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垃圾“表现在海里，根子在陆上”，而其中有80%以上是塑料垃圾。为建设拥有干净美丽近岸海域的上海海湾，根据陆海统筹原则，上海不仅需要推进长江口—杭州湾海域海洋塑料垃圾末端治理，减少海洋塑料垃圾对近岸海域生态系统的影响，更需要从陆上杜绝塑料垃圾向近岸海域泄露的风险。
一、来自近岸海域海洋塑料垃圾的威胁
上海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的长江口南岸，江海岸线长约450公里，拥有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外贸港口，其金山区—杭州湾金山段即上海湾区，位于杭州湾北岸，所属海域约占杭州湾面积的四分之一。上海近岸海域海洋产业发展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收益，但散落于近岸海域的海洋垃圾尤其是塑料垃圾，给上海建设美丽海湾带来了环境成本。这些塑料垃圾主要是由企业、社会不规范生产、使用塑料制品和回收处置废塑料而产生的废弃物，不仅造成了能源 浪费和环境污染，也对上海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威胁。
首先，近岸海域塑料垃圾仍是海滩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自2010年起，上海每年对辖区范围内近岸海域产生的海洋垃圾开展定期定点监测，监测发现近岸海域均有一定数量的塑料垃圾分布。若将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纳入塑料垃圾范围，海洋塑料垃圾将占上海近岸海域海洋垃圾的70%以上。海滩垃圾仍是海洋垃圾的主要类别，而占80%以上的塑料垃圾成为海滩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次，渔业塑料垃圾占海底塑料比例高，且监测难度大。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河口与海岸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海洋塑料垃圾研究中心、上海海洋大学商船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洋塑料碎片和微塑料区域培训研究中心开展联合调查，首次对东海海域海底塑料垃圾的空间分布和来源进行调查研究。该团队经过对从海底收集海洋塑料分析发现，位于上海金山近岸海域的舟山群岛10号点位的塑料片丰度是东海43个调查点位塑料片丰度最高点之一，塑料片丰度向南逐渐下降。从东海海域43个调查点位所获得的10种塑料垃圾类别来看，质量占比例最高的塑料垃圾类型是塑料制渔具（包括渔网、捕蟹器、钓鱼线和其他渔具），其占比超过了50%。这部分海底塑料垃圾往往会被困在泥沙堆积量高的地区，监测难度大，相应的监测费用高。
第三，漂浮微塑料负面影响逐步显现，成为新关注重点。根据2023年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公开发表的87条入海河流研究数据显示，长江入海断面水体中微塑料浓度仅为0.09个/m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但随着国内外对海洋微塑料的研究逐渐增多，其对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甚至称其为一种类似于空气污染的“海洋PM2.5”。漂浮着的塑料微粒在上海近岸海域的海洋环境中普遍存在，通常会随风水平输送，之后通过海洋物理作用垂直输送，存在潜在的生态影响。
二、国内外海洋塑料垃圾防治经验借鉴
1、国外政策法规与行动计划
2020年，美国出台了拯救海洋法案（2.0版），该法案是专门为提升海洋垃圾（尤其是海洋塑料垃圾）防治绩效的法案。同时，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NASEM）2020-2021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以评估美国对全球海洋塑料废弃物的贡献，包括海洋垃圾的类型、来源、美国国内水道中的海洋垃圾数量，以及美国的塑料垃圾的进出口等问题。澳大利亚则根据国家、州和地区政府以及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协会的商定，于2019年实施了《国家废弃物政策行动计划》；2020年，澳大利亚通过合作研究中心项目（CRC-P）为9个以塑料为重点的行业主导项目提供1900万美元赠款；2021年，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发布了《澳大利亚塑料、轮胎、玻璃和纸张的循环经济路线图》报告，并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采取一致全球行动，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2023年，瑞士“地球环境行动”组织发布的《塑料超载日》报告则敦促各国政府、企业和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塑料足迹，并采取果断行动，进行适当的塑料废弃物管理。此外，自全球推行循环经济以来，英国、泰国、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强制要求使用再生塑料的政策，也有利于塑料垃圾回收再利用，实现塑料生产减量化，尽可能避免塑料垃圾泄露至国内水道及海洋环境中。
2、国内典型案例
截至2023年5月，我国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已总结地方塑料污染治理典型案例18个，其中，浙江、福建等沿海城市近岸海域塑料垃圾防治的优秀案例为上海近岸海域塑料垃圾防治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包括：（1）上下协同，打造福建厦门“海洋卫士”。厦门在推进近岸海域塑料污染治理方面，既有自上而下的治理机制创新，又有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方式创新，从而聚合力实现海洋塑料垃圾有效治理。（2）数字赋能，打造浙江台州“蓝色循环”模式。浙江台州通过将回收的海洋塑料垃圾进行再制造，将海洋塑料垃圾转化为再生 并将 价值反哺塑料收集主体，构建了一个海洋塑料价值的“蓝色循环”。
三、上海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策略
2022年3月，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决议，即将在2024年之前起草“结束塑料污染（End Plastic Pollution）: 迈向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为名的联合国塑料公约（UN Plastic Treaty），这将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塑协议。同时，我国新海洋环保法已于2024年4月1日施行，新法增加了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其管理海域的海洋垃圾污染防治职责，并建立海洋垃圾清理制度。为此，上海在借鉴国内外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经验和案例基础上需要采取行动积极应对，尽早结束近岸海域海洋塑料垃圾对上海建设美丽海湾的威胁。
一是对标国际监测指南，提升塑料污染评估能力。我国正制定海洋塑料垃圾监测与评价技术的正式规程，在这之前上海可以试行规程为基础对照UNEP发布的《塑料污染热点定位和治理行动国家指南》（2020）率先开展地方塑料污染热点定位地图绘制研究，为上海科学界定海洋塑料污染责任并采取有效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行动提供依据。
二是数字赋能塑料溯源，试点入海塑料补偿机制。借鉴“海洋卫士”“蓝色循环”案例经验，上海近岸海域海洋塑料垃圾治理，首先要从陆上水域着手，基于河湖长制，加强数字化技术运用，完善陆源水域内塑料垃圾的溯源，并建立信息化预警机制试点，监测、衡量上海近岸海域海洋塑料垃圾泄露风险。同时，依托长三角生态绿色发展一体化战略，基于江浙沪县区入海河流监测断面塑料浓度数据，试点入海河流塑料治理补偿机制，并开展长江口——杭州湾区海域海洋塑料垃圾合作治理。
三是构建海洋新塑料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参与。利用市场化机制，推广再生塑料利用，推进塑料循环使用，能够减轻塑料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上海应加快构建以“政府扶持、企业实施、社团联动、公众参与”的海洋塑料全产业链循环价值再生反哺体系，提升海洋塑料回收循环利用的效率。首先，通过补贴塑料循环利用企业生产等经济激励政策，提升海洋塑料垃圾循环消纳能力，激发相关企业对海洋塑料进行再生制造和利用的动力。其次，有序组织社会团体和公众志愿者开展“净滩”“净岸”等塑料垃圾清理活动，使上海的社会团体和公众在宣传防治海洋塑料污染和监测海洋塑料垃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树立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积极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的国际形象。
四是加大郊区塑料治理投入，提高禁塑违法成本。上海的海滩塑料垃圾主要集中于沿海郊区，因此，上海首先要加大沿海郊区海洋塑料垃圾回收设施投入，配套相应的财政资金、人才队伍对回收分类设施进行运维，补齐沿海郊区海洋塑料回收治理能力的短板。其次，严格全市商务领域塑料制品使用、报告制度，并制定覆盖全市商业领域企业未报告塑料使用情况的配套惩罚措施，提升全市禁塑的违法成本。
（曹莉萍，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编自：周冯琦、程进、胡静主编：《上海 环境发展报告（2024）：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