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8-12 浏览次数：166
(本文为《21世纪的“智慧治理”》中文版序言) 《21世纪的“智慧治理”》（Intelligent Govern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是一本探讨治理创新的专著，其作者是美国的两位有识之士：一位是资深投资家、21世纪理事会的创始人尼克拉斯•贝格伦（Nicolas Berggruen），另一位是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的主编南森•加尔德斯（Nathan Gardels），而加尔德斯先生还是我个人的朋友。本书英文版出版之前，他约我写了封底短评，我当时是这样写的：“这是一本具有创意和启迪思想的书，它引用了大量东西方的优秀思想和实践，就‘智慧治理’和‘良政善治’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看法，值得我们的高度关注（It is a fresh, original and thought-provoking book. Drawing on many meaningful precepts and practices from both West and East, it provides a thoughtful and attention-grabbing view on what constitutes “intelligent governance” and “good governance”）。我今天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是如此。
这本著作现已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种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西方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当国内一大批“公知”还在那里把西方政治制度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西方早有一批极有头脑的智者开始对西方体制面临的困境乃至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当然他们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担心这样下去，西方制度将无法与中国制度竞争，本书的作者如是说：我们生活在消费者民主制度之中。在这种制度下，从政客、传媒、市场反馈的所有信息，都引导社会获得即时的自我满足。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新的现实环境要求增强政府的统治能力，设计更好的管理体制——既有更多的制约，又更能平衡各方利益。这种体制不仅能够抗衡新媒体时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够抗衡定期选战接近时的种种压力。这些压力都是政党策划和电视即时新闻排斥民主协商所造成的恶果。第二、与第一点相关联：这本书可以帮助国人确立更多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今天的中国虽然有自己的各种问题，但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我们的政治制度，虽有不足，还需继续完善，但即使是现在这个水平，它也可以和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竞争，而我们相对成功的背后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正是看到了这一切，两位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出了需要借鉴中国的一些经验。他们主张西方制度可以借鉴中国“选贤任能”的做法，认为“民主演化，势在必行，必须建立带有选贤任能因素的机构，以抗衡选举制民主的眼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影响”。他们认同中国人常说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认为 “良政要求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更好的平衡，抵制民粹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治情绪，通过协商机构，避免选举政治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西方“竞争性政党为了各自的‘局部利益’而互相厮杀，损害了公共利益”，所以可以借鉴中国制度安排中重视整体利益和“对未来进行规划”的做法，并建议“组建超越特殊利益集团的贤能的、独立的行政机关，从制度上保证实现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第三、它可以帮助中国学人更好地确立学术自信。今天的中国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的实验室，这种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伟大实践呼唤原创性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中国学人千万不能只是做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声筒”和“打工仔”，而是要通过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提出原创性的观点，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影响世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本书大量地、正面地引述中国学者，包括潘维、李世默和我本人的许多观点，从某种意义上看，也证明了中国学者原创性研究具有独特的国际意义。本书对中国体制存在的问题，也从借鉴西方经验的视角，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如何适应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如何扩大个人自由等，对我们的体制改革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总体上看，这本书探讨的主要是如何借鉴东方经验，融合东、西方的智慧来解决西方的体制面临的挑战和危机，实现国家的“智慧治理”。 这本书包含了许多闪光思路和改革建议，虽然主要是针对西方政治制度而提出的，但因为融合了东、西方的思想和实践，所以对今天的中国也有某些直接的或间接的启迪，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在一些领域内今天也面临着与西方社会类似的挑战。这些思路和建议包括：－“在重大议题上，可以实行协商投票：根据科学采样从公众中选取一些代表，共同研究和探讨议题，然后在选举前，向公众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议员直选弊大于利，公民直接对议员发声，不如对当地一级的官员进行对话和协商”。－“如果选民素质高，民主就可以高效运转，所以也可以考虑对选民进行评估，以衡量选票价值的高低”。－“由资历深厚的政治家组成委员会，代表社会的团结和长远利益，形成一种超越政治纷争的道德力量”。为了化解西方今天民粹主义政治带来的种种问题，两位作者还追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美国国父当年设计美国政治制度时，对民主制度表示了担忧，他们希望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共和”，因为他们担心“民主”会导致“暴民政治”。美国国父当年在设计美国政治制度时，特意保留了许多‘不透明’的安排，如美国参议院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都是‘不透明’的机构。这种‘不透明’“给予那些不符合民众观点但又是合理的考虑以喘息的时间”。两位作者对今天社交媒体的出现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影响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社交媒体对于“简单的意见集聚”是有好处的，但如果想要让事情进入一个“理性协商和解决问题的阶段”，则会导致“思路纷杂，难以一致”。他们认为仅仅依靠社交媒体来“提高直接参与度和信息透明度”，会制造“愚蠢的暴民”。他们强调把 “愚蠢的暴民”转变为“聪明的群众”，才是社交媒体时代实现“良政善治”的关键所在。他们因而认为今天的社会比过去更需要建立良好的“协商机制”，需要通过这种机制，开启一种“评估和妥协的进程”。这些建议对于中国今天克服社交媒体的民粹主义倾向，也有参考意义。总之，本书就国家治理的创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更为顺利的崛起，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愿所有关心良政善治，关心民主制度的未来，关心中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读者，都能通过阅读此书而得到思想上的收获。2013年7月7日于沪上
（本书2013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