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张维为演讲：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

■演讲人：张维为 ■地点：凤凰国际传媒中心 ■时间：二○一五年三月

作者：光明网记者 章丽鋆 蒋正翔 康慧珍《光明日报》（ 2015年04月02日 11版）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道路，从核心价值观的角度来讲，它涉及富强、民主，文明，爱国等很多方面的内容。今天我想从自己研究的角度切入，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来谈谈国际比较下的中国道路。

中国崛起需要道路自信

谈起道路自信，我想先从高铁之争说起。2011年我出了本书叫《中国震撼》。那年夏天，我在上海图书馆做过一个演讲，现场一位媒体人提了个比较尖锐的问题：难道“7•23”甬温高铁事故也是中国震撼吗？政府为什么不向老百姓谢罪？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首先，这是一次动车事故，不是高铁事故，动车和高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这场事故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我们一定要看到，动车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安全运行了五年，看火车的安全记录，要实事求是。中国一个春运的铁路运载量恐怕比整个德国十年的运载量都要大，中国的铁路安全记录在世界上当然是最好的之一。

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台北要建一条链接桃园机场的51公里长的地铁，他们叫“捷运”，1996年始建，到现在还没有建完。台湾采用了美国模式，结果导致了“否决点”太多。这期间台湾换了13位交通部长，这哪是在做事业？1996年到今天，将近20年了，北京、上海都建了十来条地铁，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高铁网，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从国际视野上看，中国的崛起，虽然从发展模式上来看不尽完美，发展过程中也付出了代价，但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经得起国际比较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取得的成绩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一下，我们可以把世界上国家分为三大类：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西方国家。比较之后得出一些慎重的结论。

首先与发展中国家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最大的问题都是消除贫困，而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因为世界上8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如果没有中国扶贫成绩，今天，世界的贫困现象只会有增无减。这两年我有机会考察了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贫困地区，考察之后我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实事求是地讲，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土地一直掌握在少数的大地主手里面，农民是富不起来的。中国道路包括了土地改革，所以我们的农民有房子、有土地，这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的差别。

现在我们国内还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我们2011年提高了扶贫标准，但这种标准只计算货币化的收入，并不计算农民事实上拥有的土地和房产。我去过贵州贫困地区农民家里，发现农民的温饱问题已解决，只是缺钱。其实，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去考察，他们所谓的贫困不只是没有钱，更多的是吃不饱，饿肚子，没有土地，没有房产，印度就是这样的情况。依我之见，中国贫困地区的多数农民兄弟，如果到印度或者埃及，大概可以算是中产阶级了。

其次是转型经济国家，主要指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成绩应该说也超过了所有转型经济国家的总和。举例来说，1991年苏联解体时，当时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还大。今天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大约是中国的五分之一。中国今天仅外汇储备一项，总额已近四万亿美元，这比包括俄罗斯、中欧东欧、中亚五国在内的其他转型经济国家GDP总和还要大，而这只是外汇储备一项，不算其他的。

再次是西方发达国家。我自己在西方长期生活过，在欧洲生活了20多年，走访了所有的西方国家，连冰岛都去过了，我可以做一个客观的比较。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发达板块，我称之为“准发达国家板块”，这个板块的人口和美国相当，三亿多人。这个板块里，硬件水平已经超越了多数西方国家，特别是超越美国，无论是机场、码头、港口、火车站甚至是商业设施都超过了。软件的核心指标包括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社会治安等都比美国要好。当然，我们也有不如人的地方，需要向别人学习的地方，但总体上我们可以平视我们的对手，平视是为了防止被忽悠。

最近我有一个演讲视频叫“中国人，你要自信”，在网上推出的当天点击量就超过130万。我在视频中提到，一次我在上海做讲座时，一个青年教师问我“张老师你的讲座给人一种感觉：中国人似乎生活得都很幸福，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要移民？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呆在中国？”我是这样回答的，“你问对人了，我不会做这样的傻事情，我会鼓励他们移民，真的，中国移民的人数太少。”官方统计数字，连续三年，每年在19万左右。一个小小的波兰，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人口才四千多万人口，2013年移民50多万。我说，“我曾做过一个小小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至少70%的人出国以后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是否加入了外国籍，所以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书本教育还好！”

现在还有很多关于美国的神话，实际上美国是一个由三个世界组成的国家，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第三世界，恐怕命运和在非洲大陆差不了太多；如果你能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进入到所谓的中产阶级，即第二世界，你也可以问问自己，过去20年你的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如果你买了房子，房子有没有增值？你对自己未来在美国退休的生活有没有信心？以我对美国的了解，估计70%的人回答是否定的。我读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分析，他认为美国男性的中等工资收入，还停留在25年前，即1989年的水平。坦率地讲，很多当初离开中国的人，离开的时候还算个中产，今天回来的话，可能已经是弱势群体了，他们错过了中国崛起的大潮。

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如何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不太容易。我们经常听到的表述是，中国发展非常快，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如果按人均GDP算的话，我们还很低，可能排在世界80、90位左右。在我看来，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简单用人均GDP来计算的话恐怕说不清楚，非洲有个赤道几内亚，人均GDP早就是2万多美元，但是首都一半居民连自来水都没有，所以人均GDP之外还有其他因素。

读懂中国的新视角

我个人认为，读懂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一定要分板块，然后看两个板块是如何互动的。中国今天主要是两大板块，一个是发达板块，一个是新兴经济体板块。新兴经济体板块主要指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多数地方已经超出了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的良性互动，这就是中国崛起的秘密。中国的机遇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要多很多。

第二个通过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购买力平价就是货币究竟能买多少东西，我们政府不太愿意用这个方法，觉得这个会过高的估计我们。但是我多年来一直认为购买力平价比官方汇率计算更准确，当然没有一种计算方法是十全十美的。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来都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4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

第三是家庭净资产。老百姓究竟多少家底，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也就是50%比这个高，50%比这个低，是7.7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为47万。美国是债务型国家，政府靠借钱消费，而且恐怕永远也还不清这些债了，美国家庭也是债务消费，所以中美文化完全不一样。如果把借贷全部去掉，计算家庭的净资产，也就是把债券、股票、储蓄、住房等加在一起，美国家庭的净资产并不是很高。那么中国呢，2010年城镇家庭的中位水平是40万多一点，大约等于6.63万美金。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没有把中国农村家庭放进去，为什么？农村家庭低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家庭的土地现在无法定价，不知道值多少钱。所以用我们城镇人口的水平与美国比也是公平的，毕竟我们的城镇人人口有6亿多，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不管我们存有多少问题，中国人财富增长的速度人类历史上罕见，中国的整体面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还有一个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现在人均寿命是75岁，美国是78岁，只比中国高3岁，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发达板块的人口寿命是78-82岁，比美国的人均寿命平均要高，北京和上海都是82岁，而纽约是79岁，这还是美国最高的。这些说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了这样的成绩，我们完全可以平视西方的。

为什么从人均GDP来看，美国还是比中国高很多，但双方的家庭净资产和人均寿命差别并不是很大？这恐怕有几个原因，一是我们GDP计算方法有问题，低估了自己。我们有很多东西不计入GDP，我们农村大量经济活动从不进入统计。美国不一样，美国人说，两个东西是美国人一生所逃避不了的，一个是死亡、一个是税。香港“占中”爆发的时候，一些媒体采访我，认为一场颜色革命爆发了，很快会拓展整个中国大陆，我直白地告诉他“这是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生的错误的运动，失败的概率为100%。”道理很简单，香港各种民调显示，70%—80%的人关心的是民生的改善，比如住房的改善。今天内地多数城镇的住房水平，恐怕都超过了香港。所以现在讲中国道路自信是有本钱的，不害怕比较，我们有自己的问题，问题也可以比较，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理解中国道路，一定要理解其背后的文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没有中断的五千年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我们知道，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由于种种原因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延续至今，我们中国人都是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原住民，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提这个概念？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五千年不断的传统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它意味着很多东西是自己传统和文化基因决定的，它意味着我们做的事情不需要西方人认可，就像中国人讲汉语，不需要英语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我们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需要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来认可。我们知识界不少人最大问题是不自信，总觉得要西方认可才行。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都不需要别人的认可，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将会出现我们认可不认可别人的问题，所以中国人一定要自信。

文明型国家主要的特征是四个“超”：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我先简单地解释一下超大型的人口规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横向纵向的比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春运现在基本上稳定在每年30亿左右人次，这是什么概念？这大概意味着在一个月里面，你要把整个南北美洲、欧盟、日本、俄罗斯和非洲的人口，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中国面临的就是这样这么一种规模的挑战。没有任何一种其他政治制度，或者治理方式，能够很好地应付这样挑战。中国基本上做到了，这很不容易。

治小国跟治大国不一样，超大型的国家更不一样。历史比较也是这样。美国独立的时候人口两三百万，当时主要在东部13个州，达到美国现在这个版图的时候大约是1848年，当时美国打败了墨西哥，吞并了加州，美国当时的人口是两千多万，就是北京今天的人口规模。那个年代都是农业经济，最大的 是土地，所以可以说当时美国的白人，按照中国标准，都是超级地主了。一个国家 多，权利也讲得多，自由也讲得多。中国人均 少，一个村庄里面甚至为了井水的分配都会打起来，所以我们的文化比较重视能够主持公道、解决问题的第三方，这个责任往往由政府来承担。所以中美是两种政治文化，由背后的人均 的差异形成。当然人均 少，不一定是坏事，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活得有滋有味，有自己的方式。比方说，“人气”这个概念老外一般听不懂，你建再好的房子，没有“人气”是卖不掉的，“人气”这个词英文很难翻译。还有中国的餐饮，太丰富了，大的就有八大菜系，这和人均 相对短缺带来的餐饮创新和革命有关，中国人一出国，就爱国，爱国大概首先从中国人的味蕾开始。同样，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都有它特定的含义，这些都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

中国道路背后的制度安排

下面我想讲讲中国道路背后的制度安排。这个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现在西方和国内亲西方的势力，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评，用的都是西方话语，认为我们的制度不行，最后一定要转到西方制度。

“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我把它叫作“一国四方”，“一国”就是文明型国家，“四方”就是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第一是中国的政党制度。西方指责中国最多的就是“一党制”，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党来执政？虽然西方共和党、民主党等都叫党，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跟西方的政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都叫党，但意义完全不一样。西方的政党是公开代表部分利益的政党，然后通过法治条件下的竞选来执政。

中国跟西方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自秦始皇统一之后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比较注重民生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一直是这样的传统。我跟西方学者解释说，如果一定要套用“多党制”“一党制”来分析中国的话，那我可以说，过去两千多年中国都是“一党制”，而这期间的四分之三时间，中国是领先欧洲的，甚至是远远领先的。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征是什么，我叫作“百国之和”，也就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这样的国家如采用西方政治制度，那多半就等于选择自杀，国家会迅速走向解体。

第二，我们的政党背后有红色基因，这很重要。中国人民为自己的民族独立所付出的代价，百倍于美国人为美国独立付出的代价。所以邓小平讲，能够经历了这样的长时期斗争，没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我们道路自信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第三，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现代化导向和目标。所以中国共产党这种政党制度的安排包含了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现代元素，可以叫“三合一”。

再讲讲协商民主。民主也是我们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民主究竟怎么搞，我觉得应该区分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两者都很重要，但实质民主更重要，实质民主就是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即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良政善治，对人民的需求及时作出回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我们每年做大量的民调，老百姓关心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三农等主要问题就是人大讨论的问题。美国不是的，美国国会讨论的问题，是由高度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通过游说组织来设定的。

我们已经生活在21世纪了，生活在网络时代了，了解老百姓最关心什么问题并不难。找三个具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把民调的结果互相参照对应一下基本上就知道了，然后就这些问题进行民主协商，寻找解决的方法。

我想中国之所以侧重于协商民主，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规模。如果是一个小的国家，政府通过一个决定，这个决定90%的人支持，10%的人反对，那就是压倒性的胜利，政府不用在乎那10%的人的意见。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即使10%的人反对也是一亿三千多万，我们还是要尽量把反对的力度降低一些，所以我们追求协商民主，我想这是关键的原因。

还有就是选贤任能。讲道路自信，必须讨论国家领导人产生的问题。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中国的最高执政团队是怎么产生的？基本要求是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至少治理过一亿人口。习近平治理了三个省，人口一亿两千万，经济规模几乎接近印度三个省加在一起，治理过这么大一个板块之后才进入政治局常委，再给他五年时间熟悉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然后才出任最高领导人。我个人觉得这个模式实际上是最具有竞争力的模式，我们是通过尽可能多的努力来找到比较能干的、经得起考验的领导人。

最后是混合经济，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在不断地完善这个模式，但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从1994年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还没有经历过西方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一点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场金融危机给美国百姓带来的创伤巨大。我认为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给美国老百姓财产造成的创伤实际上超过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给老百姓财产带来的创伤。所以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我们这个模式，先肯定，再改进。我们现在叫做市场在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的，也就是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政府，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经济模式一种比较简单的概括。

实现中的中国梦

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保证中国梦的实现，这里我想讲几个方面对美国的超越。一是经济总量的超越，这个现在看来疑虑比较少了，如果是根据官方汇率计算的话，我们的GDP总量，十年之内应该超过美国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比较的话，去年已经超过了。二是百姓财富的超越，中美双方的中位收入水平家庭净资产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发达板块已经超过了美国。三是社会保障的超越。美国现在还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美国医疗保险太贵了，起码500美金一个月，而且医疗保险是私营的，不是国家的，不能亏本而是要赚钱的。2013年美国平均的养老金是每月1200美金左右，在中国这个数字不算低，但1200美金在美国是难以生存的。如果你有房产，房产税一般要占到房子价值的2%，美国老人普遍退休后还工作是常见现象。与中国比较，不说我们做的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已经实现了医疗保险几乎13亿人的全覆盖，退休金方面也进步巨大。虽然中国各地差异巨大，社保水平也有高有低，可是这么快就做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几乎全覆盖，这是走中国道路的结果，是我们制度优势的体现。

还有就是政治制度的超越。这里讲一下三种力量的平衡和“三合一”的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的好坏怎么样来衡量，我觉得是三种力量的平衡。现代社会、现代化国家的良性运作，不仅是政治领域内的事情，也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事情。所以我说这背后是三种力量，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美国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资本力量主导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如果是跟中国比较的话，也可以这么说，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20～30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同时，我们的资本力量也在每时每刻地影响中国共产党。但至少到现在为止，共产党还是能够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这是最关键的。在资本力量、社会力量面前，它保持着自己相对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这很重要。我当年给邓小平做翻译，后来也研究邓小平的思想，他当时讲过很多次我们还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有两点他从未放弃过，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总体，但公有制的形式可以多样化。现在回头看，这两条就是邓小平的底线思维，只要这两条在，不管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共产党把握人民的整体利益，公有制使我们有财力来进行纠偏。

所谓“三合一”的制度安排，就是说，我们现在成功的制度安排中，都包含了中国自己文明传统的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比方说选贤任能，选贤任能在历史上的体现，如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同时，也有社会主义因素，包括组织部门的安排，不同岗位的考验、锻炼等。另外，西方的有益元素，如民调和选举。我把这种制度安排概括为“选拔+选举”，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要完善，但已经超越了西方光是靠“选举”的制度。

最后，我的结论是，说到底，实际上是两种历史逻辑在起作用。一种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历史发展是单线的，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到民主化。另一种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即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有其深刻的原因，我把它叫作原因一。十八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有着沉痛的教训，现在又在赶超西方，而且总体上做得比较好，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这种成功的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是一种继承关系，这就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从哲学角度来讲，中国人认为，这个世界历来都有不同制度在衍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当然也有剧烈冲突的，最后是相对比较好的胜出。

张维为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

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

（光明网记者章丽鋆、蒋正翔、康慧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