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祀与迷信

绪说

　　综观古代中国自秦朝以降的二千多年中，不时出现这样那样的迷信群体，它们通常因民间的淫祀活动聚合而成。若出现较为能干，或者颇具“政治野心”的领袖人物，则此类群体不仅会人数众多、影响巨大，并且还会具备相当严密的组织体系。一旦到达这一地步，它们与官方的冲突就几乎无法避免了：轻则受到警告，被勒令停止活动或解散社团；重则遭到武力镇压，首领被捕被杀，一般成员也多难以幸免。

　　当然，就迷信群体一方而言，逆来顺受者有之，因抗议无效而被迫雌伏者有之，但也不乏奋起抗击，以暴力对付暴力者。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无疑会导致社会骚乱、人心不稳，至少在局部地区和某段时期内是如此。特别极端的，则是引发大规模、长时期的暴力革命和残酷战争。诸如东汉末年张角等人的“太平道”或“黄巾”、东晋时期孙恩等人的“五斗米道”、北宋时期方腊的“左道”或“吃菜事魔”、元朝末年刘福通等人的“白莲教”或“红巾”等等迷信群体对抗当局的武装活动，都严重动摇或者几乎直接推翻了旧的政权。这类激烈武装冲突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众生命财产被粗暴蹂躏和摧毁。

　　自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后，迷信群体的崇拜活动和暴力斗争便不时出现。但是在称为“盛世”的汉、唐期间，这类现象却并不频繁，其消极后果也不很严重。相比之下，自宋以降，尤其是在专制政体趋于“成熟”的明、清期间，迷信群体的活动却日见增多，对于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显著；它们与当政者的武装冲突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例如，下引清末诸“匪”（显然多为拥有武装的迷信群体）的 ，令人触目惊心：

　　政刑失，寇盗滋张，自咸、同迄今，名目不可指数。

　　发匪既踞江南，同时揭竿而起者，中原腹地悉受捻匪蹂躏，竭天下全力，用重兵讨之，幸乃破灭。大乱平，根株未尽，余蘖旋扑旋起，据数年来耳目亲闻见者著之，亦可为酣嬉者戒矣。

　　胡匪起奉天，蹂及蒙盟，驰马结械，一日踔数百里，日、俄俱有戒心。刀匪劫掠山东，一语不相合，拔靴刀，生啖人肉，兖、曹一带哭声殷天，惨杀无人理。

　　拳匪练习拳勇，自言有神术，徒手不畏枪炮。庚子乱京畿，致乘舆西狩，死一亲王（载勋）、三总督（李秉衡、裕禄、廷雍署直督）、一巡抚（毓贤）、两将军（寿山、延茂）、一大学士（徐桐）、六尚书（刚毅、赵舒翘、崇绮、启秀、立山、徐用仪），卿贰以下亡算。

　　票匪倡自海外，康有为主之，私鬻票布曰“富有贵”，为隐寓康逆之名，悍然有割据东南之志，张之洞执唐才常诛之，乱乃定。

　　枭匪运两淮私盐，率其丑类分道并驰，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船炮器械皆坚利。

　　�匪窟穴南山，与白莲教相勾结。

　　棚匪结伙入山谋食，支帐露宿，初无异谋，人既庞杂，奸民诱煽其间，遂相聚为匪，川楚瓯脱弃地往往有之。

　　四川哥老会蔓延最广，余省名号不同，烧香结盟，敛钱米，阴相部勒，先后皆祖其术。近岁，乱归德者曰混元会，乱川南者曰孝义会，乱两粤者曰三点会，乱福建者曰铁尺会，乱江皖者曰边钱会，张妙相乱桃源曰弥陀教会，杜亦勇乱金严曰天元会，陈庆、王泉乱厦门曰小刀会，各以邪术诱胁乡愚，统谓之会匪。

　　当发匪初入长江，凡添弟会、串子会、捆柴会、丁叉会、红黑会、一股香会诸匪目皆附之，乱遂大炽。

　　黄河发源甚微，沿途汇众流，势汹汹，渐不可遏，过三门而东无大山夹持，乃为中国患害，不可不知也。（［清］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会匪》）

　　作者将如此众多的“匪”的蜂拥而现归咎于当局的“政刑失”，言之有理。所以，当统治者们对民间的迷信群体忐忑不安，咬牙切齿于它们的聚众崇拜活动，甚至仇视到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时，是否应该反躬自省：执政者本身也有相当责任？本书旨在揭示，在古代中国，民间的迷信群体与当政者之冲突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同时探讨缓解这一矛盾的适当政策和措施。

　　简而言之，古代的专制政体不仅是迷信的温床，而且还是不自觉地“逼迫”迷信民众聚合，进而与当局对立的主要动因；而激化这一矛盾，导致血腥搏杀的，往往主要也是统治者。具体而言，可作如下归纳：

　　首先，迷信群体的基础主要是“淫祀”，而“淫祀”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民众对于现实生活的最一般需求（过得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得不到满足，二是当权者为了维护统治而有意无意地宣扬和推广迷信观念。显然，这二者的主要责任都在统治者一方。南宋王居正奏章所言“（吃菜事魔者）一家有事，同党之人皆出力相赈恤。……同党则相亲，相亲故相恤，而事易济”（［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之语，为此作了极好的证明。此外，帝王将相参与种种“正式”祀典，以及佞佛佞道，甚至深信巫觋之类的事例层出不穷，对于民间的“淫祀”具有莫大的示范作用。

　　其次，普遍而兴盛的淫祀导致民众聚集，而迷信的群体则极易盲从，故一旦其首领略有“不轨之心”，便会引发社会动乱。宋代王质在其《论镇盗疏》中，对于这一逻辑发展论述得相当清楚：“愚民之求福也无厌。求之于佛者而以为未足，又转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为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其宗师之御其徒，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而其徒之奉其宗师，凛然如天地神明之不可犯，较然如春夏秋冬之不可违也，虽使之蹈白刃、赴汤火，可也。”（［宋］王质《雪山集》卷三《论镇盗疏》） 既然迷信群体的徒众与其宗教领袖的关系犹如“君臣”、“父子”，并愿意为之“蹈白刃、赴汤火”，那么，一旦有必要的话，不惜以暴力帮助其领袖与当政的“君”对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再次，最为致命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统治者都只会过激地对待迷信群体。他们强行压制其宗教活动，稍遇抗议，就立即动用武力镇压，遂使本来有可能缓解的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几乎始终只将罪责归咎于民众，而从不设身处地地替对方考虑，更难得检讨自身的责任。检视历代法典，对于民间的迷信活动，尤其是因迷信活动而聚众者，多有严厉的禁约条款。重则处死（“绞”、“斩立决”、“斩监候”等），轻则判处徒刑或流放僻远地区，若能仅仅“杖二十”，便是天大的“幸事”了！

　　更有甚者，鉴于高层统治者对于迷信聚众事件特别敏感，特别重视，故下属官员为了讨好上司，急于立功，竟不乏滥捕良民，以充“教匪”者。如清朝嘉庆初期白莲教徒的大规模暴动，在相当程度上是因贪官之逼而起：“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清史稿》卷三五六《谷际岐传》）可以断言，即使迷信群体的徒众本来无意于造反，但在这种暴政之下，却肯定不得不反了！

　　最后，当然不能说古代迷信群体的一切动乱和暴力，都源于统治者的“官逼民反”。迷信群体的领导人物中，确实不乏野心家，试图利用迷信徒众的盲从心态，采用非法手段，推翻现有政权，自己取而代之。不过，稍作深入剖析就不难发现，即使如此，也不无专制政体本身的巨大间接影响在内：第一，这种政体所允许的参政者极为有限，最高统治者更是只能由皇室单传，容不得任何其他人（包括除“太子”之外的帝君亲子）染指；而参政需求却是人的本能，故其他人，特别是下层“庶民”，若要满足这一权力欲，似乎除了利用非法手段外，别无他途！

　　第二，历代诸多以迷信群体为主要支柱的造反作乱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建立专制政权为目标。有的人即使毫无建国立业的才干，也动辄称王称帝，“建号”某某；还煞有介事地“敕封”他人为某某“将军”、某某“王”、某某“公”等。更为“不亦乐乎”者，则在造反伊始，就“封”自己的妻子为“后”、岳父为“国丈”云云，令人啼笑皆非，犹如演戏一般。此外，规模较大并稍成气候的迷信群体，其组织结构亦多模仿现成的政体，官员称“将”称“相”，几乎是它所欲推翻的旧政权的翻版。由此看来，千百年来长期存在的政体，正是这些迷信群体的追逐目标和心中偶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专制政体本身孕育和诱发了民间迷信群体的造反、作乱。

　　既然古代中国的政体本身及其统治者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迷信群体的活动和作乱，那么，对于统治者而言，最应该做的，就是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危险因素”；然而，他们决不可能自觉地将政权改成民主政体。所以，客观的现实是：这样的政权必然要借助若干迷信观念来维护其合法性，亦即不可能不为民间的迷信推波助澜；此外，它由于缺乏民主监督，就不可能彻底铲除贪官污吏，以真正改善民众的生活环境。有鉴于此，本书的结论只能是：在古代中国，只要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改变，迷信群体的活动和“作乱”现象就不可能完全消除；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明智的统治者以其“仁政”，暂时缓解这一持久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