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命运多舛的阿拉伯“复兴梦”

本文原载2014年4月11日《解放日报 》  

历史上，阿拉伯人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成就。当欧洲人还在黑暗蒙昧的中世纪徘徊时，阿拉伯人就已经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哈里发帝国，并创造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阿拉伯文明，是当时全球为数不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然而，这一历史进程在13世纪蒙古铁骑的冲击下戛然而止。

近代阿拉伯人寻求民族复兴的努力始于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改革。阿里的改革被认为是“非西方的落后的社会要建立现代工业经济的第一次尝试”，他本人也被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誉为 “第一位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为自己目的服务的中东统治者”。然而，在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干预下，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犹如黑暗夜空中转瞬即逝的流星，最终功亏一篑、无疾而终。

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和两次世界大战影响下，阿拉伯世界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并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了寻求统一与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到上世纪50年代末，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主要阿拉伯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并在中东地区形成了一族多国的格局。独立后的阿拉伯各国不仅继承了在抗击殖民主义和外来侵略过程中形成的泛阿拉伯主义，而且根据自身国情，开始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如埃及的纳赛尔社会主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主义、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等。但就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将“社会主义”与自身传统进行嫁接的努力并未取得显著成效，简单而激进的国有化措施也未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随着纳赛尔等一批政治强人的离去，加上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惨败的冲击，阿拉伯国家的这波现代化浪潮也逐步进入了低谷时期。

第一波世俗现代化努力的受挫，促使阿拉伯各国开始寻求新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埃及、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纷纷摒弃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践，转而推行“改革开放”新政：经济上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吸引外资、扶植私营经济、放宽金融限制、扩大出口；政治上逐步放开党禁，有限地放松社会管制、有条件地推行多党制民主。这些改革措施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经济对外依赖严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贪污腐败丛生等。与此同时，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一些阿拉伯精英开始寻求“回归伊斯兰”，伊斯兰力量也借势在政治和文化上异军突起。冷战结束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迅猛，以本•拉丹为代表的激进势力更是走上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不归路。伊斯兰极端主义并没有让阿拉伯人实现现代化的梦想，相反却让整个阿拉伯世界在新世纪面临新的发展困境和国际压力。

当前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政治剧变，被不少学者看作是近代以来阿拉伯人实现民族复兴的第三次浪潮。这场规模宏大的社会剧变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学者们对此也众说纷纭，但现代化进程受挫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来，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未能通过经济的真正发展解决一系列社会弊病和民生问题，也未能通过改革和发展建立适合阿拉伯国情的现代政治体制。简言之，阿拉伯国家在成功完成民族革命之后，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等诉求始终未能得到满足，而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又放大了这些诉求。

纵观19世纪以来阿拉伯民族寻求复兴的历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启示：其一，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探索科学现代化赶超路径。在此过程中既不能盲目排外，也不能丧失经济自主权和国内改革主导权，否则就极有可能出现经济畸形发展和社会政治动荡，或是陷入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真正发展的恶性循环。其二，任何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都需要一个长时段的和平稳定的国内外环境。离开了国内稳定和地区和平，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因其优越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油气 ，加上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和现实利益冲突，不少国家在独立后从未远离战火和内乱的困扰，这不仅使刚刚启动的现代化进程屡屡被打断，当局无法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仅有的现代化成果也往往在战火和内乱中被吞噬得所剩无几。其三，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如果广大民众无法从本国经济增长中获得收益，而社会政治改革又无法与经济增长和时代发展的步伐相适应，那么这种增长最终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