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万里研究员台湾讲学之行

虞万里研究员台湾讲学之行

从2007年10月15日赴台至12月15日回沪，虞万里研究员应台湾静宜大学之邀，在台湾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讲学之行。

虞万里研究员在静宜大学的讲座由四次系统性课程和四次专题性讲座组成。四次系列课程分别是：第一讲“古代注疏的起源与形成”，主要讲述了中国古代之注疏从语言交际中的口头补充说明到文献中的正文训诂，最后在先秦诸子争鸣时形成独立的注疏篇章的演变过程；第二讲“两汉的传注与章句”，讲述了汉代经师继承先秦的“传”体注疏形式，因为文字纷乱和传经形式之需要，使得“传”体形式有所更改的历史过程，指出随着两汉经学的发展，注疏形式也由“传”而“章句”，由“章句”而“注”，迭经变更；第三讲“魏晋传注的发展”，讲述了魏晋时代，注疏形式随着学术的扩大和转变也由经学注疏形式开拓到史部和子部著作的发展历程；第四讲“六朝义疏的形成”，讲述南北朝时期，由于纸的普及和佛教讲经的兴起，使得儒家经学的讲授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渐次形成一种新的注疏形式――义疏的形成过程，认为这种详尽的注疏形式为唐代的“正义”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中国古代注疏学中一种繁式注疏的定式。虞万里研究员通过四次课程地系统讲授，为听课者理解古代的注疏形式及其发展勾画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使得他们能够更加顺畅地阅读古文献。

四次专题性讲座分别为：第一讲“马一浮与竺可桢”，详细介绍了一位国学大师与一位著名科学家之间的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并对流传中间一些细节作了必要的辩证和澄清；第二讲“中国古代姓氏与名字趣谈”，系统梳理古代姓与氏的起源、区别及其合流过程，考辨名与字的区别、功用，特别是解剖名、字之间各种关系：如同义、反义、互补、用典以及历朝名字特点等，使听讲者感知在生活中平淡无奇的名字竟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和神奇的魅力；第三讲“历史与语言之互动”，通过演讲者亲历的具体研究实例，展示研究工作中历史与语言两者应该互相结合、不可偏废，告诫听讲者在读书求学过程中不能只凭兴趣、只是关注自己专业而漠视其它学科；第四讲“中国历史上的避讳与制度”则介绍了传世和出土文献中各种避讳形式，及由此而引起的字形淆乱和历史笑话。

虞万里研究员以其渊博精深的知识吸引了众多听讲者前来聆听受教，这些听讲者以研究生为主，兼有校内、校外教师和本科学生。授课之余，虞万里研究员亦随时为前来求教问疑的学生解答各种问题，同时利用静宜图书馆数据进行上博馆楚竹书《缁衣》研究。

除在静宜大学授课、演讲八次外，虞万里研究员还应邀到中研院傅图、东海大学、花莲教育大学、元智大学、淡江大学、台湾大学、中兴大学、高雄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东吴大学、辅仁大学等大学、研究机构演讲、授课共十一次。

此外，虞万里研究员在台湾还参加了六次会议，其中在由台湾大学东亚文明中心黄俊杰教授主持召开的“东亚经典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和由政治大学中文系主持召开的“第五届中国经学学术研讨会”上，还分别提交了相关论文。在其他如台湾大学“2007中国简帛国际论坛”、中研院文哲所之“变动时代的经学和经学家第二次学术研讨会”和辅仁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第六届先秦两汉学术国际研讨会”等学术会议上，虞万里研究员则都应邀担任主持人和论文评论人。

在繁忙的讲学授课之余，虞万里研究员还忙中抽空访问了台湾汉学资料与信息最为集中的机构――汉学研究中心，得到《汉学研究》执行主编、联络组组长耿立群教授和中心顾问刘显叔教授的热情接待。虞研究员向汉学研究中心赠送了我所“传统中国研究中心”新出的《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三辑。

在台湾讲学期间，虞万里研究员还接受了由中研院文哲所林庆彰教授和袁明嵘助理代表《国文天地》所作的学人专访，专访文稿将刊登于《国文天地》。

在两个月的台湾学术之行中，虞万里研究员以其渊博精深的专业知识和马不停蹄的学术活动为两岸传统文化的学术交流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所冯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