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工运史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沛南先生，因病于2012年10月11日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逝世，享年94岁。上世纪80年代，姜先生曾长期担任历史所工人运动史研究室主任。该室于1998年与现代史研究室合并后，组成了新的现代史室。忝为该室主任的我，可以说是姜先生隔了几个后任的后任。对这位为本所、本室服务了多年的老前辈，我是有义务写些纪念文字的。
我是1992年进所工作的，此前姜先生早已于1987年离休，但我还是和他有过几面之缘。当时的历史所借居于上海西南隅的田林路2号三楼，而我家则位于东北角五角场附近，我每天需骑自行车斜穿市区上下班，所以常常充当所内职能部门的信使。有一天，我受命将一份材料送至姜沛南老师家里。姜寓位于四川北路鲁迅公园对面的某洋房里，开门的是他的女婿，得知我的来意后，即返身对里屋唤道：“爸爸，有人送材料来了。”随后，一个身材中高、面容�削的老年人出来了，他拿过材料后，客气地请我坐下略谈。我告诉姜老师，自己刚进所工作，现在在学术秘书室服务，满一年后会调进研究室搞研究。姜老师当时对我讲了些什么，因事隔多年，今天已基本遗忘了，只记得他说自己七十多岁，身体不太好，抗战时期在大后方读书时，抽了许多劣质烟，把肺抽坏了，所以现在已经戒烟。我问他是否有学生，他说自己长期在研究所工作，不是在大学任教，所以没有学生……
1993年我实习期满，被分至工人运动史研究室工作，始知姜先生是本所工运史研究的一位老前辈，和沈以行先生、郑庆声先生共同主编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册（1992年出版）。我后来也被安排参加该书下册的撰写工作，姜先生曾特意来所参加座谈会，为我们这些撰写者提供了若干颇有价值的指导性意见。后来，我又见过姜先生几次，主要是在每年春节的同人聚餐会上，彼此打个招呼而已。他虽然已过耄耋之年，行动有些迟缓，但思路还是清晰的。
我知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姜进教授是姜沛南先生的女儿。姜教授留美归来，是该系城市文化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她曾邀我前往该校参加学术研讨会，我和她见过几次，觉其容貌与乃父颇有几分相似。我还知道本院经济研究所的已故教授姜铎先生是姜沛南的哥哥，姜铎先生有名于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积极意义”的观点。
得知姜沛南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遂上网查找了一些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始知其一生既传奇又曲折，是一位1938年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姜沛南又名蒋演、江滨，1919年3月29日出生于江苏丹阳蒋墅乡滕村一个大户人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思想激进，因从事反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曾三次被学校开除，又三次被捕。抗战期间，主要往返于大西北、大西南从事进步的文教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又受中共党组织之派，返回原籍，以“丹阳县参议会参议员”、“《正报》社长”的公开身份从事地下活动。 建国初期，他奉调到上海参与创办上海市总工会的机关报――《劳动报》，并担任副总编辑。但是在不久之后的“三反”运动中，却被错误地扣上“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遭到开除党籍和撤职处分，遂于1952年夏被下调到市总工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工作，1961年又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其冤假错案直到1982年春才获彻底平反，得以恢复名誉和党籍。
姜先生的蒙冤是不幸的，虽然他被迫离开了生龙活虎的新闻岗位，但在无意中却造就了一位工运史研究的专家。30多年间，他在该领域编过很多资料，写下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和社会价值。没有什么能比他自己的话，更好地反映这段经历了，让我们来读一读吧：
起初，我是赌气要做出一番成绩来，让那些错误整我的人知道我没有被整垮，他们阻挡不住我继续前进的步伐；继而发现工人运动历史，属于近现代史范围，距离现实并不很远，有些是党领导的地下斗争，我比较知情。所以当我一头扎进工作，很快就引起浓厚的兴趣，并激起创作的冲动。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我在1953年6月就编写出长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颇得好评，翌年3月即被北京出版的《党史资料》第7期全文转载，后又被收进《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书中。一炮打响，我又继续写了几篇长文，如《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部――上海总工会》、《五卅运动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等等。大跃进期间，我被下放到浦东上烟一厂（前身为英美烟厂），一边劳动，一边主持编写一本专著《战斗的五十年》，即英美烟厂厂史，这是上海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工厂史，行销甚广。此外，我还写了许多篇上海工人革命斗争的故事，单是在北京《中国工人》杂志上发表的就有十多篇，重要的有：《从“五四”、“六三”》、《李启汉――为中国工人运动坐牢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等等。还有《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先在《中国工人》连载，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单行本，一时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畅销书，从1957年1959年连印四版，行销数万册。直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5月31日，我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四十年前的火炬――老工人黄桂生忆五卅反帝斗争》。我像一株倔强的小树，不管风吹雨打，总是奋发向上。但得不到阳光雨露，总难长大成材。记得50年代，北京工人出版社曾约我写徐阿梅烈士传，上海人民出版社邀我写五卅运动史，但都被我的上司挡了驾，只得作罢。到“文革”期间，更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我的钢笔都生了锈，可悲可叹!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传来喜讯时，我欢呼雀跃，忘记了自己已届花甲之年，仿佛又返回了青春年华。尤其在政治上获得平反后，更觉得心胸舒畅，精力充沛，立志在业务上做出更大的贡献。这十几年里，我撰写了几十篇论文和人物传记，其中重要的论文有：《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评“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五卅运动》；《重评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斗争，失败，再斗争――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上海招牌工会的兴亡》；《关于六三大罢工的几个问题》，等等。在人物传记方面，重要的有《徐阿梅》、《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李启汉在上海》，此文曾获得上海社联优秀成果奖；还有《沙文汉》，此文曾获上海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由于以上大量著作和论文，在1981年我即被评为副研究员，1986年晋升为研究员。
本研究室的一侧橱柜内存放着大量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资料，其中常能发现姜沛南先生当年的各种手稿，有已刊的亦有未刊的。每次开柜翻检时，总令我感慨万千。正是像姜先生那样许许多多的“倔强的小树”，才构建了50多年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绿色森林”。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情来缅怀他们吧，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已经过去的人，否则，我们自己也不绝会有超越生命的未来。因为真学者并不仅仅思量自己的有生之年……
姜沛南先生论著要目
（以首次发表为序）
1、《洮沙速写》，《西北日报》1943年11月19日，第3版。
2、《观光临洮》，《西北日报》1943年11月27日，第3版。
3、《洮惠渠和博济渠》，《西北日报》1943年11月30日，第3版。
4、《跃马岷县》，《西北日报》1943年12月4日，第3版。
5、《蜂、马、牛、羊及其他》，《西北日报》1943年12月7日，第3版；12月8日，第3版。
6、《漳渭杂记》，《西北日报》1943年12月13日，第3版。
7、《洮河西岸》，《西北日报》1944年1月11日，第3版。
8、《大夏河滨》，《西北日报》1944年1月14日，第3版。
9、《临夏――西北的奇花》，《西北日报》1944年1月16日，第3版。
10、《永靖涛声》，《西北日报》1944年1月20日，第3版。
11、《康乐一宿》，《西北日报》1944年1月23日，第3版。
12、《陇南巡礼》，《西北日报》1944年5月6日，第3版；5月7日，第3版；5月10日，第3版。
13、《在灾难中奋斗的会宁》，《西北日报》1944年11月23日，第3版。
14、《定西风物》，《西北日报》1944年12月17日，第3版。
15、《乌兰山下的靖远》，《西北日报》1945年1月5日，第3版。
16、《景泰在蒙胧中》，《西北日报》1945年1月9日，第3版。
17、《缔造中的新会川》，《西北日报》1945年1月13日，第3版。
18、《刮目看临洮》，《西北日报》1945年1月20日，第3版。
19、《“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前后后》，署名“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党史资料》1953年第7期。又载许玉芳、卞杏英编著《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知识出版社1987年3月版。又载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研究室编印《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
20、《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部――上海总工会》，署名“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整理”，《解放日报》1957年3月22日，第2版；3月23日，第2版；3月24日，第2版；3月25日，第2版。又载许玉芳、卞杏英编著《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
21、《回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周国强讲，姜沛南整理，《中国工人》1956年第20、21、22期。又出同名单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版
22、《电车工人“大请客”》，《中国工人》1957年第2期。
23、《为中国工人运动坐牢的第一个共产党员――纪念李启汉烈士殉难三十周年》，《中国工人》1957年第8期。
24、《破天荒第一次――三十七年前中国工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情况》，《中国工人》1957年第8期。
25、《法电工运历史资料》，执笔，署名“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1957年打印本。
26、《关于上海六大公用事业工会联谊会的一些情况》，执笔，署名“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2期。
27、《从“五四”到“六三”――记“五四”时期上海工人的反帝大罢工》，《中国工人》1958年第9期。
28、《五卅运动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胜利》，署名“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五卅专题小组”，《学术月刊》1960年第5期。
29、《战斗的五十年――上海卷烟一厂工人斗争史话》，主持编写，署名“中共上海卷烟一厂委员会宣传部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5月版。
30、《四十年前的火炬――老工人黄桂生忆五卅反帝斗争》，署名“同甫、江滨”，《文汇报》1965年5月31日，第4版。
31、《五四时期陈独秀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资料选编）》，与张统模合作，《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 。
32、《五卅运动前后沪西工人的革命斗争――上棉二厂厂史选载》，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2辑（总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
33、《评“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五卅运动>》，《社会科学》1979年第4期 。
34、《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始末考》，与陈卫民合作，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总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35、《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与姜进合作，《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各国共产党、工人党》1981年第3期。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1年第5期。
36、《首战告捷――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人组织与活动》1981年第7期。
37、《再谈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时间》，《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9、10期。
38、《我国最早的罢工在何时》，《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
39、《“李中”究竟是谁？――与张钟同志商榷》，《党史研究》1982年第3期。
40、《重评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载上海市历史学会编《上海市历史学会一九八一年年会论文选》1982年3月印。
41、《回忆在国民党上海社会局的秘密斗争》，李剑华口述，姜沛南、沈宏礼访问整理，载《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4辑（总第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2、《斗争失败、再斗争――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与庞跃合作，《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3年第3期。
43、《上海招牌工会的兴亡》，与陈卫民合作，《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6期。又载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中国工运史论》，辽宁出版社1996年2月版。
44、《一部有特色的人物传记――简评<李立三传>》，《文汇报》1984年11月12日，第4版。
45、《徐阿梅》，《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3集，工人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46、《沙文汉年表》，《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47、《评析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1期。又载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中国工运史论》。
48、《论“二七”受挫后工人运动的复兴》，《史林》1986年第3期。又载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中国工运史论》。
49、《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一大”以后》，与陈卫民合作，《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7年第8期。又载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中国工运史论》。
50、《沙文汉》，《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又载浙江省新四军研究会编《浙江新四军历史人物传》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51、《关于“六三”大罢工的几个问题》，《史林》1987年第4期。又载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中国工运史论》。又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苑英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选》，2006年9月印行。又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苑英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论文精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7月版。
52、《李启汉》，载张义渔主编《上海英烈传》第7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8月版。
53、《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与沈以行、郑庆声合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54、《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与沈以行、郑庆声合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
55、《中国工运史论》，与沈以行、郑庆声合作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
56、《曲折的道路，坚定的信念》，载王周昆主编《西北大学英才谱》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
57、《沙文汉诗文选集》，沙文汉著，与沙尚之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58、《怀念与景仰》，载《沙文汉诗文选集》。
59、《沙文汉对上海革命文化的贡献》，载《沙文汉诗文选集》。又载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战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60、《沙文汉从事军事工作述评》，载《沙文汉诗文选集》。
61、《陈修良文集》，陈修良著，与沙尚之合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