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4-05-04 浏览次数：169
来源:文汇报2010.04.14 版次:12引言：张仲礼先生被誉为上海社科院的“智库之酵母。”在历史的岁月里，张仲老以他对社科院、对上海、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功引导，赢得了学术、并通过学术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时常有人说在学术史的叙述中会论定某位学者、某部著作、某种思潮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当我读罢由王泠一等编著的《智库之宝：张仲礼》时，由衷地感到，其实“但开风气即足矣”。今年4月10日是张仲礼先生90华诞，张仲老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老院长，更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泰斗，半个世纪前他的著作《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就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本传记的主角就是这位20年来有“议案大王”之称的张仲礼先生。从该书中，能够看到张仲礼翔实的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也有现在的青年难以理解的深厚浓烈的报国情怀。一有研究表明，建构新的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往往是由自发到自觉的生成过程。在此过程中，“师”的刺激，固然能够起到某种程度的催化作用，但终究无法取代学科或者研究领域自身的演进与成熟，譬如，在学科建构的进程中熔铸学风的培养、学术本位的确立和学术梯队的布局，在研究领域开拓的进程中孕育学术意识的锻炼、学术视野的独辟蹊径或者学术方法的推陈出新，等等。学术史已经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中国固有学术向以经史为正途。史学是一门手艺，学术的传承尤其在于师徒授受。近代学术虽然存在学院化的发展趋势，但真正高明的学问反而不在课堂之内。张仲老的高明恰在此，他在著述之外，特别注重学人交往和论说，这恰是学术薪火传承与超越的重要契机。所谓大师就是“开风气”和“示轨则”。在打造上海社科院智库建设方面，张仲老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该书写于不同时间，起于不同缘由，面向不同对象，因此，它不是刻意为之的专著，也非思考缜密的学术论述，不过是关于张仲老回国工作50年风雨历程的随兴感悟和片段描述。的确，此书不是一本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历史叙述，而是结构松散、甚至体例驳杂的随笔。但它“形散而神不散”，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对张仲老那一代改变上海社科院命运、成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事业、影响上海未来的重大事件和关键人物，进行了一番知性抚摸。书中的几个部分，报国篇、学术篇、风范篇，原本就是勾勒上海社科院历史的几个主要坐标。因而，把它当作专题串讲来看，也颇能勾勒出20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脉络走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人为本，因为人是主体，人是主题。历史学的功能是知人论世，知人的“人”包括个体和群体，论世的“世”包括时势和时代。对历史一窍不通，没有间接经验为借鉴，是知不了人，更论不了世的。现在对事件、制度研究较多，对人物研究较少，不研究人物，怎么知人论世？历史研究必须研究历史人物。中山大学著名学者蔡鸿生教授说，“现在把人文学科简称为‘文科’，把最重要的‘人’字删掉，我认为是不妥的，它让一般人误解为舞文弄墨的学科。人文学科是研究人的学科。文科应是‘人科’，一定要紧扣住人。以人为本，文科才会有出路，历史研究更是如此。我们要研究历史上各种人物的成败得失，研究形形色色的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有人认为学历史是为了掌握历史发展规律，但规律离个人很远，是很渺茫的东西，拿不出来。而知人论世就很切实际。陈寅恪提出要“了解之同情”，意即设身处地，考虑历史人物的言行所处的环境，形成理性化的而不是情绪化的历史感，不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人。知人论世强调理性的历史感，无非是因为今人与古人，隔着时间、空间、心理这三重距离。心理的距离难以拉近，主张、见解和理念等，则更为复杂。但该书编者知难而上，轻轻一拨，就成功地化解了那纠结在一起的线团，呈现给读者的是一条清晰可以触摸的线，伸向远方，余味无穷。 “报国篇”是一个关于启蒙的故事。那是现代中国生命的开始，事关一群爱国的年轻知识分子。当张仲老在20世纪50年代末回到中国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和当时爱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相同的道路，坚持他的中国身份和中国认同，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忱。“然而，他的‘海归’身份并没有为他带来在中国今天可以期待的那种象征资本。相反，不久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即令他举步维艰，四顾茫然”，而“难以实施当初回国时的梦想”。对此，他从不后悔，他总是向前看。 “学术篇”则凝聚了张仲老的学术情怀。张仲老沐浴过“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的初阳，对此记忆犹新。在他看来，那时说是新时期，但只是一个开始，不少经历了“文革”的人仿佛历尽沧桑，对一些原本极其简单的事情失去了判断力。但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却焕发了张仲老的学术生命和学术青春。他开始带领他的同事们一起在有关中国企业史和城市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所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对中国封建社会必然衰败的内在规律性探讨以及对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反思。“这些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结合的研究成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国最主要的地方人文和社会科学机构，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和重要的社会影响。他以自己的学识和慧见，赢得了政府和人民对于知识的尊重和对于知识分子的信赖。” “风范篇”则采访了12位对象，有知名学者、普通干部、张仲老的朋友和学生。其叙述的真情实景，可以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张仲老的大家风范。附录中张忠民对于“张仲礼先生的学术成就”的剖析，让我明白以张仲老为楷模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在对经济历史的解释中，为“改变”经济“世界”开辟了一条道路。二所谓“流水不争先”，惟其不争，方能保持恒常之心缓缓用力，以实现人生的远大抱负和崇高追求；惟其不争，方不至于因小失大，迷失自我。流水源源不绝，从不强行争先，但万流归宗，势不可挡，皆力量使然。这好比我们做事做人，必须一点一滴地积攒自己的力量，坚持自己的意志，等待机会的来临。我明白，张仲老的不争先并不是他不争，而是以“不争先”的心境，去完成最后的“争先”之战。事实是，他的为人是流水不争先，但实际行动却处处走在时代的前沿。因为张仲老注定是要创造历史，而不仅仅是研究历史。“1984年，张仲礼担任社会科学院代理院长，历史把他推到了发展的潮头。”他为浦东开发开放起到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为上海世博会的诞生助推了一臂之力；为中美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学术之桥；为奖掖后学设立了奖学金制度；为了可持续发展，描绘了生态文明之蓝图；为了与智库建设相契合，推出了上海蓝皮书；为了与时俱进，成为“议案大王”……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涩泽荣一，他的传记作者曾尊称涩泽荣一为“公益的追求者”。我觉得将这个称谓移之于张仲老，同样适用。张仲老不仅书写历史，而且参与创造历史，融入历史。无论什么学科，都要有历史感、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张仲老的朋友、著名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先生，近些年一直提倡“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意思是历史学家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要书写历史，还要参与创造历史，融入历史，为人类正义事业和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我想所有学科都是一样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找到自己的出路，不被社会所冷漠，首先就应该自强和自省，在社会发展中明确自己的地位和责任。这就要求社会学家要主动地关心社会，参与社会，通过社会活动和学术成果来影响历史的进程，哪怕这个影响微不足道，但它也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创造历史。张仲老正是这样建设上海社科院的，他将上海社科院打造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桥梁。读罢此书，有一种厚重而又轻盈之感。狄尔泰认为，“从理论上说来，我们在这里已经遇到了一切解释的极限，而解释永远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到一定程度，因此一切理解永远只能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当然，这种“解释循环”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解释的螺旋式发现。这种“解释循环”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现在是将来的历史；只有了解现在，才能更好地了解将来。有学者指出，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了解现在，才能更好地了解历史；只有了解将来，才能更好地了解现在。三历史往往被称为是“人的科学”，历史事件、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演进，都离不开人。所以，“人物传”一直是史学的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说，一系列政治家的传记，就是一部政治史；一系列军事家的传记，就是一部军事史；一系列企业家的传记，就是一部经济史；一系列学者的传记，自然就是一部学术史。粗看《智库之宝：张仲礼》，似乎不知道是什么“史”。这也许就是编者的高明之处。历史研究不过是“讲故事”，连缀基本史实，为引人入胜，尚需设问自答。针对张仲老与上海社科院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必须进一步回答诸如此类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在考察上海社科院作为智库的发展脉络时，尤为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曾经为社科院提供了怎样的生长可能，其缔造者是否充分利用了这种可能性?在张仲老的一生中，张仲老留给欧美人士的印象究竟如何？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发展有何实质性影响？这些，都需要依据翔实的史料，展开细致、深入的比较研究，方可获致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人物评传需要运用“透视法”。要注意“以小见大”、“由表及里”、“以点带面”，不仅要深入研究与人物相关的组织、机构、理念、影响等内部结构与内在因素，而且要跳出人物之外，观察、分析影响人物命运的若干外部因素、外部条件，以及蕴含其间的社会力量、社会潮流及社会思想等。人物评传要透过人物看社会，将对人物的单纯研究上升为人物与社会的相关研究，既要走进人物，又要善于走出人物，近观与远视相结合，尽可能拓宽研究的视野与广度、深度，使之具备更多的内涵与更大的信息量。而提到信息量，该书从内容上看，信息部分所提供的内容仍然有限，很难从中提取更多的情报。相比之下，学术史部分的内容较为丰富，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再从内容上讲，则实有更进一步分析的空间。全篇采访对象似乎有约束的痕迹，局限于知识精英，而对青年学子的采访鲜见。虽有附录，弥补了一点不足，但是估计不能发挥太大作用。这是一般传记的通病，至今皆然。其次从分目上讲，其内容分配也不尽合理，相关条目分散，没有集中叙述，不利于世人深入了解。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该著的编排略显不成熟。在做个例分析时，不考虑历史时代限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为一个微观考察，如果时时将之放入历史大背景中，不仅不会对分析有所助益，反而会使分析过程空泛，最终得不偿失。但是在进行宏观性的综合评估时，不引入历史的相应内容，必将会使之流于细琐，不能真正地深入分析。因此，在这之前，将当时的历史背景详细介绍，乃是十分必要的。以上是我浏览该著后的感受，有些问题似乎求全责备。加达默尔提出了“视域”（horizon）的概念。他认为，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在这里，“视域”这个概念是指理解的起点，形成理解的视野或角度，理解向未知开放的可能前景，以及理解的起点背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背景。因此，能否对历史现象作出创造性的理解，这要取决于理解者所获得的视域，要取决于这种视域的宽广程度。所以，加达默尔说：“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卓越的宽广视界。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曾向张仲老提及撰写评传的想法，因为上海社科院经济史学科一直是上海、中国的重镇。对那些已经远去的或健在的经济史专家做出评价，需要相当的积累和学识，目前我们有自知之明，无论积累、眼界还是学识，尚不具备完成这一心愿的条件，但这是我们后辈学人的责任和使命。为示弥补，特在张仲老90华诞周年之际，撰写小文，以示庆贺。张仲老可以被誉为上海社科院的“智库之酵母”。在历史的岁月里，张仲老以他对社科院、对上海、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功引导，赢得了学术、并通过学术赢得了社会的尊敬。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五十年前的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但是面临的某些问题也不乏相似之处。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我们现在正面临新的社会转型，值此之际，如果以史为鉴，重温张仲老等前辈的教导，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