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所2007年系列学术报告之五
2007年6月22日，历史研究所全体成员前往浙江南浔举行历史研究所2007年系列学术报告之五。此次学术报告共分三场，第一场由程念祺副研究员主持，第二、三场由程兆奇研究员主持。共有7位同仁（程兆奇、虞万里、高俊、杨国强、李志茗、陈祖怀、沈志明）发表演讲，报告最新研究心得。
程兆奇在题为“东京审判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中，承续其去年“从《东京审判》到东京审判”的学术报告，以东京审判的合法性问题为由头，探讨了罪行法定主义、对和平之罪、对人道之罪、天皇的战争责任和日军对华暴行等问题，认为日军的暴行与日本文化中轻视生命的“武士道”传统有莫大关系。熊月之认为《东京审判》作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应有学者从专业角度对以下问题进行关注：一、正本清源，说清东京审判的事实；二、评介中国人及中国法官在东京审判中的表现究竟如何；三、批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四、指出艺术与历史的区别。他认为该报告梳理了东京审判的法理依据等内容，对于学习历史的人很有启发。
虞万里在题为“《康熙字典》总阅官、纂修官行历考实”的学术报告中，就《康熙字典》编纂的动因和纂修人员的行历、专业涵养及他们倾注于《字典》的精力作了一番外围的考察，以独特的视角探究了《字典》毁誉不一、风行三百年的原因。程兆奇认为以前关于《字典》的研究多从音韵学、文字学角度切入，该报告第一次用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字典》，梳理了大量的外围历史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字典》的认识。
高俊在题为“明代皇权政治――以皇权和阁权关系为视点”的学术报告中，从“明代国祚何以长久”切入，描绘了内阁制度的演变轨迹，深入分析了阁权性质，并探讨了明代的宦官政治和士林风气，指出明代的制度废置、人物沉浮等政治运作无不以皇权的走向为依据。程念祺认为该报告关于明朝享国祚之长的原因解释是对的，但需要对其中的复杂性作更进一步的阐述；同时，他认为明代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皇权私人化，政治内廷化，朝臣家臣化、内臣化，所以明朝的宦权和阁权都是不存在的，都只是皇权的延伸。
杨国强在题为“洋务运动的历史起因”的学术报告中，认为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洋务运动的开启：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逼走皇帝，真正促成士大夫群体的反省，以自强回应西人；二、嘉道之际的经世之学经由在太平天国内战中以军功致高位的书生，转化为与政治权力相结合的东西，促成世风日变；三、在同一个过程里，内战造成国家权力下移，受经世思潮熏陶的书生以武勋成疆吏，拥有了比前代人更多的权力，也因此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意志。王维江认为，从该报告中能感受到力透纸背的力度，和历史学家悲天悯人的情怀。周武补充指出，洋务发端于洋务运动之前，在1860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沿海地区便开始了具体的洋务实践；1860年后，这些洋务实践被正当化和合法化，而早期从事洋务实践的那批人被洋务大臣们收编，成为洋务运动实际的策划者与执行者。
李志茗在题为“论晚清幕府”的学术报告中，分析了晚清幕府兴起的深刻原因，勾画了其从发端、确立、完善到转制的演变历程，指出晚清幕府对近代社会的巨大影响：造就大量人才；促成清王朝的覆灭；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振兴文教，传播中西文化。杨国强认为晚清幕府问题是一个难缠的大问题，该报告能将这个问题面面俱到地叙述得很清楚，很不容易；同时指出官僚制度与幕府制度相始终，而晚清幕府促成了幕府的政府化，这对此后的中国政治影响深远。
陈祖怀在题为“董仲舒与西汉初年的思想文化”的学术报告中，回顾了后世关于董仲舒及其学术的评论，介绍了董仲舒学说产生之前的汉初思想文化状况，分析了董仲舒“天人三策”应运而生的历史责任，并对其学说构建的成败进行了历史审视。杨国强认为报告人对当下的政治感慨较多，影响了其对历史的判断；同时指出，董仲舒期望以“天命”来限制君权，但没有流传下来；其留给后世的是“大一统”与“三纲五常”。
沈志明在题为“陆融家书――一份实录知青生活的史料”的学术报告中，对家书的作者陆融其人进行了介绍，概述了家书的简况：共217封，40多万字，并指出了陆融家书的三个特点：完整又缺憾；翔实也琐碎；全面也个人。马军指出这份知青史料具有全面、细致两个基本特点，认为这些家书能给人强烈的现场感、空间感（沪、滇两地），刻画了一个人从激情到平静的心路历程，是一份非常好的社会生活史史料。
学术报告结束之后，熊月之副院长进行了总结评论。他首先肯定学术报告制度将全所人员集中起来进行学术讨论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认为所有的报告人都作了认真准备，而这种认真的态度值得肯定；评论人的点评和提问，以及学者们之间的相互探讨，都很有深度，使人很有收获。同时，他也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有些学术报告应该回应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二是年轻同志应该多多发言！
（历史所冯志阳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