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兆红：构建中国话语权 超越“西方中心论”

原文载于《解放日报》新论2016年5月3日

学术界认为，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现象仍然十分明显。与之相伴，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失语”现象也较为突出。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走上国际舞台，并积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这是中国应对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也与中国国家利益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自诩强大蕴含危险 过分自卑也不合理

历史学家塞尔日•格鲁津斯基曾讲述其对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间”的理解。他认为，比误解更严重、更危险的是，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当今世界，中国的存在感已无处不在，西方无可避免地需要努力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中国而言，其实也可以主动向外界去讲述自己的历史，不用一味等待西方人来讲述。”

就如何讲述中国历史，我国历史学家章开沅一直强调关于中国历史社会环境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的认识尚未赶上本世纪（20世纪）初的进步青年学生。到目前为止，在他们刊载于《江苏》《浙江潮》等杂志上的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中，仍有很多我们至今作不出答案的项目。”

从历史的视角看，话语权的困惑远非今天才有。美国《排华法案》通过时，正是“黄祸论”流行的高潮时期。列强喧嚷“黄祸”，不仅是为“贪求物质利益并着眼于贸易目的的自私”，背后还隐藏着殖民主义者要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的企图。

20世纪初，孙中山就认识到，列强只乐于使中国长期充当商品的倾销市场和廉价的原材料供应地。他说：“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这条（工业化）道路的倾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所谓工业的‘黄祸’了。”为此，孙中山指出，不论列强会采取何种态度，中国一定要发展工商业。鲁迅进一步直言，中国人如果只是梦想强大或者自以为强大，会蕴含着极大的危险，但也不能苟同那种过分自卑的态度，宣称“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打破中西对立思维 积极传递中国声音

今天，中国综合实力已有较大提升。在国际社会现有逻辑和语境下，我们不应仅仅对西方立场作出被动回应，而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打造自己的“价值立场”“话语系统”和“公共产品”。具体来看，有以下几方面建议：

第一，超越“西方中心论”，从科学的世界历史观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国际话语权的构建。积极参与各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正确回应时代问题的挑战，建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话语，是发展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路径。沿着这条路径行进，需要一系列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就是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

第二，在交流中获得对称的话语能力。不可否认，当前中国不少重要术语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些西方国家也的确想通过话语系统的转换来控制话语权力，确立话语霸权。但如果我们能打破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西方传入的术语加以科学批判，就能有效抵御西方话语霸权。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逐步掌握当代话语权的过程，也是中国向世界的一般性转变的过程。这是在跨文化交流中，获得的一种对称性的话语能力。

第三，构建当代中国话语新形态。中国传统话语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功能和作用方面。要打破或超越传统的形式，形成以时代问题为中心的研究领域，必须首先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新成果。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话语权的意义只局限在中国，而是强调当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在中国，故其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在中国。脱离当代中国及其发展，中国话语就谈不上向世界话语转变。

第四，寻求塑造中国话语的主动权。西方智库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能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重大决策，还能广泛影响大众舆论。智库的涉华研究，也在多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显著影响国际社会的“中国观”。因此，需要对西方智库的涉华研究进行长期跟踪、梳理和研判。要加强与国际主要智库的交流对话，积极传递中国的声音。

第五，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未来的世界将是不同文明进一步交流、碰撞，相互学习、相互提升、共同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又是一个竞争过程：道路的竞争、理论的竞争、制度的竞争，而根本是文化的竞争。以中国学学术研究牵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总结，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展开探究，是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有益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