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与思想史的结合
――普林斯顿大学艾尔曼教授在历史所演讲“18世纪中日学术交流文化史”
2006年12月23日，美国著名中国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东亚系教授、东方学术活动中心主任艾尔曼应邀到历史研究所为全所人员作了一场题为“18世纪中日学术交流文化史”的学术演讲。
艾尔曼教授的演讲主要从两个具体的实例来展现18世纪中日学术交流文化史。一个是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论语义疏》（魏・何晏集解；梁・皇侃义疏）在18世纪再由日本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一些耐人寻味的细节变化及其所引发的思考。由于该版本的《论语义疏》在中国早已失传，所以《四库全书》所搜集的《论语义疏》的版本便来自于日本。艾尔曼教授发现来自日本的《论语义疏》中由皇侃所作的《论语义疏序》存在着一些问题。皇侃作为一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玄学家却能以理性的态度十分明确地从古音学、文字学的角度来探讨问题，而从古音学、文字学的角度来作学术考据更接近18世纪的学风。因此艾尔曼教授怀疑《论语义疏》是由日本学者作了一些整理之后再传入中国的，被编入《四库全书》的《论语义疏》中也包含了日本学者的工作。艾尔曼教授认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没有人怀疑皇侃作这篇《论语义疏序》的真伪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当你接受一个资料，而不对它的来源作认真细致的考察，那将是很危险的。
第二个例子则通过考察18世纪中国流传到日本的书籍来审视当时的中日学术交流。我们现在都知道，在清中叶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之争最终是以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得到学界广泛认可而告终。但是，艾尔曼教授指出在康熙、雍正以至乾隆初年，中国最流行的版本是毛奇龄认可的版本，虽然阎若璩已经完成《尚书古文疏证》，但是他并没有将其刊刻，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是很难接受他的看法的。而在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还未刊刻之时，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便流传到日本。当时的日本学者在未看到阎若璩的著作时，便认为毛奇龄的著作很难成立，其观点多与阎若璩相同。而当阎氏的著作流传到日本后，日本学界很快便认同了他的说法。
通过这两个例子，艾尔曼教授指出在研究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关系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中国单方面的向日本输出学术思想，而日本则毫不考虑地加以接受，而是要看到这种交流的复杂性。而要能了解这种交流的复杂性，则不但要知道书籍在两国之间流进流出的目录，更要知道这些书籍出现的时间，即学者们是在什么时候看到这些书的，以及这些书的具体内容。只有将研究的视角深入思想学术本身，我们才能对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刻的了解，对历史的真实有更近一层的贴近。
艾尔曼教授演讲之后，周武研究员作了简短的评论，他认为艾尔曼教授的演讲有意思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书籍版本的流进流出，其意义更在于中日学者通过这些书籍版本具体内容的变化在思想史上留下了痕迹；而这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思想学术史的研究中要将“书目”与书籍的“内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即将版本学与思想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就有可能会给我们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王维江、马学强、张剑、程念�、李志茗等学者相继向艾尔曼教授提问，双方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马学强指出中外书籍的贸易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将它与思想史联系起来，作出许多有意思的研究。
历史所（冯志阳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