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胜利庆典带来的欢欣、憧憬与渴望汇聚起来的人心与民气，在内战的烽火和生存的煎熬中一点一点地被消磨殆尽，最后转化成排山倒海而来的愤怒和足以冲决一切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愤怒和力量，中国历史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8月15日上午七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美国战舰上签署投降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至此画上了句号。曾经亲临受降仪式现场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以“落日”为题记录了他所见证的那个历史性瞬间。落日，与日本“旭日东升”旗恰成鲜明对照。这篇曾经感动万千读者的通讯极富历史观和现场感地写照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最后向盟国低头画押场景的每一个细节。而作者以“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作结语，又寄托着历经八年苦战之后一个古老民族对重生的憧憬与向往。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陪都国民政府遂确定9月3日为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
抗战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一场来之不易的艰难胜利。为了这场胜利，中国军队共进行大小战斗近二十万次，重要战役两百余次，歼灭日军一百五十余万人，战争结束时接受一百二十八万日军投降。中国战场歼灭的日本军事力量，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为了这场胜利，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军民伤亡三千五百万人以上，其中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余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一千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五千亿美元以上。更不用说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饱受的恐惧、仓惶、乱离，以及其他种种苦难艰辛与生存焦虑。所以，当胜利终于来临，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尽情宣泄！从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到8月10日日本乞降，从8月15日上午七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再到9月9日日军在南京向中国投降，这些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迈向最后胜利的每一个历史节点，都曾激荡出民间自发的如山洪暴发般澎湃的欢庆狂潮。
为了庆祝这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伟大胜利，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以国家的名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举办全国性的胜利庆典，并颁布《庆祝胜利实施办法》，令全国各地一体遵行。重庆率先成立“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并于9月3日在较场口举行盛大的胜利庆典。继重庆之后，上海亦成立了“上海市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戈登路（今江宁路）65号设立筹委会办事处，具体负责上海市胜利庆典的筹备事宜。后因盟军、国军及上海市行政负责人于胜利日尚未抵沪，上海的“祝胜”大典遂推迟到10月10日与双十节合并举行。庆典在跑马厅举行，庄严、热烈、盛大，特别是大会之后的大游行，五百多个团体参加，沿途所经之地，万人空巷，整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沉浸在庆祝抗战胜利的疯狂氛围里，场面之壮观，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这是上海在租界收回、市政统一之后首度举办的全市性“祝胜”大典，也是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在上海举办的旷世盛典。
有关这个盛典，迄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以重庆和上海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报刊资料，对这一旷世盛典的筹备、举办的具体过程略作钩沉，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大约从日本乞降之日即8月10日起，国民党中央和重庆地方政府当局即开始着手筹备“陪都各界扩大庆祝胜利大会”，并专门设立“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统筹胜利庆典的筹备事宜。8月14日，该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重庆各界的庆祝大会，定名为“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庆祝时间，依国民党中央指示日期；地点，较场口广场。庆祝大会主要节目包括：1.讲演；2.通过向主席致敬电，呈主席致敬电；3.通过向盟国领袖致敬电；4.通过向抗战将士及沦陷区同胞致敬电；5.通过向太平洋盟军致敬电。（二）于会后举行庆祝胜利大游行，人数在十万以上，分国旗队、党旗队、联合国国旗队、化装汽车歌咏队、音乐队、党员队、团员队、农人队、商人队、工人队、妇女队、荣誉军人队（用汽车）、盟邦军人队（用汽车）及自由参加之市民。（三）招待盟邦驻渝军人及使领人员，举行盛大庆祝胜利舞会。（四）扩大慰劳抗战军人家属。
此后，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又召开多次会议，反复讨论和落实胜利庆典的每一个版块，以及每一个板块中的每一个环节，最后确定胜利庆典由遥祭中山陵、讲演、十万人大游行、庆祝舞会等板块构成。8月19日，国民党中央以电文形式颁布《庆祝胜利实施办法》，具体办法如下：悬旗三日，如备有联合国美英苏法等国旗者，应并予悬挂。放假一日（定为第一日）；举行庆祝会（定为第一日，庆祝会中应电主席致敬）；鸣礼炮一百零一响（定为第一日正午十二时），教堂、庙宇及工厂、轮船、火车分别鸣钟击鼓，鸣汽笛三分钟庆祝（定为第一日正午十二时）；各界火炬游行（定为第一日于庆祝会后举行）；各地方有盟军者，由地方军政首长会同接待（定为第一日）；发动各界征求实物，组织慰谢队，分赴各处，实地荣军及抗属（定为第二日）；各戏院娱乐场所开放一日（定为第二日）；各报纸出庆祝特刊等。办法中还特别附录了国民政府文官处拟定的标语和口号，标语包括：“庆祝胜利要巩固世界和平”，“迅速建立国际安全组织”，“彻底肃清侵略思想”，“巩固中美英苏合作”，“抗战精神完成”，“恪守中央复员政令”，“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宪政”，“向抗战将士致敬”，“向盟邦战友致敬”，“迅速救济收复区同胞”，“拥护伟大崇高的蒋主席”；口号包括：“抗战胜利万岁”，“世界和平万岁”，“同盟国万岁”，“中美英苏合作万岁”，“蒋主席万岁”，“抗战将士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电文并称：这个办法“各地方适用”。也就是说，各地方应一体遵行。
以上办法系经蒋介石亲自核准后颁布，显见陪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均对抗战胜利庆典的重视程度。但庆典究竟何时举行当时并未定案，直到9月1日国民政府才最后确定，并电令各地自9月3日起悬旗庆祝抗战胜利三天。电文并称：“奉主席规定，9月3日为悬旗庆祝抗战胜利之第一日，并著全国各地方同于是日上午9时正鸣放解除警报或汽笛十分钟后，随即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以归一律。”同时对先前颁布的《庆祝胜利实施办法》略作修订，新办法如下：
中央：悬旗三日：9月3、4、5日三天，各界一律悬旗庆祝，如备有联合国国旗或美、英国旗悬挂；放假一日：9月3日放假一日；遥祭中山陵：9月3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国府举行；和平之声：9月3日上午九时施放解除警报十分钟，教堂、寺庙、学校、工厂、商店、住户并同时鸣放汽笛、钟声、锣鼓、爆竹；鸣放礼炮：9月3日上午施放解除警报后，随即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庆祝大会：9月3日上午十时举行；主席茶会：招待使节及盟国军事长官，另候核示；主席广播：另候核示；各界游行：9月4日上午八时集合。
地方：悬旗三日：9月3、4、5日三天悬旗庆祝，备有联合国国旗或美、英、苏、法国旗者，并予悬挂；放假一日：9月3日放假一日；和平之声：9月3日上午九时正，施放解除警报十分钟，寺庙、学校、工厂、商店、住户并同时鸣放汽笛、钟声、锣鼓、爆竹；鸣放礼炮：9月3日上午九时解除警报后，随即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庆祝大会。有盟军地方，由当地军政首长举办茶会，招待盟军军事官员。各界游行，火炬游行。
遵照这个新办法，9月3日，重庆举行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庆祝胜利大会。上午八时半，国府大员齐聚国民政府礼堂，文官着长袍马褂，武官着戎装，蒋介石则着特级上将制服主持遥祭国父孙中山仪式。在他率领下，文武百官向东垂首，面朝南京中山陵，遥祭国父孙中山。蒋亲自宣读祭文，大意为：驰念国父在天之灵，能不黯然。今后将恪遵国父遗教以建国。上午九时正，“和平之声”在重庆上空响起，市电力公司拉响解除警报的长音，各工厂、轮船亦同时鸣放汽笛十分钟。接着从嘉陵江军舰上传来礼炮一百零一响。“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在较场口广场正式拉开帷幕。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莫德惠先后致词。蒋介石没有出席庆祝大会，但大会宣读了他那篇著名的《胜利日文告》，文告说：
全国同胞们！
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总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欢腾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维、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我们遥祭国父，告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期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
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才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和保持的，只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结东亚与世界普遍、永久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残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牺牲真正有代价，更须在此时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全国同胞在过去曾经团结一致以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在今后必能团结一致，使民主与统一共底于成，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
接着，《文告》并就“国民政府关于内政最重要最具体的方针”做了三点宣示：第一、与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减轻农民与工人的负担，并“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第二、还政于民，及早实施宪政，并“恳切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真诚地为国为民，尽量协助政府这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第三、以军队国家化为前提，完成国家的统一。蒋《文告》最后说：上述三点是当前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希望全国同胞举国一致，积极推进，期于完成。
庆祝大会还通过了给蒋介石、三大盟国领袖、抗战将士、太平洋盟军、抗属和收复区同胞的致敬电。随后，即按预定计划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分为党员队、团员队、农人队、商人队等，浩浩荡荡地从较场口广场出发，向着预定的路线前行。十一时五十四分，蒋介石率文武百官乘敞篷车巡视市区，车队所到之处，街道两旁市民争睹领袖风采，夹道欢呼致敬。对此次巡视，《申报》有过详细报道：
十一时廿分，蒋主席自官邸乘车驰赴市区巡视，接受市民之致敬，主席着草绿色军服，佩长剑，带手套，含笑坐于黑绿色之敞车中，颜色慈祥和蔼，令伫立路侧之千万市民感觉一段温暖，而不禁向主席欢呼，主席亦频频举手作答。旋主席至军事委员会稍作休息，其时军委会门前之广场上，已有无数市民恭候多时也。彼等见主席，或挥动小旗，或热烈鼓掌，或欢呼万岁，其欢欣鼓舞之状，实非笔墨所可尽述。十一时五十四分，主席复乘敞车自军委会出发，巡行市区，此为八年来之第一次，程代参谋总长坐于主席之侧，主席坐车由摩托车三辆前导，其后有吉普车一辆，车上掌旗官手举“军委会委员长”大旗一面，再次始为主席所乘敞车，居（正）、戴（传贤）、于（右任）三院长，吴铁城、冯玉祥、白崇禧、吴鼎昌、吕超、陈立夫、陈诚、张治中、吴国桢、谷正纲、王缕绪、莫德惠、贺国光、方治、贺耀祖、康心如诸氏乘车尾之。十二时主席抵达中心路口，军乐大作，仪仗队持抢致敬，市民则欢呼鼓掌，主席坐车徐徐通过胜利门，取道校场口、民权路，折向过街楼、林森路。主席所经各街道均人山人海，交通为之梗塞，仅余一线孔道，容主席坐车通过。市民距主席较近者不过九尺。主席所予市民蔼然可亲之印象，实从未有如今日之深者。十二时四十分主席返官邸。
这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感荣耀的时刻，他自己在当天的日记不无自矜地记道：“十一时半由军委会起检阅，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卅年之苦心与奋斗，惟见此略得宽慰耳。”
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游行，据估计，约有十万人参加。当天，整个重庆已变成“一个狂欢之都市”，街头巷尾，人潮涌动，无不陶醉于千载难逢之欢乐之中，交通为之断绝达六小时之久。《国民公报》记者对当天的盛况曾这样描述道：“远远地是军乐队奏着‘联合国歌’，渐渐地出现了胜利大游行的队伍，像一道洪流，在人造的两岸缓缓流过。于是我们看见两瓶杜松子酒，看见五丈来长的游龙，数不清的同业公会，雄赳赳的武装队伍。在这里面，服装整洁的海军最受欢迎，流浪人多年没有看见海，现在又引起他们对海洋的憧憬。……化装的行业，光怪陆离，山海关参加游行，绿色雄狮在大街漫步；川剧名角筱桐风，扮演木兰从军，中电明星章康健，做了和平女神；……原子弹挂在绿色机下，石油塔也搬上‘舞台’。盟军来了，这些拜仑式的英雄，受人特别的尊敬，他们擎起V形的双臂对人们的回答是自然的‘顶好’。一位年轻的美国士兵，在侍役扛着的胜利酒筵上，端起一盘菜肴，意味深长的说：‘哈哈，……顶好’！” 直到午后三时半，游行队伍才渐渐散去，全市交通始恢复畅通。
按国民党中央颁布的经过修正的《庆祝胜利实施办法》，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全国各地应与陪都重庆同时举行，但实际上各地差异甚大，特别是沦陷区，涉及受降、接收、秩序维持和组织重建，9月3日与陪都同时举行胜利庆典，时间上根本来不及。譬如，南京要到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举行、11日国军新六军抵达南京全面接防南京之后，胜利庆典才得以举行。台北则更晚，要到10月25日台湾正式回归祖国，次日才举行盛大的庆祝台湾光复环市大游行。上海的情况则比较特殊，早在8月19日，即国民党中央《庆祝胜利实施办法》颁布之日，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即开始筹备上海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原本当天下午就要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嗣因时间过于仓促，不及通知，才改到22日下午四时假正行女子中学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应邀出席者包括市党部、两路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队部、中宣部、地方协会、商工、教育、妇女、文化界等各团体各界代表数十人。筹备会由市党部书记长葛克信主持，经过两个小时讨论，议决通过了《本市庆祝胜利办法》，具体办法如下：
各机关，各商号，各学校，各住户，一律悬旗三日，如备有联合国英、美、苏、法等国旗者，应并予悬挂。各公开场所一律开放三日，以供民众免费游乐。各播音台播送名人演词，及各种游艺、音乐，在各通衢要道安放大放送器以供游乐。各报纸出庆祝特刊。各公共场所如通衢要道搭建彩牌楼。在会场门口，悬挂国父遗像及蒋主席放大肖像。各公司商号一律大廉价贱卖三日。拍摄各种集会、游行、慰劳等纪念影片。悬放大汽球。征集抗战史绩，举行展览会三日。
1945年9月3日，陪都重庆庆祝抗战胜利大游行。
三日节目安排如下：
第一日
各学校，各工厂，各商号公司，一律放假一天。上午九时在跑马厅举行盛大庆祝会。中午十二时呜放礼炮一百零一响，教堂、庙宇及工厂、轮船、火车，分别鸣钟击鼓、呜放汽笛三分钟庆祝。晚上七时举行提灯会及火炬游行。
第二日
上午九时飞机散发传单。中午十二时在XXX欢宴新任官长、盟军官长及中国使节。下午二时慰劳队携带实物，分头出发慰劳。（甲）抗战将士――分赴各驻地慰劳；（乙）出狱同志；（丙）烈士家属，以上三项假座公共场所集团慰劳，事前登报公�；（丁）盟邦侨胞。各戏院娱乐场所免费开放一日。晚上九时在跑马厅燃放烟火花炮。
第三日
上午九时在跑马厅举行赛马。下午三时在跑马厅举行各种球赛。
会上正式成立了“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下设总务、宣传、慰劳、征集、游艺等五个处，各司其职，积极筹备。为了提高筹备效率，同时便利各界联络，筹委会在戈登路（今江宁路）65号设立办事处，集中办公，分处办事。8月28日筹委会通告各界：“本会为积极，并便利各界联络起见，特假江宁路65号为办事处，所有本会总务、宣传、慰劳、征集、游艺各负责人，希于即日起到办事处，如承各界指教，请驾临该处，或电话39674、39803、39716号等接洽。”
随后，各处相继成立，并以各处的名义公开发布“启事”或“公告”。8月30日，征集处发布的《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征集处启事（征）字第一号》称：
抗战胜利，举世同欢。本市由市党部领导举行庆祝胜利大会业已成立，筹备会分处办事，本处奉命于本日宣告成立。凡我各界热心人士如有慰劳物品，务希踊跃致送，藉表爱国热忱。庆祝拟征物品开列如右：1.预拟征集物品种类：甲、日用品类，袜子，毛巾，衬衫，短裤，汗衫，水壶，肥皂，卷烟，火柴，酒类，糖果类，食物类，罐头品类（食物如系面包等鲜物，请先向物品收受处登记捐献数量，解送日期由本会通知）；乙、医药用品类，人丹，八卦丹，万金油，痧药水，奎宁丸等药品；丙、国旗及同盟国旗。2.物品代收处：甲、本会办事处戈登路65号（新仙林旧址）；乙、上海市商会天后宫桥北堍。
同一天，宣传处亦在《申报》发布了《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宣传处公告（宣）字第一号》，公告称：
查本处自大会于本月二十二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以来，各项工作在积极进行中。凡本市各界关于庆祝胜利有关宣传业务者，俱应与本处预为接洽，使集中力量，步骤一致，共襄盛举，特此公告。宣传处长费鹤�，副处长陈德贻、费彝民。
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事宜由市党部领导的筹委会统一办理，但社会上假借庆祝之名自行募捐的不法之事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形，筹委会于8月31日发布通告：“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自择定戈登路65号为会址后，所有总务、宣传、慰劳、征集、游艺各处负责人员，均集中办公，展开工作。各界参加庆祝之社团，一律由该会即日办理登记，如有假名招摇情事，希望市民随时检举，任何人不得利用庆祝名义，向市民强迫募捐。”9月1日，筹委会再度重申：
庆祝抗战胜利一切筹备事宜，业由上海特别市党部领导各界成立筹备委员会，所有全市征集劝募以及游艺等项，均由该会统一办理，近闻外界有单独集议庆祝办法，假借庆祝为名，自行募捐，尤其各保甲人员，如老总联保，派收每甲五万元慰劳国军费，不给收据外，尚须征集实物，殊属不法。闻该会除已分别别劝止外，并请各机关严予制止。各界如有意见或发生被勒索情事，可向戈登路六十五号该会办事处报�。
尽管筹委会三令五申，但种种脱序现象依然层出不穷。据筹委会总务处发布的第六号公告称：“近查本市各大中学校及团体间有未经上海特别市党部核准，竟假庆祝胜利慰劳荣军名义，私擅在各处路口或公共场所兜售义卖品者。其爱国行动原无可厚非，惟既属义卖，其物品无从定价，而稽核尤属为难。流弊所至，何堪设想！兹为防微杜渐起见，自即日起，所有本市一切义卖单位，一律着即停止活动，并将办理经过情形�日详报本处候核。如有隐匿不报者，一经查实，定当捡送宪警机关法办。”另外，鉴于上海各界自行在通衢要道搭建彩牌楼、绘制墙壁或木牌广告为数颇多，筹委会宣传处亦发出第二号通告。该通告称：“查本市庆祝胜利大会业务之有关宣传方面者，应由本处统筹办理一节业经通告周知在案，……为统一管理起见，凡已进行及准备进行搭建牌楼或绘制广告各界，即日起来处登记，以符规定。”其他如慰劳、征集等处，也都做了相应的规定，划一管理。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在庆祝胜利大会筹备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乱象，庆典筹备事宜在筹委会“统一管理”下紧锣密鼓地有序推进。
按计划，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应在9月3日与陪都重庆同时举行，但由于盟军和国军尚未进城，战后首任上海市长钱大钧也还没有到任，蒋介石代表、上海市副市长、市党部主委吴绍澍决定上海的胜利庆典暂缓举办，9月2日市党部发出“紧急公告”：“查我国庆祝胜利日期，业经中央规定为9月3日至5日，本市庆祝胜利大会，以国军尚未到沪，自应暂缓举行，除另订日期，再行公告外，仰于9月3日至5日间全市先行悬旗庆祝，概不放假，特此公告周知。”次日，国民党中宣部东南办事处亦发布通告称：“关于我国庆祝胜利日期，业已决定于本日起连续三日举行，本市方面，因国军尚未正式进驻，钱市长亦未抵达，为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起见，蒋代表吴副市长特决定暂缓举行庆祝，一俟日期决定，当即发布通告。”上海庆祝胜利大会虽未能在中央规定的时间内举行，但仍呼应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在9月3日至5日间“全市先行悬旗庆祝”。
9月7日，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抵沪，主持京沪地区日军投降事宜，并全面接防上海。9月9日，市长钱大钧到任。随着汤恩伯、钱大钧先后抵沪，暂缓举行的胜利庆典遂再度提到议事日程。9月10日，上海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游总组召集戏剧界编导会议，计划于举行庆祝会时，加入戏剧表演游行。会议决定“岳飞”、“洪宣娇”、“蔡松坡”、“妙峰山”、“葛嫩娘”、“抗战第一年”、“梁红玉”、“蜕变”、“最后胜利”、“希特勒的把戏”等十二部名剧，届时除在卡尔登演出之外，并用十二部卡车，分别表演，随队进行。因为庆典举行在即， 9月11日下午五点胜利庆典筹委会宣传处在戈登路65号召开会议，统一认识，抓紧并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筹委会其他各处亦全面动员，进入筹备的最后冲刺状态。9月14日下午二时，筹委会召开第三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于10月10、11、12日举行，大会会场设于跑马厅。就是说，上海的胜利庆典将与双十节合并举行。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10月10日，上海市各界纪念国庆、庆祝胜利大会在跑马厅隆重举行。司令台上，冠盖云集，第三方面军司令长官汤恩伯将军、市长钱大钧、盟国驻沪使节和军事代表，以及各界数万人，参与盛会。有关胜利庆典的盛况，当时上海众多报刊均做了大幅报道。《上海图画新闻》的报道以“八年来首次胜利国庆大游行”为题，图文并茂，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文字部分极简洁、精确，要言不烦：
上海沦陷，为期八年，此次日月重光，河山收复，欣逢第三十四届国庆纪念，全体五百万市民，在天气晴朗之破晓中，即闻爆竹声，如连珠般此起彼伏，全市振奋，莫可名状，庆祝会场设于跑马厅，九时正，各机关参加队伍纷纷进入会场后，大会由钱市长主持，仪式于隆重严肃声中完毕后，继于十一时开始八年首次大规模游行，参加队伍达五百余单位，直到下午二时半始告完毕。游行队伍路遇之处，沿途市民热烈加以鼓掌欢呼。入夜，庆祝牌楼及各机关各商店灯彩，大放光明，绚烂夺目，正所谓城开不夜，盛况空前。洵因上海同胞，一旦脱离敌伪压迫，将过去八年中所郁积的冤抑之气，得以尽情宣泄；而爱国之情亦得以充分表达无余，故倍形热烈，决非言词所能表达于万一。
大街通衢，均札有各式牌楼，全市合计五十余座，蔚为壮观。入夜，灯火通宵，市民伫足而观，几途为之塞。
《民国日报》则连续三天跟踪报道了上海胜利庆典的全过程。10月11日，该报以“纪念国庆庆祝胜利，昨开盛会情况热烈”为题，详尽地描述了上海胜利庆典首日的空前盛况：
本市空前热烈之国庆纪念及胜利庆祝大会，于昨晨天气晴朗中展开。天方破晓，劈拍之爆竹声，已此起彼伏，唤醒全市。八时余，市民已万人空巷，伫立于游行经过街旁，而是时参加游行之军、党团体，方纷纷进入会场也。九时正，鸣炮一百零一响，全市工厂、轮船、学校、寺庙，汽笛声、钟罄声，相互应和，至为伟大。跑马厅内上海市各界胜利大会筹备会主持之国庆纪念及胜利庆祝大会，即于是时开始矣。大会由钱市长主席，程序悉照昨日公布之仪式进行，庄严热烈，盛况空前。游行于十一时开始，行列悉照预定之次序游行，直至下午二时半始告完毕。游行队伍过处，沿途市民鼓掌欢呼，空前热闹。上午十一时钱市长在市府设宴招待本市中外各界贵宾。下午四时，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假华懋饭店招待中外贵宾及空军部队。梅兰芳则在兰心大戏院表演“费贞娥刺虎”。全市各娱乐场所一律半价招待观众，入夜庆祝牌楼及各机关各商店之灯彩，齐放光明，绚烂夺目，市民拥挤，途为之塞。军警宪则在各处维持秩序，直至午夜，群众始逐渐散去。
与重庆一样，上海的大会对蒋介石的歌功颂德达到极致。庆祝胜利大会由钱大钧市长主持，并“代表中央”致开幕词。在致辞中，他向各界同胞提出三点期望：
第一，大家在欢欣鼓舞的时候，应当想到我们得到欢乐的由来。八年以来，我国以劣势的装备，抵抗强大的敌人，经过长期的血战和苦撑，卒获得最后的胜利，其间将士的用命，人民的努力，和盟邦的协助，自然都是获胜的原因，可是我们贤明的领袖蒋主席的领导，实为主要的因素。蒋主席的至大至刚的精神，考虑周详的决策，坚定不摇的毅力，统筹全局的指挥，实为全球各国所赞美，亦为全国国民所拥护，蒋主席既已领导我们得到抗战的胜利，今后必然能够领导我们得到建国的成功。我们应当怎样发挥过去的精神，继续拥护中央，拥护蒋主席，以完成建国的大业。这是我所殷切期望于我各界同胞的第一点。
第二，大家在这痛定思痛的时候，应当想想我们所受痛苦的根源，我们作战八年，单是将士的死伤，就已超过三百万人，其他人民的伤亡，和物资的损失，现在还没有正确的统计，至于人民的困苦，国力的损耗，更非统计方法所能计算和表示，这都是战争所加于我们的痛苦。而战争的起源就是因为侵略国家的存在，和侵略思想的蔓延，我们今后要根源这种痛苦，就要根绝这种战争的再起。换言之，我们应当怎样充实国力，发展国防，并怎样努力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互助合作，以消灭侵略，维护和平。这是我所殷切期望于我各界同胞的第二点。
第三，大家在这除旧布新的时候，应当想到我们今后所应负起的责任。我们不是为抗战而抗战，我们抗战，乃是为了扫除建国的障碍以便达到建国的目的。现在障碍既已扫除，紧接着临到我们面前的就是建国的大业。惟有建国，我们才能保障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惟有建国，我们才能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就上海而言，她是全国最大的商埠，与全国有重大的关系。经过这次战争的破坏，各方面均已趋于凋敝，我们今后应当协助政府，分头并进，以恢复过去的繁荣，并促进将来的发展，这是我们所殷切期望于我各界同胞的第三点。
钱大钧市长致辞后，由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将军代表党政军首长致词，他说：“今日上海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在国庆日举行，有二重庆祝意义，其一为庆祝三十四年之前革命先烈，推翻满清专制，建立民主政治。其二，这次抗战得以胜利，第一是蒋委员长英明领导全国军民抗战所致，第二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第三是得到国际――尤其是盟邦美国――的协助。今后之建国工作，实较之抗战更形艰巨，全国军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应举国一致，建设新的中国，加强国际合作，建设世界和平。”此外，大会还通过了《上蒋主席、何总司令致敬电》，并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委吴绍澍代表宣读。
除了上述项目外，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及童子军步伐整齐、精神饱满地表演了胜利操演与分列式，并接受汤恩伯、钱大钧、吴绍澍、宣铁吾、项定荣等党政军要员检阅。这是上海各界庆祝胜利大会最后一个节目，也是“大会中最重要之节目”。
上午十时半，大会结束后，盛况空前的胜利大游行正式开始，参加游行的团体达五百多个，其排列次序如下：
引导车，电车，警备车，机器脚踏车，水枪车，大会横额，童子军乐队，总指挥车，副总指挥车，总纠察车，传令机器脚踏车，大石像车，一二一师一连，警局乐队，党国旗，护旗队（即升旗队乐队及队员），八百壮士，中美合作所军队一百人，总理遗像，蒋主席肖像，联合国国旗，联合国领袖像，童子军乐队，各机关官长及各界领袖自备车，中美合作所，市党部，两路党部，海员党部，市政府及各局，三方面军代表，三民主义青年团代表，九十四军军部，海军，空军，警备司令部，忠义救国军，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童子军乐队，党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童子军，救护队军，孤儿院乐队，市农会，市工会，市商会，市教育会，地方协会，市体育会整理委员会及体育表演车，救护队车，邮政乐队，中国轮机员合总会，台湾青年复兴同志会，邮政工会，童子军乐队，学生团体，宪兵队，救护车，华华乐队，公司团体，警察，童子军乐队，同业团体，一二一师一连，救护车难童乐队，其他团体，同乡团体，童子军乐队，天主教妇女战时服务会，中国公教团体，大德医院，上海市理教会，银钱业联谊会，一二一师一连，救护队车，学生团体。
游行队伍如五色斑斓的长龙沿市区主要街道蜿蜒前行，沿途市民万人空巷，或驻足而观，或鼓掌欢呼，或燃放鞭炮，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来迎接和参与上海“八年来首次胜利国庆大游行”，以激情狂欢发泄过去八年来郁结的屈辱与冤抑之气。
在当天的诸多报道中，还特别提及一个细节：“国徽飞机翱翔天空”。九时起，漆有青天白日国徽之飞机十数架，飞翔来回于跑马厅会场凌空表演，俯仰冲止，无不如意。同时又有白色巨机一架，散发五色庆祝胜利传单。这更增添了胜利庆典的欢庆气氛。
11日，即上海各界庆祝胜利的第二天，全市国旗飘扬，热烈不减，各种游艺体育表演节目轮番上演。上午九时，大光明戏院，免费招待表演国术。中午，梅兰芳仍假兰心大戏院表演“费贞娥刺虎”，招待国军长官及各界代表。午后三时，跑马厅中华足球队与集中营侨民组织之英美联队举行庆祝友谊赛，汤恩伯、牟廷芳、朱敬民、吕承天等军政要员莅场观战。晚七时半回力球场举行排球赛。女排：中华对西联，男排：中华对英联，观众踊跃，极一时之盛。入夜各马路交通要道，彩牌楼凯旋门灯火辉煌。南京路依旧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市民纷纷自动排演龙灯，炮竹声如连珠于耳。
12日，系上海各界“祝胜第三日”，也是上海胜利庆典的最后一天。据报道，当天全市继续悬旗庆祝，燃放炮竹，兴奋热烈之情绪，迄不稍减。入夜街头火炬通明，照耀如同白昼，交通要道，游人拥塞异常。各地乡人，且有专程搭车来沪赏览灯彩者。天蟾舞台，名伶名票举行大会串。下午三时，跑马厅球场举行中华对西联足球赛。晚七时起，回力球场举行中华对美海军精彩篮球表演，观者如潮。
盛大的胜利庆典落幕不久，市长钱大钧和副市长吴绍澍即联署颁布通令，限期拆除各界在通衢要道搭建的彩牌楼，清除各街各户所贴标语广告。通令称：
查自日本投降以还，本市筹备庆祝甚为热烈，现本年国庆纪念业已过去，胜利庆祝亦经结束。凡我公务人员及全市市民均应从此努力实际工作，不必再事铺张，以免虚靡人力与财力。兹特规定各处牌楼统限三日内拆卸完竣，各街各户所贴标语亦限于一星期内一律清除，嗣后各机关布告着警察局规定位置不得任意张贴，致碍观瞻，至悬挂图旗亦应遵照规定，除过纪念日由警察局通知全市一律悬挂或各户遇有庆典可以自行悬挂外，其余日期无论门首或车辆之上一律不必悬挂，以符规定。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办理，具报为要。此令。
此令一出，与胜利庆典有关的牌楼、标语、广告悉数清除，节日般的欢庆气氛逐渐远去，人们开始从狂欢中回归日常。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举办过多次庆典，如1893年举办的上海开埠五十周年庆典，1918年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庆典，等等，但没有任何一次庆典像这次胜利庆典这样庄严、壮观、热烈，薄海欢腾，令每一个亲历者永生难忘！
胜利庆典带给人民的喜悦是非常真实的，这种喜悦和热情里，有度尽劫波之后重获自由与解放的欢欣，更寄托着对战后和平与安定的憧憬与渴望。然而，庆典带来的狂欢太短暂了，胜利有如幻象。伴随胜利庆典而来的，不是人民殷殷向往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国民党政府迫不及待的“劫收”；不是清明的政治与和平安定的生活，而是“兄弟阋于墙”的内战；不是百废待举的“复兴建设”，而是另一种残酷的“统制”。换句话说，人民衷心期盼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新局并没有在战后出现，独裁如故，腐败如故，乱离如故，物价飞涨如故，民生憔悴如故，抑且更胜于抗战时期。于是，这种由胜利庆典带来的欢欣、憧憬与渴望汇聚起来的人心与民气，在内战的烽火和生存的煎熬中一点一点地被消磨殆尽，最后转化成排山倒海而来的愤怒和足以冲决一切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愤怒和力量，中国历史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原载《东方早报》2015年9月6日。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