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焮:从“博物馆之学”到经世致用之学问

发布时间:2018-08-25  浏览次数:445


2018年07月30日 11: 解放周一/见识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对海外中国研究来说,1814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是年,“诗人国王”路易十八颁令,在法兰西学院创设汉学教授的席位,27岁的雷慕沙成为首任汉学教授,专业汉学的时代由此开启。

“欧洲灯塔”与“想象异域”

专业汉学的诞生,当然不是国王一时兴起的产物。它和欧洲文艺复兴以降,历时近三个世纪的“中国热”密不可分。

今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热”到了何种疯狂的地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竟然要效法康熙,在春天亲耕第一犁。更加荒诞的是,1694年,一个女人闯进宫廷,自称是“康熙的女儿”,为海盗所掳,不幸流落巴黎。听到消息的贵族居然献出锦衣玉食,竞相供奉。

同样,欧洲的知识阶层也为中国而着迷。如果不算争议颇大的《马可•波罗游记》,欧洲第一批关于中国的系统著作出现于16世纪。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书中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中国:一个没有贫穷的国度,一个“贤明和谨慎”的民族。思想家蒙田在审读该书法译本时写道,在中华帝国,贪赃枉法的官吏遭到严惩,刚正不阿的官员得到奖赏。

哲学家莱布尼茨同样是一位“中国迷”。为深入研究中国,他不仅遍寻欧洲有关中国的书籍,而且和来华传教士有密切交往。在《中国近事》一书中,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远胜欧洲。

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初期,知识界对中国的倾慕达到顶峰。伏尔泰盛赞中国的政治体系,宣扬孔子学说;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亚当•斯密深受其影响)服膺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认为中国是“开明专制”的典范;狄德罗也一度狂热于中国风尚。

可以说,启蒙思想家早期大多视中国为“欧洲的灯塔”,是攻击教权、王权的重要武器。这种工具性美化,让中国成为一个“想象的异域”。

消除“厚古薄今”的神话

当喧嚣退去,一种更加强调学术性的专业汉学开始登场。

欧洲专业汉学诞生之初,主要聚焦语言和翻译。直到19世纪晚期,才广泛延展至其他人文学科。“欧洲汉学泰斗”沙畹除了翻译《史记》,还涉足古代宗教、汉代石刻、古文字、考古等领域。同时,他培养的弟子,不少在20世纪初致力于汉学新领域研究。其中,伯希和的敦煌研究、马伯乐对道教和佛教的研究、葛兰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都是经典之作。

群星闪耀之时,汉学内部即将发生重大变化。1932年,费正清来到北京留学,小试牛刀的博士论文准备写中国近代海关的起源。其时,“厚古薄今”是专业汉学研究的正统。汉学家的基本门槛是会古汉语、能阅读古代典籍,研究中国的基本规范是使用中文材料。费正清两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研究,两次遭拒。

1932年,拉铁摩尔用地缘政治学的方法分析东北亚地区变局。1934年,费正清使用中英两国的文献资料,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天津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这些研究都远远超出传统汉学的范围。对此,专业汉学界几乎漠不关心。

1937年初,赴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费正清下定决心,要“消除汉学不可侵犯和不可触动的神话”。1941年,费正清被征召到美国情报协调局,之后兼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这一时期,美国对远东地区的情报需求激增,可汉学家难以对中国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强调经世致用、为国家政策服务的美国中国学由此兴起。

之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成立远东学会。欧洲汉学的美国传承人叶理绥落选理事。某种程度上讲,这标志着美国中国学正式走出欧洲汉学的阴影。之后,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心迅速从法国转移到美国。

“新汉学”强调整体观

一般认为,汉学更多的是一种聚焦古典中国的“博物馆之学”,中国学则是侧重于当代中国的经世致用之学问。大致来看,前者属于人文学科,后者是社会科学。

冷战开启后,聚焦现实的美国中国学一度陷入“克里姆林宫占星学”的困境。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才得以改善。在更加开放的研究环境下,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虽然各有侧重,但不再泾渭分明。

对美国中国学而言,历史是研究中国问题不可忽略的领域。费正清一生都在重申:“欲了解中国的现实,必须先了解中国之历史。中国人之所以不同,恰恰在于其历史之不同。”欧洲汉学亦开始向现实问题拓展,如今年3月份逝世的法国汉学大师谢和耐就对当代中国多有论及,再如欧洲内部也生长出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等当代中国研究重镇。

总的来看,海外中国研究呈现不少新的特点:一是向“宏大叙事”告别,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从国家转向社会、从精英转向大众;二是强调全球视野,从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的视角来理解中国; 三是中国崛起成为无法绕开的重大议题,任何一个学科的资深学者都试图从本专业的角度出发提出解释,却鲜有集大成者。

在这种情况下,“新汉学”的呼声开始兴起。针对因过度专业化、碎片化导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新汉学”强调对中国的综合研究和整体分析。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西方命题的发展道路,中国经验正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挑战,“新汉学”的构建或可成为海外中国研究从学术的“消费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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