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2007年系列学术报告之十
2007年10月30日，历史研究所举办了2007年第十次系列学术报告会，由古代史研究室七位同仁向全所人员报告近期研究心得及成果。在一天的时间内，会议分为上午、下午两场进行，分别由程念祺副研究员及何泉达副研究员主持。
历史所副所长芮传明作题为《白居易“摩尼教诗”之可能性探讨》学术报告
芮传明研究员首先作了题为《白居易“摩尼教诗”之可能性探讨》的学术报告。有关白居易的“摩尼教诗”，南宋佛僧志磐断定其乃伪作，理由是白居易信佛，不可能“为此不典之词”。芮传明则认为此诗很可能确为白居易所撰，并从白居易的信仰、白居易所处的时代、白居易个人信仰与摩尼教的关联等几个层面展开了具体论述，由此得出结论，白居易的时代正是东传摩尼教在中国唯一的“黄金时代”，受到当局庇护，并不遭受歧视；白居易具有“信仰多元化”特征，他的弥勒信仰、维摩崇拜及严格持斋的特点与摩尼教颇为接近，这可能使之对摩尼教更生亲近感。所以，白居易如在某一场合，写了一首客观概括摩尼教教义的小诗，完全合乎常理。此项研究引起在座同仁的极大兴趣。钱杭在评论中对其评价甚高，同时也提出，此文主要使用逻辑推衍的方式进行考证，但也应关注是否存在“内证”理论，以使论证更具说服力。同时亦可参考陈寅恪对于白居易的研究成果。
秦蓁助理研究员在《东汉党锢新论》的报告中，对于党锢事件的实质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一般说来，史学界认为党锢事件的起点是李膺拒赦张成之子，事件的对立方是包括太学生在内的士大夫和当政的宦官，事件的实质则是宦官集团完全把持桓灵两帝的朝廷大权。秦蓁通过对史料的考辨及分析，指出东汉党锢事件的实质应是桓帝对反对自己即位的士大夫群体――其精神领袖是房植，政治领袖是李固、杜密――的猜忌和报复，并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直接否定帝王的品格并不是正史的笔法，然而，真实的史事不容涂抹。程念祺在评论中指出，论文颇有新意，但是论述还不够充分，希望研究者能更充分的运用史料，并加以适当的联想，继续将这篇文章做下去。陈克艰也指出，本文对于桓帝及权与理之争的分析颇有其合理之处，但在论据方面仍应加强。
陈磊助理研究员作了题为《唐代皇帝的出生、即位和死亡地点考析》的学术报告。陈磊认为，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和《唐会要》等史书中有不少关于唐代皇帝出生、即位、死亡及殡殓丧葬的记载，由于皇帝的特殊身份，这些内容往往关系到制度沿革和宫室变迁，其中颇有和唐代政治史相关的内容。但是一向容易被忽视，本项研究通过对上述材料的辨析和比对，试图从空间位置这一角度来了解宫室制度、政治权力变化等相关问题。
芮传明充分肯定了此项研究的价值及意义，同时亦提出，皇帝出生、即位、死亡地点三者之间与政治权力是否存在紧密关联呢？其中的关节点仍值得细考。罗苏文研究员则表示，通过空间与地点重新审视唐代政治，研究视角颇为新颖，而文章在具体表格的设置上可以更加合理。
汤仁泽副研究员在《试论清代今文经学的发生与发展》的报告中，指出清代今文经学是在清政日衰、盛世不再的情况下形成的，是在汉学、宋学风行一时的情况下复兴的。因此，这一学派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发端于常州，称为常州今文经学，此后，随着时间的推衍，由常州延伸到外地，由议政发展为变法。清代今文经学创始于庄存与，至刘逢禄而奠基，又由龚自珍、魏源予以发挥。康有为利用今文经学“变”的哲学议政，鼓吹变法维新。光绪皇帝决定变法，一百零三天的维新运动，可说是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思想依附，作为理论基础的；百日维新，也可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由议政而发展到政治改革运动的最高点。钱杭在评论中提出，此文的论述仍可进一步展开，并着重于对庄存与学术思想的把握。在参考书目方面，应注意到皮锡瑞、章太炎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张和声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托克维尔的史识》的学术报告。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以《旧制度与大革命》和《美国的民主》两部著作闻名学界，张和声认为，这些著作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作者过人的史识。当大多数历史学家尚热衷于描述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过程时，托克维尔独具只眼，从旧制度入手，剖析大革命的必然性，揭示经历大革命洗礼后的新法国与旧制度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得出一些与众不同却令人信服的看法，给同时代和后代的人们深刻的启示。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虽历经百余年，却依然是研究美国民主的最佳著作之一。他还指出，托克维尔虽以思想敏锐见长，同时，亦对史料极为重视，甚至超过同侪，托克维尔还尤其重视利用档案史料研究历史。陈克艰在评论中指出，实际上，托克维尔的史识可用“实事求是”一语来概括，只是这样一种平实却宝贵的特质已经渐趋流逝消散，由此也更凸显托克维尔的卓越与不凡。
程念祺副研究员作了题为《吕思勉先生的历史研究与教学》的报告。他指出，吕思勉先生把历史教育看作是一种国民教育，并且一生都身体力行。吕先生尤其强调要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综合分析中国通贯的、整体的历史，以揭示中国历史的“社会总相”。出于对历史教育的重视，吕先生一生为能够撰写出一部通贯的、整体的中国通史，可谓竭尽全力，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特色。陈磊在评论中主要谈了自己读吕思勉著作的几点感想，认为通贯的学风及对著述通史的追求，可谓是吕先生那一代学者，诸如陈寅恪、钱穆等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熏陶的学者的共同理想。钱杭也指出，通史观可上述至夏曾�一辈学人，直至今日史学家仍追求撰写一部通史。但凡历史研究做到一定程度，都希望能写就一部通史著作，而写成写不成则要看各人的学力所至。
何泉达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二十世纪初的一次中西文化观之冲撞――简论桑格夫人节育观对局“多子多福”观》的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概述了美国保健护士玛格丽特•桑格夫人1920年代初在中国进行节育观演讲的状况与中国民众的反映，并透过对细节的论述，阐释了东西两种文化观产生冲撞的几点原因，桑格夫人的节育观尽管受到攻击，但是节育的行为却春风化雨式地被中国妇女日益接受。杨国强在评论中指出，以桑格夫人及其节育观念在中国的遭遇来论述中西文化观的冲突，这一主旨是否过于庞大。节育观念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质，因为天主教就强烈反对节育，实际上，节育观与工业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罗苏文认为，桑格夫人的节育观亦是一种女性意识的突显，女性要求从繁重的生育中解脱出来，并且这一要求要配合医疗技术的发展才能实现，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标志。
总体而言，这一次的学术报告相当精彩，七位研究人员向全所同仁报告了他们新近的研究成果，参加报告会的同仁也积极发表己见，会场气氛活跃，并形成良好的互动与交流，确是一次有益而丰盛的思想之旅。
（历史所 何方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