流通组负责人，主要从事读者咨询和对青年人的业务教育与培养工作。退休后于2003年去世。
60年初杨康年在历史所时，曾试图编纂《古代上海历史资料目录》而未果。后来批校过《�亭知见传本书目》16卷，辑录过《馆藏部分古籍书目》（基本收录了社科院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书，1987年7月刊印），还参与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的编写工作。因参与全国善本书目的调查征集工作，他受到过文化部的通报表扬，并先后在1985年和1986年被评为上海社科院和上海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1994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文物局等单位，根据杨康年提供的资料，将上海社科院收藏的珍本《读书札记》（[清]乔可聘撰，康熙七年刻本）摄片编入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这一国家重点项目，从而为抢救文化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康年在当时的上海图书馆界是很有些名气的，1981年3月5日《史学情况》（历史所的简报）第19期，刊登了一篇署名珊思的文章《图书工作絮语》，内称：
人有时会菲薄图书资料工作，以为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辛辛苦苦，一无成就。但是，我想有哪一件研究工作能够离开图书资料工作呢？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资料汇编，无不凝聚了图书馆工作者勤奋的劳动。
我想起上海从事文史图书工作的三位同志――杨康年、葛正慧、王明根。他们热爱本职，精益求精。一份书目可以不查卡而索得；一个研究课题可以为你提供一大批图书。广博的业务知识，负责的工作态度，堪为表率。我热切地希望这样的同志多多出现。
80年代还是本院经济研究所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的沈祖炜与萧国亮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也都感佩过杨康年的学识和风范。沈祖炜写到：
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杨康年先生对图书馆藏书情况了如指掌，如果你要找某一本书，杨先生会直接告诉你“这本书仅此一本，已经借出，在某某人手上”，他会主动帮你联系，催还这本书，使你尽快借到。杨先生的出色工作，让我们的学业得益不浅。
萧国亮则说：
我要特别提到的是图书馆的杨康年先生。他是我版本目录学知识的启蒙老师。我去图书馆借书，一呆就是半天，除了找书，大多数的时间就是和杨康年聊天。当然我们聊的尽是有关版本目录学的问题，我从他那里真是长了不少学问。他是一个爱书爱到嗜书如命地步的人。不仅工作在书海里，不仅家里富有藏书，且有不少稀世珍本，而且他胸中还有藏书百万，只要问到书的问题，他没有答不上来的，说来如数家珍，真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一生与书为伴”，赐予他莫过为之。后来在我的生活中最疯狂的消费莫过于买书，这主要是受了我祖父和杨康年先生的影响。
本院文学研究所的两位科研人员也曾满怀感激地勾勒了这一时期杨康年先生的风采。陈青生回忆：
在我几次为赶乘交通车返回院部而等不及如愿借阅书刊之后，图书馆的杨康年先生主动要我把需要借阅而来不及查找的书刊名单交给他，由他在每周二、五之外工作时间里抽空帮我提取出来，放在外借处，待我下次再去图书馆时办理手续取回。这样一来，我为借阅书刊而心急慌忙的状况随之消解。
孙琴安亦忆到：
杨康年那时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皮肤白晰，一看就是老知识分子模样，说话声音很大，听力不佳，常会把一只耳朵凑过来听。但他对书目很熟，有些难找或书名不同的旧平装书，请他出马，多半解决，经常令人如愿获得，欣然满意而归。
“文革”以后，虽然杨康年调往院图书馆工作，但他对曾经服务过的历史研究所仍保持着积极的影响。70年代末担任历史所资料室主任的丁美臣先生，曾经向杨康年求教“图书的相关流程，比如采购、编目和流通等”，后者悉心相告。历史研究所新儒家研究的代表人物罗义俊，更是铭感杨康年对其研究转向的促进。罗氏的记述如下：
从历史所资料室出去的院图书馆老人杨康年颇重视港台地区和海外学术，“文革”中为院图进了一批书，并调拨给历史所一部分，我拜此之赐，1979年入所就得以接触唐、牟、徐等，此为我后来主治当代新儒家的一大缘起……
本所资料室的老同人金秀才先生早年在万航渡路的院图书馆工作时，也也曾与杨康年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据其回忆：杨是小开出身，父亲解放前曾开过一家钢铁厂。杨家有许多藏书，后来杨夫人生病了，为筹集治病的钱，他不得不忍痛将一些珍籍卖掉，但自己又不好意思出面，只好让儿女代办。杨康年声音响亮，业余时间喜欢唱唱京剧。他平时待人客客气气，但工作起来认真负责，若遇手下有人工作“拆烂污”，他是会斥责的。他对历史研究所很有感情，在院图书馆负责购书时，常常会为历史所留一份。当时院里也曾有过评高级职称的机会，但他总是摇摇手，表示无意于此……
从本院外事处退休的赵念国先生也曾告诉过笔者，“杨康年是个院宝级的人物，对图书工作的熟悉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尤其是当年来我院访问的国外学者，对他赞不绝口……”
由于没有副高、正高的头衔，也没有留下大部头的专著和论文，所以杨康年就成了所史和院史书籍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他的奉献、热心、敬业和低调却久久地留在了昔日同事们的记忆中。
类似像杨康年先生这样的人物，在社科院，在历史所，当然远不止一位……
参考文献：
戴海斌、沈洁：《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
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会编《同一个梦想――我与社科院》，2008年6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办公室编《往事掇英：上海社会科学院五十周年回忆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8月
《天命年回首：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50周年征文选》第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9月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苑往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纪念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7月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