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叶圣陶曾经说过，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中国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当年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汇聚的专家，最多时候有三百多位。
一百年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这场启蒙运动的中心，一直被认为在北京，一所大学（北大）和一个杂志（《新青年》）的结合，造就了改变时代的启蒙大潮。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其实还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当年的上海是全国的出版中心、报业中心和文化中心。在北京之外，面向市场的上海文化人，塑造了另一种启蒙，一种更多元、更温和、更大众、更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启蒙。
“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第3期邀请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和上海文化有深邃研究的许纪霖教授、周武研究员和瞿骏副教授，他们讲述了百年前上海的那段“另一种启蒙”的历史传奇，并比较今日上海的文化现状，与听众一起讨论：世界都会的上海文化，为何如今黯然了许多，又该如何再现辉煌？腾讯文化独家发布对话实录，以下是第二篇。
许纪霖：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是两个百年老店，它们都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一个是在北京的大牛校北京大学，另一个就是与北大同时在1898年诞生的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不仅在全国，甚至在整个华人世界当时是无人替代。启蒙运动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精英的启蒙，另一个是对大众的启蒙。法国的启蒙运动当中，伏尔泰、卢梭面对的是精英，而百科全书派面对的是对大众---这里主要指对知识大众的启蒙。《新青年》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但它的发行量不过一万五千份。但商务印书馆垄断了当时中国2/3以上的教科书市场，而教科书一定是最大、最有影响的启蒙。
瞿骏：上海的报馆、出版社出版了非常多的报刊，通过他们的发行网络，如在一些小地方的烟杂店，豆豉店中人们均能够买到他们。在我看来，像许老师说的这样一种辉格党人式的一往无前的历史叙述，如果你要破除它的话，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回到常识。思想不会自动地进入你的眼睛，杂志也不会自动地跳到你手里。思想、杂志如何能到你的手里、进你的眼中，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渠道的。从这一点来说，可能上海的报馆和出版机构尤其是大型出版机构就变得特别的重要。1912年，钱穆到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任教，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他在那里能够读到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
我们再来看《新青年》、《新潮》杂志。像《新潮》有一个代派处在苏州的�直小镇。为什么会在这个小镇呢？因为叶圣陶在那里的小学校教书。而叶圣陶为什么跟《新潮》有关系呢？因为叶圣陶跟顾颉刚是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是好朋友。当时顾颉刚跟傅斯年这一批北大的学生在办《新潮》。也就是说他们的传播渠道，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类似于现在的低层次传销，是点对点的，看上去好像根扎得很深，但基础其实很薄弱。
而商务他们是怎么发行的呢？他们就是淘宝和天猫，有无数的渠道像毛细血管一样到达中国的各个角落，尤其是江南市镇和乡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思想这个东西是要有渠道传递出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江浙地方，其实要比北方的启蒙来得容易，这是因为有上海这个中心。有了上海这样一个中心，然后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网络，新文化传播特别广。
《新青年》、《新潮》也是要通过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来帮他们传播。胡适就说过，我的《胡适文存》，动辄七八册，百多万字，既不是那些中学生、小学生可以买的，也不是那些中学生、小学生可以看的。于是商务、中华就做胡适等新文化名家的诗选啦、文章选啦，小说选啦，特别好卖。正是通过这些方式，胡适们的思想才到你的手里、才到你的眼里、才到你的心里。
许纪霖：商务印书馆这一系列杂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东方杂志》了。在民国初年《东方杂志》的影响要远远超过《新青年》，特别是在知识精英当中。后来陈独秀主动挑战《东方杂志》，除了思想分歧之外，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就是挑战大牌，挑战权威，从而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打响《新青年》的牌子。可见当时《东方杂志》的影响之大。《东方杂志》影响大，不是因为“旧”，而是由于它的“新”，在民国初年，一讲到新学的杂志，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东方杂志》，所以陈独秀要抢过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一定要将《东方杂志》打倒，才有《新青年》的位置。
民初的《东方杂志》思想与风格，是由其主编杜亚泉奠定的，我把他称为“旧派中的新派”。所谓“旧派中的新派”，说的是这代人是在晚清接受的教育，是从旧学里面出来的，但是他们在1895年以后，受到了梁任公、严复的影响和时事的刺激，了解和引进了大量西方来的新学，做了大量早期的启蒙工作。我们中学里学过的化学元素表，里面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化学元素汉字，最早就是杜亚泉发明的，他还编了动物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在科学方面做了很多启蒙。在《东方杂志》之中，翻译和介绍了许多新的思潮。但杜亚泉并不认为新学与旧学完全冲突，他提倡“接续主义”，希望将新学与旧学调和与融合起来，这才是中国文化未来的方向。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的态度，后来被新青年一代人嘲笑，罗家伦就颇为不屑地批评杜亚泉：“你说他旧么，他却象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杜亚泉的确是半新半旧的启蒙者，但在民初的影响更大，因为太新的观念和语言一般人太陌生，接受不了。《东方杂志》采取的是”旧瓶里装新酒”的方式，这对民国初年那些基本是旧学教育背景、但又向往新学的知识精英来说，特别能够接受。
我愿意将《东方杂志》所代表的上海启蒙称为“另一种启蒙”。近代中国的启蒙不是单线的，好像有一个正统，从《新青年》到《新潮》，一路下去，这才叫启蒙，其他都是保守、落后，或者伪启蒙。不，启蒙是复调，有各种声部，各个声部之间不一定和谐，相互有争议，但整体合起来形成民国初年波澜壮阔的启蒙大潮。
“另一种启蒙”没有出现在北京，不是偶然的，与这两个都市的内在文化特点有关。北京是自信的、独断的，单一的、阳刚的，但上海是多元的、怀疑的、复杂的和阴柔的，北京是刺猬，上海是狐狸。杜亚泉和《东方杂志》充满了魔都的特性，魔都不是魔鬼的意思，而是充满了魔幻的性格，魔幻是美轮美奂，不是只有一种颜色，而是有多重色彩。魔都不像帝都那样自信，上海的启蒙者总是像狐狸那样，不相信有一种终极的、包办一切的真理，总是对各种声音、思潮和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趣，他们不告诉你什么是真理，而是将各种真理和知识展示出来给你看，相信你有自己的理性和意志，可以自主地选择。
瞿骏：新文化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不是一条线或者一个色调，而是有一个斑斓的色谱。刚刚许老师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上海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学灯》。这两个副刊比起《新青年》，肯定要有更多的读者，而且他们会特别有意识地去吸引读者，这也跟清末以来上海作为一个文化中心有关。
以前那些读书人很少需要去吸引读者，一部书刊印几十部就不错了，如果能有一百多部书，就很好。但是到了梁启超成为名士的时代，慢慢就转向了以读者为中心。梁启超在清末是引领风潮的人，但是慢慢的，到了五四的时候，梁启超就要跟着学生跑了。
《新青年》做得很好，梁启超他们的《学灯》副刊也同样不差，因此梁曾试图为新文化运动“别建正统”。在《学灯》副刊上专门有一些广告会说，希望江浙地区的那些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来投稿，专门开辟了一些栏目来给他们发表文章，这其实背后有深意存焉。
什么意思呢？我前面说过思想不会自动地到你的眼睛，到你的手里。同时思想的魅力也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并不是说德先生、赛先生、穆姑娘这些东西本身的魅力就足以吸引读者进入这个新思潮，这些思想是跟现实粘在一起的，特别是它能够给边缘知识分子带来社会上升的可能性。像钱穆、叶圣陶这些人，在地方上当一个小学老师，他们总是想，我怎么能够脱颖而出。那个时候不再考科举，叶圣陶的困惑是：顾颉刚读了北京大学，通过大学完成了社会上升，在大学里面获得了教职，通过学问脱颖而出。那我怎么办？顾颉刚就指点他：给《新潮》投稿，你在《新潮》上发表的文章越多，你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能够找到的机会就越多。
钱穆也是一样，不断地给《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写稿，他有四、五篇早期文章都发在《学灯》上面，而且关于他的文章有一个故事。开始学灯副刊以为他是耆宿，文章都是用大一号字体发表出来的。文章发表后，在他那所小学里，引发了轰动。钱穆就想，以前都是用笔名发表，也没说自己是小学老师，后来他就给《学灯》的编辑李石岑去信，告知自己是一个小学老师。没想到，他这么一说，李石岑马上给其文章排到小一号字体文中去了。这些故事其实都能看出一些有回味的意思来。
所以，新思想、新文化，一定要跟社会地位的上升联系在一起，才会迸发出勃勃的动力。按照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森老师的说法，思想一定要能够乘着现实之翼，才能散发出它最大的光辉。
许纪霖：《新青年》的出场与191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有关。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中国知识界一代新人上台了，他们是民国以后教育体制改革后的大学生和中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与我们今天接受的差不多，基本是西方来的新学，他们已经不满《东方杂志》四平八稳的温和声音，很喜欢陈独秀那样明确、独断、启示式的真理宣言。《新青年》的崛起，标志着新一代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当时的中学生只读《新青年》和《新潮》。实际上除了这两家杂志之外，新潮的学生们还喜欢阅读当年的“四大副刊”，这四大副刊，北京有两家：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上海有两家：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是宗白华主编；还有一家是邵力子作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这四家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手，它们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都在当时都超过了《新青年》。
上海除了这两家副刊以外，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还有《小说月报》背后的跨越京沪两地的文学研究会，也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支。我们不要忘记，还有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新青年》同仁。四家副刊当中，时事新报副刊和晨报副刊都是研究系的阵地。五四期间对中国社会与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位西方大师杜威与罗素到中国讲学，不要以为是《新青年》请的，而是研究系主持的共学社请来的。
周武：我稍微补充一点，也许把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合起来讲比分开来讲更有意思。上海和北京，当然是非常不同的两个城市：一个是魔都，一个是帝都；一个因“社会”（工商）而成为中心，一个因政治而成为中心。类型不同，中心点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影响力也非常不同。但是这两个城市在清末民初是很难分开来讲的。就新文化运动而言，《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以后，跟上海的联系仍然是非常紧密的，北京跟上海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蔡元培到北京担任北大校长后，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底下都把商务印书馆称为“本馆”，就是说他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员，从来不把自己当外人，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也没有把当外人，后来他在香港去世时，后事也是由商务印书馆帮忙料理的。再比如陈独秀，他跟商务印书馆关系也极为密切。他的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的。那是1902年，陈独秀还在东京留学。到五四的时候，陈独秀跟上海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的中断，他跟上海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仍然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他还是商务印书馆的馆外名誉编辑。馆外名誉编辑是拿钱的，一个月三百块大洋，这是非常高的薪水。当时在馆的高级职员也不过如此。那么商务要求他做什么呢？只要每年编一本小册子，交商务出版即可。后来他跟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一直非常好。陈独秀去世之后，陈独秀的很多朋友筹编《陈独秀丛著》，最重要的一个推手也是商务印书馆。再比如，《北京大学丛书》、《北京大学月刊》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印书馆给的条件是非常优惠的。如果亏本的话，由商务承担。如果盈利的话，60%归北京大学，40%是归商务印书馆。这本身就是对北大的支持，对新文化的支持。胡适跟上海、跟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更不是一般二般的关系，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本来要聘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胡适也确曾到商务印书馆考察，并提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最后推荐了王云五做编译所所长，自己仍回北大当教授，但身在北京的胡适仍无时无刻不关注商务。1950年代初，张元济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在“社会关系”一栏中，第一个填的就是胡适。由此亦可见，胡适与张元济的关系之深。此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比较有影响的两套丛书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主持编纂的《世界丛书》，梁启超共学社编纂的《共学社丛书》，也都是商务印书馆资助出版的。还有《陈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也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上海在清末民初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文化网络，新文化的理念、读物正是借助这个网络快速传播开来。所以，我说，没有上海的参与，新文化是很难运动起来的。与其去争论北京、上海哪个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不如说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刚才许老师讲复调的启蒙，另一种启蒙，我想结合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构成略作阐发。
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叶圣陶曾经说过，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中国知识分子汇聚的中心。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当年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汇聚的专家，最多时候有三百多位，单1920年至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后任蒋介石的国策顾问）、周昌寿（物理学家）、谢六逸（日本文学家）、杨贤江（教育家）、郑振铎（文学家、藏书家）、周建人（鲁迅胞弟、生物学家）、周予同（经学家）、李石岑（哲学家）、王云五（后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杨端六（财经专家）、朱经农（教育学家）、唐钺（心理学家）、竺可桢（气象、地理学家）、任鸿隽（科学家，后任四川大学校长）、周鲠生（法学家，后任武汉大学校长）、陶孟和（社会学家，曾任北大教授）、顾颉刚（历史学家）、范寿康（哲学家）等；同时还聘请了陈独秀、胡明复、杨铨、秉志等为馆外编辑。可谓极一时之选。这些专家的构成是非常多元的，不是说只有“新青年”。也有旧派学人，还有新派当中的旧派。这是一种真正的“兼容并包”，一种休休有容的开放与包容。这样一种开放和包容难道不是新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精神面向吗？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不就是要建立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文化襟怀吗？
当年商务体现出来的多元、开放与包容，不仅反映在编译所的专家构成上，更反映在它的出版品构成上。商务提供的出版品同样是非常多元的，他们出新文化的读物，也花大力气抢救、整理和影印古籍。他们反对“非此即彼”，总是尽己所能地帮助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流派的活跃与发展。譬如1918年6月，张元济在北京期间一方面认真听取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意见，另一方面又保持与严复、林纾，以及孙宝琦、董康、傅增湘、章士钊等人的联系。甚至像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由于他的学问，张元济仍打算出版他的文集。有容乃大。商务印书馆是这样，当年的上海也是这样，非常开放，非常包容，因为开放与包容，商务印书馆才成其大，上海才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的城市，欢迎世界所有的思潮、主义、学理，让它们在上海自由争鸣、交锋、互动。对中国而言，这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种启蒙。
许纪霖：刚才周武教授有一句话我听了特别有同感，他说新文化运动是北京和上海这两所城市的合谋，我非常同意。不要说新文化运动，你看20世纪中国几件大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中国这两座双城。别的不说，以具有历史转折点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为例， 都是北京先发起，上海跟进，上海一动，震撼了全国与世界。
北京一向是中国的学术中心，学生是最敏感的，每次学生运动几乎都是北京走在最前面。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时候，一开始北洋军阀非常强硬，学生上街，就抓人，抓了几百个学生。结果到了6月3日，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知识分子、商人、工人和商民联手发展为全民运动，就震撼了全世界，北洋军阀也怕了，立马把三个卖国贼给革职了，将被抓的学生也放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这样，最初是北平的学生运动，到了上海，就成为全民性的救国会运动，从而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大高潮。你看，近代中国的运动都是从京城的学生开始，然后发展到上海的全民运动，运动从北京开始，在上海取得胜利。
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双城，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两座城市的“合谋”。
腾讯文化2015-10-20 18:17
http://cul.qq.com/a/20151021/00890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