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一曲振河山――《话说中国》丛书之一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以下是本书的前言：

前言（大一统时代的辉煌与忧患）

天下人心不死

我们讲秦朝与西汉的故事，当然从秦始皇讲起，一直要讲到王莽称帝。

秦朝统一中国，在公元前221年。这是一个非常短命的王朝，公元前207年，它就“二世而亡”了。秦朝是被人民起义推翻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带头起来造反的，是陈胜和吴广。陈胜和吴广都是贫苦农民。陈胜曾经为人“佣耕”，想来他家里不是地很少，就是根本没有地。但他却对跟他一起造反的人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看来，他人虽穷，却很有点气魄。

像陈胜这样有气魄的人，当时是很多的。后来做了皇帝的刘邦，他在咸阳服役，碰巧看到始皇帝出巡的壮观的景象，就忍不住赞叹道：“大丈夫当如是也！”曾经做过西楚霸王的项羽，始皇帝东巡到会稽，渡浙江，他跑去看热闹。看到始皇帝车被华盖，在浩荡人马护卫下那种备极尊贵的样子，也羡慕得不得了，竟然脱口而道：“彼可取而代之！”

天下虽然统一了，而天下人却并不死心，这对秦朝的统治的确很不利。

做许多劳民伤财事

为了巩固秦朝的统一，秦始皇做了许多事。他自称“皇帝”，暗示自己不仅主宰人间，并且还主宰神界。他在咸阳建造了巨大的宫殿，虽然是为了自己享受，但也是要向天下人显示他是独一无二的神圣。为了保证皇权独尊，他对国家实行了全部的官僚化控制。中央有朝廷，地方有郡、县和乡、里，但都听命于皇帝一人。因为耽心人民造反，始皇帝制定了严刑峻法，收缴了天下的兵器，还摧毁了六国修筑的堡垒与城墙。而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他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的漫长边境上，建造起万里长城。他还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有“驰道”从咸阳远抵吴、楚、齐、燕，有“直道”从咸阳附近的云阳直通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包头附近），有“五尺道”绵延于西南边疆，有“新道”连接着湘、赣和两广。这些道路的修筑，无非是为了便于皇帝的调兵遣将、物资运输和政令传递。为便于政令的传达，始皇帝甚至还统一了文字。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则是他对帝国统一所作的经济上的安排。始皇帝当然不会认为，做了这些事，就足以使秦朝的统治“万世一系”了。他还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使那些怀念故国和旧制度的人从此死心，可以从此使天下人无知无识，顺从秦朝的统治。

这位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还是非常怕死的。他派了许多方士出海，为自己寻仙问药，却又幻想着自己死后也能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拥有权力和尊贵。他为自己修筑的坟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墓室里不仅摆放着稀世珍宝，有水银灌注的江河大海，还排列着文武百官的位秩。

我们难以想象，始皇帝为了秦朝的万世基业，也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欲望，究竟榨取了多少民脂民膏。中国的历史，自春秋而战国，战乱不已。为了这种战争，不知牺牲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和宝贵的生命。秦朝统一了，照说百姓都盼望着从此天下太平。始皇帝也曾把“黔首是富”这几个字，刻在石头上。意思是说，从此要让种地的人都过上富裕的日子。但是，他又要做这么多耗费人力物力甚至牺牲人命的事，这让种地的人又怎么过得下去！据学者们估计，秦朝的时候，朝廷掌握的人口约有二千万，但每年被政府征用的，起码不少于三百万。在秦朝的统治下，除徭役之外，老百姓还要向国家缴纳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税。这些税也是非常沉重的，超过了人民收入的一半。这样一来，“黔首是富”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说，这秦朝的统一，不仅没有使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战国的时候好些，反倒是更苦的。

“始皇帝死而地分”

秦朝的百姓总盼着始皇帝赶快死掉，那些有野心的人则盼着始皇帝死后，他们可以重新瓜分天下了。公元前216年的一天夜里，始皇帝在几个武士的护从下出宫，不意遭盗匪袭击。脱险后，惊魂未定的他，竟下令在关中地区实行大搜捕，前后二十日。这样被袭击的事件，当然不止一次。韩国的贵族张良，就曾以全部家财雇佣刺客，在始皇帝东巡至博浪沙（在今河南）时伏击了他。公元前211年，有一块陨石落在东郡，马上就有人将“始皇帝死而地分”这句话刻在了上面。

始皇帝终于在公元前210年病死在东巡的途中。继承皇位的，是他的一个十分不争气的儿子胡亥。胡亥在宦官郎中令赵高和丞相李斯的帮助下，篡夺了皇位，做了“二世皇帝”。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他说服李斯跟他一起伪造始皇帝遗诏，让胡亥做了皇帝，所以深得胡亥的信任。他跟胡亥一起，把始皇帝的骨肉差不多都杀了，把他们不放心的大臣也都杀了个差不多。他是个大阴谋家，秦朝的大权自然很快就落入他的手里。赵高后来还杀了李斯，最后把胡亥也杀掉了。

胡亥继承秦朝的皇位，最多是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公元前209年，那时胡亥的帝位还没有坐热，就发生了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带领戍卒起义的壮举。这支起义队伍一开始并不强大，很少像样的兵器，不过是“揭杆而起”，但起来响应他们的人却很多。据说，秦灭楚，民间有传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想来，楚人对秦灭了他们的国家，是特别痛恨的。现在，起义首先就在楚地爆发，陈胜、吴广都是楚人，而起来响应他们的项梁、项羽和刘邦，也都是楚人。最后击败秦军主力的是项羽，首先率军入关进入秦都咸阳的是刘邦。这些事，好像正是应了那传言。

反秦起义爆发后，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六国的复立。而除燕国之外，各国的国王，都出自原来的王室和王族。陈胜的大将武臣，自立为赵王。武臣死于内乱，张耳、陈余就立赵国王室之后赵歇为赵王。魏国王室之后魏咎，则由陈胜的大将周�立为魏王。齐国的王族田儋，在狄县起兵，然后自立为齐王。陈胜死后，项梁找到流落在民间的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立为楚怀王。后来在韩国贵族张良的建议下，项梁又立韩国公子韩成为韩王。可见，当时在社会上，人们显然还很看重血统。陈胜攻下陈县后，他手下一个叫葛婴的将军，在率部向东进攻的途中，居然立了一个名叫襄疆的鲁国贵族的后裔为王。只是后来听说陈胜已在陈县称王，他才把襄疆杀了。而陈胜在陈县称王时，张耳和陈余就表示反对，说应该先恢复六国。陈胜没有听从他们的话，他们就耿耿于怀。后来他们挑唆武臣自立为赵王时，还以陈胜为例，说陈胜可以称王，为什么武臣就不能称王呢！但是，等到秦朝被推翻时，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项羽分封的十八个诸侯王，其中来自六国王室或王族的，不过韩成、赵歇、田安、魏豹、田�五人。

刘邦做了皇帝

当初楚怀王与诸侯约定，率先入关者在关中称王。结果刘邦先入关，项羽却把他封为汉王，据有汉中、巴蜀之地。项羽表面上尊楚怀王为义帝，却嫌义帝碍事，把他杀了。后来刘邦东向进攻项羽，这是两条重要的口实。楚汉战争打了五年，最后刘邦胜利了。刘邦是个普通老百姓。他在沛县为吏时，她的老婆还要带着儿子女儿下地干活。但他却当上了汉朝皇帝。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在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刘邦曾对自己的大臣们说，论运筹帏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比不上张良；论管理国家，使安定百姓，保证战争物资和兵源的供应，他比不上萧何；论带兵打仗，他也不能像韩信那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之所以能够夺取天下，就是因为能够用好这些人；项羽之所以最终失去天下，则是因为像范增那样的人都不能信任。

刘邦得到了天下，很有点得意忘形。一个叫陆贾的书生，常在一旁提醒他，而且三句话不离《诗》、《书》。有一次刘邦听得不耐烦了，说天下是自己骑马打仗得来的，干嘛非要遵循《诗》、《书》上讲的那一套。陆贾反问他，是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就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了呢。陆贾还借题发挥，讲了很多古今兴亡的道理，把刘邦说得心服口服。之后，陆贾奉刘邦之命，写成《新语》一书。他每写完一篇，刘邦就要来看，看了总要大加称赞，说写得好极了。《新语》这本书，流传至今。

郡县、分封与无为

秦朝实行郡县制，结果“二世而亡”，前后仅十五年。汉朝在地方上设立了郡、县，但也先后封过八个异姓王。他们是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后为卢绾）、长沙王吴芮。这是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一种结合。这些异姓王所占有的土地，加起来是汉朝天下的一半。异姓王在各自的封国内，更俨然是一国之君。封国的官员，除丞相由汉朝皇帝委派之外，其他都由各诸侯王自己任免，赋税和徭役也全都由各诸侯王自己征派。然而，除了长沙王吴芮，其他七个诸侯王，都被刘邦消灭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刘邦的兄弟和子侄。刘邦曾与大臣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在他看来，血毕竟浓于水。他希望自己所分封的那些同姓王，会永远效忠汉家的皇帝。

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于长乐宫，享年五十三岁。继承了皇位的惠帝刘盈，是个生性懦弱的人。而他的母亲吕后，却十分强干，有野心，并且非常毒辣。吕后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刘邦所宠爱的戚夫人，还杀害了刘邦与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如意。对刘邦与另外几个妃姬生的儿子，她也不肯放过。惠帝死后，吕后甚至把他与宫女所生的儿子，也就是她自己的亲孙子都杀害了。为了使刘姓江山有朝一日能够改姓吕，吕后不仅残杀刘氏骨肉，还大封吕姓的人为王。当时朝廷中掌权的，也都是姓吕的人。刘吕两家，从此也结下了血海深仇。不过平心而论，吕后的为非作歹，不过是在宫门之内。刘邦死后，她继续任用萧何为相国。萧何死后，她又任用曹参为相国。这都是遵照刘邦的遗嘱。

经过战国、秦朝和楚汉战争，天下老百姓都已精疲力竭，都渴望能得到一点休息。那时社会上普遍信奉“黄老”，崇尚“清静无为”。汉朝的统治者接受了这样的思想，认为管理国家，统治人民，也应该一切从简，让老百姓得到休息和恢复，能够安居乐业。萧何任相国，根据这样的原则定立了制度。曹参认为萧何所定立的制度顺从了民意，也就一切遵守。所以，尽管当时宫廷之中充满了血腥，但天下的百姓，日子却过得还算安稳，虽不富裕，却也可以温饱。这就是“萧规曹随”的历史佳话。

盛世“削藩”与推恩

吕后死于公元前180年。她一死，当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老臣周勃和陈平等人，就把吕氏满门杀尽。于是，朝臣们迎立代王刘恒，是为文帝。刘恒为刘邦的薄姬所生，为人仁慈、孝顺、宽厚，而他的母亲和舅家人也都是谨慎善良之辈，所以才被朝中的老臣们看中。文帝死后，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景帝。

文、景时期是西汉的盛世，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那时，各王国境内的事，都由诸王自己处理，中央政府及所设的郡县，政事一切从简，而且也不打仗，皇帝又非常节俭，所以国家支出很少。文、景时期，国家的田税不过三十分之一，但国库里还是放不下，只好任其暴露野外白白烂掉。那时，按国家规定，百姓除了交纳人头税之外，还要负担各种徭役。人头税必须用货币交纳，各种徭役通常也折合成货币来征收。所以，种地的人不得不把他们的收获物拿到市场上去换钱，然后再交给国家。这些钱被串成一贯一贯的，大都堆放在仓库里不用，锈得不成样子，串钱的麻绳断了，钱币散落，不知其数。

朝廷富了，各王国更富。文帝时，王国已有十八九个。于是有一个叫贾谊的书生提出，把诸侯王的土地分给他们的兄弟和子孙，王国多了，但缩小了，就没有力量跟中央对抗。文帝接受了贾谊的建议，但并不能真正实行。到景帝时，一个叫晁错的人，也是个书生，建议朝廷可以找借口削减王国的封地。公元前145年，景帝接受了晁错的“削藩策”，结果引起吴、楚七国起兵反叛。反叛者借口是要“清君侧”，即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景帝信以为真，就密令将晁错在长安市上斩首示众。但处死了晁错，反叛的七国并不肯退兵。可是三个月之后，这七国的叛乱就被朝廷镇压下去了。从此，各王国的官吏统一由朝廷任免，王国的军政和民政也一律由朝廷掌管。到汉武帝在位时，朝廷又规定，除了王太子继承王位之外，诸侯王的其他儿子，也可以在王国的封地之内分得一部分土地为侯。这一制度，就叫作“推恩”。这样一来，西汉的王国就被越分越小了。

儒术、有为与酷吏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去世。继承皇位的是太子刘彻，时年十六，就是汉武帝。武帝的老师卫绾，是个儒生。武帝因此深受儒学的影响。卫绾在武帝继位的当年，就建议“罢黜百家”。而前不久，一个叫董仲舒的儒生，也向武提出要独尊儒术。那时，朝野上下支持独尊儒学的人很不少。汉兴以来，各种学派的思想，在黄老“清静无为”的环境中，得以放任自流。现在，独尊儒学的呼声高了起来，说明一个“清静无为”的时代要结束了。

汉武帝从一开始就赞成尊儒。不过他并不是那种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心怀敬意的人。他只是想成为一个积极有为的君主，而不使汉朝的一切，到了他手里，还是继续放任下去。于是，他放弃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对匈奴开始了连年不断的战争；他也不再像他的前辈那样，对民间追求财富的行为听之任之，而是对经济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国家管制；他甚至还把从来都属于丞相的权力，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汉朝人的骨子里，始终有一种浪漫。汉武帝时有一个叫张骞的，是宫廷里的一个郎官。那时，汉武帝张榜征召使者去西域，联合大月氏国夹攻匈奴。张骞想要为国立功，欣然应征。他第一次出使，前后共十三年。其中十年被扣押在匈奴，在那里娶妻生子，却还是逃了出来，继续西行。直到找着了大月氏，张骞才回汉朝复命。后来，他又说服汉武帝派他再次出使西域，说是要让西域的那些大国东迁，占据匈奴故地，成为汉朝的睦邻。张骞两次出使西域，都没有达到目的。但正是这种浪漫，引导他走到了葱岭以西、一直远接罗马的西土，并且有了惊奇的发现，从而激发了中西文化与物质的交流。汉武帝的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是皇后的外甥。武帝为了让他能立功受封，派他去打匈奴。后来，他立了大功，汉武帝为他修建建了宏大的府宅，让他去看看。他却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想来他也同样也具有这种浪漫的气质。

也许，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确实迎合了汉朝人骨子里所具有的浪漫气质。但是，当时受到信任的，也常常会是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人。武帝喜欢任用“酷吏”，汉朝的“酷吏”也就一下子多了起来。那时有个叫杜周的酷吏，有人指责他为天下执法，却不遵守朝廷的法律，而以皇帝的好恶来判案。杜周对指责他的人说，这朝廷的法律从来都是根据皇帝的旨意制定的，皇帝一时一地的好恶就是法。所以，凡是由皇帝交办的案子，杜周一定要牵连很多人。因为这种案子被他逮捕的人，前前后后有六七万。建议武帝“推恩”的主父偃，也是个很凶险的人，许多大臣为了避害，暗中给他送钱。而他自称辛辛苦苦游学了四十多年，却一直贫穷困厄，父母不当他是儿子，兄弟们不肯收留他，没有人愿意跟他交朋友。现在，自己已是日暮之年，要想得到尊贵，就必须“倒行逆施”，而不能按常理来行事。当武帝之时，朝廷中类似杜周、主父偃这样的人，是很多的。他们还相互提携，相互为用。

武帝晚年的忧虑

武帝晚年信任一个叫江充的人。此人十分阴险毒辣，知道武帝有更立太子的念头，就乘机陷害皇太子，结果被皇太子杀掉。但皇后、皇太子因此背上了谋反的罪名。皇后被迫自杀。皇太子带着全家逃匿民间，后来还是被官府发觉，也自杀了；全家除皇曾孙外，也一起遇难。此后，武帝决心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弗陵就是后来的昭帝，当时才七岁，他的母亲是武帝所宠爱的钩弋夫人。可是，为了防止吕后故事重演，武帝还是狠狠心把钩弋夫人杀了。

武帝晚年，心中充满了忧虑。由于他的好大喜功，搞得国库空虚，人民贫困，天下很不安定，西汉的统治已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了。为此，武帝曾下罪己诏，公开承认自己的过失，希望以此来安定人心。然而，更使他忧心的，是年幼的皇太子如何才能坐稳汉家的江山。经过反复的观察，他选中了霍光作为辅政大臣。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靠了霍去病的关系，在宫廷中任职，而且步步高升。不过他为人稳重，小心谨慎，因此深得武帝信任。

昭、宣中兴

昭帝继位时才八岁。从那时起，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掌管一切朝政。他的权势欲很重，却并没有要篡政的念头。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还有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上官桀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妒忌昭帝对霍光的信赖，勾结武帝的大女儿盖长公主等人谋反。这件事，曾经为汉武帝主持盐铁官营的桑弘羊，也被牵连进去了。这以后，昭帝似乎对霍光更加信任。在行过十八岁的成人礼之后，昭帝还是把一切朝政都委任于霍光。不过他是个短命的皇帝，二十岁时就病死了。昭帝没有儿子，霍光就立武帝的孙子刘贺为帝。这个刘贺是个顽劣放纵的人，做事情也不知轻重，只过了二十多天的皇帝瘾，就被霍光废掉了。当他被送出皇宫时，才恍然大悟地说：“我真是愚戆之极，哪里就能做汉朝的皇帝啊！”

这以后是宣帝继位。宣帝刘病已是故太子刘据的孙子、汉武帝的曾孙子。当年，他因为尚在襁褓，得以幸免一死，但还是作为犯人被关入长安狱中。在狱中，他曾受到一个叫丙吉的人的照顾和保护。出狱后，他先是住在外祖母家，不久又被收入宫中监养。长大后，他娶了宫中的一个低级官员的女儿，搬到民间去住了。这个刘病已很好学，也很好交游，身上颇有些侠气，对民间的各种人等，对国家治理的得失，都有切身的感受。他自己不平凡的遭遇，也使他深知人间冷暖，而且有很深的城府。当霍光在世时，他事事都不敢作主。但霍光一死，他就想方设法，把霍家人在皇宫、京城内外所掌握的兵权都解除了。最后，霍氏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者有上千家。

昭、宣两代，因为不再像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对老百姓的剥削减轻了，对经济的管制也放松了，社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这就是西汉历史上的“昭宣中兴”。但是，武帝时所形成的问题是严重的。比如酷吏的问题，就是一个顽症。昭、宣时期，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些缓解，但还是很严重。宣帝重用过一个叫严延年的人。此人在河内郡任太守时，因为好杀，当地人都叫他“屠伯”。昭、宣之后，酷吏问题更趋严重，一直到西汉灭亡。酷吏的问题长久不能解决，说明天下并不真正安定，而统治者对造成不安定的种种原因，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武帝的遗产之一：相权虚置

武帝对相权的削弱，对西汉的历史也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宣帝时有个叫黄霸的人，曾经二度出任颍川郡太守。因为政绩第一，朝廷又提拔他做了京兆尹。京兆尹是京城地区的长官，地位要高于郡太守。黄霸在地方上做官做得很好，但却做不好这个京兆尹，不久就被朝廷发落回颍川重新做他的太守去了。这次他在颍川干了八年。据说当时的颍川，民风非常纯朴，儿孙孝顺，兄弟友爱，妇女贞洁，种田人之间也不再有田界之争，孤寡老者有人抚养，穷人也可以得到赡助，监狱里甚至没有重刑犯人，无论官吏还是百姓都心向教化，表现得都跟君子一样。后来，黄霸被任命为太子太傅，不久又官拜御史大夫。最后，他竟做了汉朝的丞相。但是，像丞相这样的大官，是管官的官。做丞相与做郡太守，是不一样的。汉代郡一级的地方长官，与朝廷三公以下的大臣大致是平级的，都是二千石；郡、县的其他官吏，品级从一千石至二、三百石不等。所以，郡太守治自己属下的官，一般不会受到什么钳制。这就容易在治民上做出成绩。黄霸在郡守任上，治绩全国第一，是因为他能治民。但作为丞相，要治官，而且差不多是与自己平级的官，黄霸几乎不知道做什么好。更何况这丞相的权力，在武帝时已被大大削弱了，并不是一个能真正有所作为的官职。做不来丞相，黄霸就只好什么也不做。就这样，他在丞相这一位子上碌碌无为，一直到死。

武帝的遗产之二：中朝专政

汉武帝削弱了相权，另外建立“中朝”，来帮助自己决策施政。“中朝”高居以丞相为首的“外朝”之上。“中朝”制度的建立，为外戚和宦官的专权，提供制度条件。昭帝和宣帝时，霍光能以辅政大臣的身份长期控制西汉政权，关健就在于他掌握着中朝。宣帝死后，历元、成、哀、平四世，西汉朝廷就是在外戚和宦官迭相擅权中度过的。汉朝最终亡于王莽之手，与此有很大关系。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成帝的母亲。因为王政君的关系，王氏一门先后有十人封侯，而王政君的五个兄弟曾同日封侯。王莽是在汉成帝时当上了汉朝的大司马的。虽然哀帝继位后，王氏一门有过短暂的失势，但哀帝一死，王政君就立即收了皇帝玺绶，将朝政全部交给王莽处理，并和王莽共立了九岁的平帝。这以后，王莽就利用自己对中朝的控制，开始篡夺汉朝的权力。他先是当上了汉朝的“安汉公”。平帝十四岁早夭，他又立了宣帝的一个两岁的玄孙为皇太子，自己则“居慑”皇位。不久，他又自称“假皇帝”。公元8年，王莽终于改国号为“新”，做了新朝的皇帝。至此，西汉的历史就结束了。

末世景象：对虚伪的容忍和欣赏

尽管西汉的灭亡与中朝有很大关系，但还是有许多更深层的原因值得追究。大概还在汉宣帝时，天下就已有了关于改朝换代的神秘传闻。而“中兴”一经过去，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更是愈演愈烈。从那时起，破产的农民往往沦为奴婢，像牲口一样被圈在栏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为盗为匪而求活命。社会如此不公正、不安定，人们对汉朝也就越来越丧失信心，而有关改朝换代的谣传自然是越传越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时的读书人、甚至是汉朝的宗室和功臣的后代，因为受了王莽的恩惠，也都起来为他的改朝换代制造舆论，认他为真命天子。

毫无疑问，王莽还是一个最大的伪君子。由于父亲早死，未及封侯，他本是王氏子弟中最孤弱的一个。但是，他除了博学（汉人对这一点是非常注重的）之外，看上去还具备了一个君子所必具的一切美德。而且官做得越大，他的口碑就越好。他当了汉朝的大司马，可他老婆待客时的穿着，竟有如一僮仆。但当时，人们对此除了惊讶，却并不感到是个问题。他的种种虚伪的行为，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却还得到许多的赞美。

对虚伪的容忍甚至欣赏，也可以被认为是西汉灭亡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武帝时，一个叫公孙弘的人，当了御史大夫，享受着很高的奉禄，却还盖着布被子，以表示自己具有节俭的美德。当时，一个叫汲黯的人实在看不过去，就当着武帝的面批评他虚伪，沽名钓誉。公孙弘内心是个很忌刻的人，但迫于压力，只好承认自己的确虚伪。可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武帝并不以为这有什么虚伪，反觉得公孙弘的气量很大，从此对他的为人更信任了。

这种对虚伪的容忍以至于欣赏，导致了假人假事的司空见惯。元帝时的丞相匡衡，是当时的名儒。元帝宠幸宦官石显，匡衡就对石显阿谀奉迎。到了成帝时，石显失势，匡衡又马上站出来揭发他的种种罪行。又比如一个叫张禹的人，成帝时为丞相，也是一时名儒。此人对什么样人，就有什么样的态度。他有两个好学生，一个叫戴崇，一个叫彭宣。戴崇为人随和，少规矩，张禹引以为知音，经常请他在相府的后堂饮酒，有妇人陪伴，有乐人演奏。而彭宣平时表现得恭敬俭仆、谨言慎行。张禹跟他在一起，觉得不投机，就只是谈论学问，心里却很疏远他。后来戴崇和彭宣都做了高官，两个人都觉得自己跟老师相处得很舒服。匡衡和张禹，身为名儒，又是一朝丞相，却都是这样首鼠两端而八面玲珑。那么，对于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场风气，我们也可以想见。实际上，既然虚伪可以获得普遍的容忍和欣赏，西汉的一切堕落就都不可挽回了。

以上所说，也许能使人对秦与西汉的故事发生兴趣。必须申明的是，本书中的一百三十多个故事，是根据《史记》和《汉书》写的，故事材料的取舍则主要参考了《资治通鉴》，而所有故事的结构，基本上依照了《史记》和《汉书》的原样。虽然如此，这些故事经笔者重新写出，或许已不再能保持其“原汁原味”的万分之一。做这样的事情，本就是非常冒昧的。但考虑到现许多中学生并不能阅读司马迁和班固的原文，也只好勉强做了。也许，个别学生读了这些故事，会有兴趣去看它们的原文。而看过它们的原文之后，会以为笔者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即便如此，笔者亦引以为幸。既然圣人文章俱在，又何劳我辈多此一举！至于这篇所谓的“前言”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纯粹是因为自己孤陋寡闻，如果硬要讲出个子午卯酉，恐怕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