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2-11-19 浏览次数：144
201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此刻的中外经济格局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对照：中国经济入世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国际竞争力已明显增强，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却遭受着衰退的困扰。在此背景下，海外舆论全方位关注了入世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影响、中国对入世承诺的履行情况，以及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尚应发挥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从中可以观察到西方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肯定、批评、期待、无奈、矛盾等多重心理。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入世的积极效应国际社会不吝溢美之词，普遍承认中国入世对中国自身以及世界的正面意义。据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所言，中国的对外贸易自入世以来增长迅速，2001年至2011年，出口增加近六倍，已达1.57万亿美元，进口也基本同步增长，已达1.39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外国投资大量涌入，促进并分享了中国的经济繁荣。1990年代初，在华外国直接投资几可忽略不计，但到2009年已大幅增长到1080亿美元，增幅最大的时期正是中国入世后的十年。（Lamy，2011，24－25）各国舆论高度赞叹中国入世的效应。俄国刊物称：“十年来，中国完成了向全球头号贸易强国的蜕变。”（扎沃斯基，2011，28）德国报纸称：“在简化了的贸易条件和投资条件的推动下，再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进步那么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说，中国入世十年中的崛起“是对那些正在克服不足并希望带给人民光明未来的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法兰克福汇报》，2011，24－25）
中国近期的经济繁荣与加入世贸组织之间的联系决非偶然。诚然，一国的经济繁荣通常得益于多重因素，哪怕仅仅精确地衡量入世与中国贸易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非易事。但国际观察家一般认为，入世在宏观层面推进了中国国内的改革和开放进程，提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并改善了其运行环境，特别是世贸组织成员国资格使得中国能够享有世贸组织规则所能保证的较低关税和较少的非关税贸易壁垒，能够免除贸易伙伴本可能采取的违规歧视措施，这些因素无疑发挥着促进增长的杠杆作用。美国前贸易谈判者詹姆斯•巴科斯强调，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规则为中国的出口增长创造了良好条件，假如没有基于规则的法律待遇和法律保护，中国的商品输出必然会在其他国家遭遇更高的关税和更多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往十年中的出口激增本来很可能会“熄火”。（Bacchus，2011，28－29）国际观察家特别肯定了十年来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方面的良好记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国履行世贸组织规则情况的报告时，总体上也承认，中国为实施一系列入世承诺，采取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步骤”，体现为降低了关税，消除了妨碍进口商品和服务在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方面原有的非关税壁垒，并在保护知识产权和透明度方面完善了法律规定及其执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1）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明确指出，“中国在履行其承诺清单时确实做得较好”，已将制成品的平均关税从入世前的24％降低到所承诺的9％，农产品关税则从24.6％降低到15％。他提醒道，中国现行的关税率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低很多，而农产品关税率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都还要低。（Lamy，2011，25－26）美国前贸易谈判者詹姆斯•巴科斯也说：“世贸组织成员的总体看法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中的新兴领导者，采取了负责任的行为，大体上遵守了世贸组织的规则。”（Bacchus，2011，29）国际观察家高度评价中国入世后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为贸易伙伴所带来的利益。美中商业委员会总裁约翰•弗利斯比注意到，中国在入世后以近40％的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几乎撤除全部进口许可和配额，放宽对在华外资企业所有制形式的限制，允许外国公司进入此前禁入的众多领域，这些自由化措施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商机。（Frisbie，2011，21）例如，据美国官方报告，中国入世后美中贸易的大幅增长为美国各界“提供了众多可观的机会，也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商品”。美国官方的统计是，美国对华出口的产品从2001年总值190亿美元增加至2010年的920亿美元，增幅约为380％，中国已成为美国在北美以外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中国也是美国服务业的主要市场，2010年美国跨境提供的私人商业服务总额为210亿美元，2009年美国通过在华以美资为主体的公司提供的服务总额为230亿美元。2011年，美中商品和服务贸易“以健康的步伐继续增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1，23）入世十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货物贸易中第一大出口国，并成为第二大进口国，中国绝对进口量的显著扩大强劲带动了其他国家特别是 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字显示，“2000年，巴西只有不到2％的出口商品以中国为目的地；时至200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2.5％”；同期，“中国占到澳大利亚出口的25％，比十年前的4％大幅增加。”如今，“中国大约有30％的贸易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的，而2000年还不到20％。”（韦塞尔、普拉达，2011，9）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致使发达国家消费下行之后，中国持续的强劲进口需求至少到2011年防止了世界经济衰退的恶化。帕斯卡尔•拉米特别提到由于中国因素，世贸组织里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比起发达国家作为整体经历着更快的贸易增长，比如，在2010年高出四个百分点，在2011年约高出五个百分点。（Lamy，2011，25）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入世无疑强化了全球贸易体系。这种强化作用也体现在贸易争端解决上。例如，在中国入世后，当美国和中国无法通过双边渠道解决其贸易纠纷时，世贸组织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机制便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点自然也巩固了全球贸易体系。（Frisbie，2011，21）有舆论批评中国履行入世承诺近现反复在中国入世后外贸崛起的带动下，众多国家有机会向中国销售大宗商品并借此提高了收入水平，这自然是件好事。然而，面对日益以原材料换取制成品的贸易结构，国际上明显存在着对于所谓“长期后果”的某种忧虑。以巴西为例，该国“有大约80％的对华出口是农矿产品，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有大约90％是制成品”。巴西有人担心本国的商业模式正在从制造业还原为原料供应，也担心中国通过压低人民币汇率等方式人为扩大出口方面的优势。另外有人担心，“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会增加经济运行的脆弱性。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在抱怨，中国的纺织品、家具、电子产品、玩具等大量涌入，致使这些国家无以招架，中国商品的涌入抵消了这些国家农矿产品向中国出口的增幅。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在中国的外贸崛起面前不无忧虑。例如，澳大利亚担心，因原材料出口增加导致的贸易盈余会使澳元升值、利率上调，将削弱非采矿行业和旅游业。美国也担心，由于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远低于美国，美国工人的工资将难以提高。（韦塞尔、普拉达，2011，9－10）当然，在此忧虑中，也有一些舆论认为，中国的产业在升级，故此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应抛弃“恐华症”，要转而利用中国外贸崛起提供的机遇。（苏亚雷斯，2011，33－34）
总体而言，因为自由贸易论终究是“政治上正确”的主流理论，所以在主流舆论界，中国入世后大举出口所造成的冲击并没有直接成为指责中国的一个理由。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敲打”中国，一般都是冠冕堂皇地从遵守贸易规则这个角度来说事的。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入世后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另一方面多从自身利益出发，集中强调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尚存在履行入世承诺方面的问题，他们尤其批评中国近年出现了某种方向性逆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指出，以往五年里，中国放缓了市场化改革步伐，国家干预在卷土重来，所出台的保护国有企业和国内行业的产业政策，继续扭曲着贸易，引发了贸易摩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1，24）他们指出：“中国政府最近的某些行为，如限制出口、推行自主创新的政策，使得外国贸易商和投资者担忧，中国可能在操纵有关法律，危害到外国人的利益。……中国似乎从原本信奉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转向实施一条保护主义政策。”（Bacchus，2011，29－30）欧盟高官也持类似看法，称“中国存在着一种令人忧虑的发展趋势，即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在增加”，官僚主义约束越来越多。（《法兰克福汇报》，2011，25）具体而言，外方对中国的抱怨主要涉及政府采购、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出口限制、服务贸易等领域。（Bacchus，2011，30）——在政府采购领域，外方抱怨，虽然十年前中国就已同意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禁止这一方面的歧视，可是，中国至今还没有签署《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在政府采购中仍然照顾自主创新产品。另外，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同意废除某些照顾自主创新产品的采购品类，但外方对政府采购中歧视性做法的担心依然挥之不去。由于政府采购占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是一块很大的市场，所以从根本上说，许多外国官员和公司希望中国能够很快签署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定。——在自主创新领域，外方许久以来一直在抱怨中国政府为了创造高附加值的增长而刻意扶持自主创新，他们相信自主创新实际上是政府补贴下某种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旨在排斥外国参与的一种产业政策。外方强调，当中国政府于2010年确定要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这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时，那些试图支撑低效国有企业的诸多措施不仅与世贸组织的规则多有抵触，而且与中国确立自身比较优势的目标不相一致。在此环境中，外国贸易和投资伙伴难以享有世贸组织规则下应得的公平待遇。——在知识产权领域，外国公司和知识产权持有者抱怨，尽管世贸组织的义务清晰明白，但中国政府在对待外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呼吁时，多数时候只是表面应付而已。他们认为，假冒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在中国十分猖獗，雇佣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因此，政府应当依靠始终如一的执法，而不能依靠偶尔的打击去解决问题。他们以为，中国只有严格遵守世贸组织有关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规则，才能提升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并提高国民的总体生活标准。——在出口限制领域，外方抱怨的焦点是中国近期对出口稀土及其他关键原料设置了税收、配额等限制措施，例如，2010年7月，中国商务部调减了2010年下半年稀土矿产的出口配额，比2009年同期的出口量减少72％。他们认为这些限制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会触发严重的贸易争端乃至贸易伙伴合法的经济反制措施；而且，中国也许比其他国家更加依赖于铁矿石、原油、大豆、煤炭等大宗产品的进口，假如中国随意施加此类出口限制，他国也可能加以效仿，这种 保护主义最终也会危害中国自身利益。——在服务贸易方面，外方抱怨中国的市场开放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例如，美国商界人士提出，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公司为中国国内的信用卡及其他消费交易提供电子支付服务，但实际上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中国明显有义务允许这些服务方面的自由竞争。帕斯卡尔•拉米也委婉地讲到：“有成员国抱怨某些服务部门没有足够地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也需要加强。”（Lamy，2011，26）除此之外，外方还提到，中国应该提高在法规制订、政府决策以及产品和技术标准方面的透明度，增加在市场准入和外企所有权方面的开放度，调整有关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政策。（Frisbie，2011，21）例如，欧盟驻华商会抱怨，中国的某些新规定在“对外国企业设置新障碍”，如规定外国公司在制造清洁技术汽车部件的合资公司中拥有的股份上限为50％，外国公司在银行中的股份上限为25％。（康文涛，2011，31）总的来说，这些抱怨听起来头头是道，但背后无不有抱怨者的利益在。此类耳熟能详的说辞，诸如：世贸组织规则所奉行的开放、透明、公平在诸多商业领域，都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进一步向更大范围的世界开放，有助于创建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国本身也越来越是专利、商标、版权的所有者，更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保护主义或许可以暂时抓到市场份额，但它不能保证持久的包含附加值的增长，最终反会让国内产业脱离竞争激励，终究会自毁利益，云云，何尝没有一点道理？然而，从原则上说，对一个后发大国而言，单纯地顺应比较优势原则、甘心居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低附加值位置，完全地开放产业尤其是自己明显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在当今世界是充满风险甚至暗藏杀机的，在此问题上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当然，在实现自身产业战略目标与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尊重市场规律、不引起外国报复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这的确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和意志。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定会遭受更大压力中国决不是国际上的“坏小子”，但国际舆论界部分人却惯于把中国放到“坏小子”的位置，并会加大批评的力度。实际上，就遵守世贸组织规则而言，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曾说过：“中国的表现与其他成员国完全一样，既不是更好，也没有更坏。”（弗拉商，2011，11）客观地讲，外国公司在中国遇到的障碍“并不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糟糕”，事实上，中国“对进口的开放度高于同等发展阶段的日本，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度高于1990年代的韩国，其关税率平均限于10％，而巴西却限于30％以上，另外，中国不同于印度，人们大多数时候都可到沃尔玛去购物。”（Economist，2011，16）外国观察家之所以在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提高了对中国履行世贸组织规则的抱怨声，一个重要背景是，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西方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明显下降，而中国的经济到2011年时显示出强劲的实力，再加中国的确更有意识地在寻求开展自主创新、打造战略产业、限制稀土输出、提高出口附加值、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这些都平添了既有发达国家的忧虑。当然，外国的评论者也承认，中国并非扶持本国企业的唯一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同样也在青睐某种经济民族主义。“诸多国家变得更加自私，正在削减双边交易，国际贸易体系存在着变成一团乱麻的危险。”（Foroohar，2011，15）世界经济大环境的这种变化或者恶化无疑会挑起各种矛盾，而中国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外国评论家堂而皇之地提醒中国，保护主义对中国尤其有害，因为它会妨碍中国转向一种基于国内消费和附加值生产的高级创新型经济。他们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及随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充分表明，中国不能再依赖于向西方消费者销售低附加值产品来维系经济增长，中国必须更少地依赖于出口，更多地依赖于来自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的内需。更认真地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能够加速中国国内进一步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从而能够让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即使是为了提升中国经济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位置，中国也必须沿着全球比较优势的梯子往上攀爬。他们认为，为此，中国需要进口外国产品、外国服务提供商的技能、外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和规模经济性、外国投资者的长期资本和管理知识。而要获得这样的要素，必然需要一个待遇公平、没有歧视的环境。（Bacchus，2011，30，62）当然，正如前文已述，面对这样的说辞，永远需要同时读懂其表面的道理和背后的利益。国外舆论往往抓住中国的某些贸易行为不放，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成就让自己走到了国际贸易舞台，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曝光度和他人的期望值。就如美国国际问题评论家扎卡里亚所言：“面对中国对世界的巨大影响，人们正在醒来，这促使大家非常细致地审视中国所做的以及不做的一切。人们要求北京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此乃一个超级大国的标准，数十年来，世界就是这样看待美国的。”在部分外国观察家看来，“中国似乎满足于狭隘地、一味地依照自我利益行为，并不关心协助维护全球规则”，他们觉得中国只是搭便车式地“消费和平、稳定与自由贸易，而很少贡献于这些公共产品。……北京需要了解自己在世界上的新地位，并按照跟自身实力相称的方式去行动。”这种对所谓“负责任大国”行为的呼吁背后，也有机会主义因素在。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美国的高调声音，正好与美国经济困难时刻总统大选的政治操弄重合在一起。“美国公众现在无所保留地敌视中国，将中国视为就业窃贼和经济威胁……。罗姆尼的转变反映了一个事实，即甚至是工商界这一赞成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选举群体，也在改变其观点。”（Zakaria，2011，24）在入世十周年之际，国外也注意到了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新侧重，并从这个新角度继续呼吁中国削减贸易与投资壁垒。日本报纸注意到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同心协力培育服务产业”，据其报道，2010年中，中国的服务业进出口额仅为3624亿美元，仅为商品贸易的一成左右；同时，服务业产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3％，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正当人民币升值、劳动成本攀升、贸易结构失衡令中国的制造业走到十字路口时，服务业作为拉动增长的新力量和新的贸易支柱，正在被寄予厚望。据称，中国商务部设定了建筑、信息技术、金融、咨询、媒体等30多项重点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并准备从2012年起每年举办类似“广交会”的“（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借以向世界兜售中国服务、推动外资进入中国服务业市场，力图保证服务贸易的年增长率未来将超过商品贸易的增长率。然而，外界认为，目前“中国对外资进入通信、金融、医疗等服务领域的限制比制造业更为严格”，如果中国要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及其出口，那么“海外对于中国放宽限制的压力也势必加强。要求保护商标和技术等知识产权的呼声也会进一步高涨”。故此，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将引来外国对中国市场开放的进一步压力。（品田卓，2011，9－10）总体而言，由于中国入世十年之际正好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困难增多、保护主义再起之时，国际舆论在肯定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良好表现的同时，纷纷对经济实力增强的中国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中国与西方都要对保护主义压力保持警惕。现在的明显特点是，国际上还不会赤裸裸地攻击“自由贸易”，所以还不会就“中国对全球贸易失衡的责任”大作文章，况且业内人士都知道，传统贸易统计法没有反映当今全球化的生产格局，显然夸大了中国对全球贸易失衡的责任。（拉米，2011，25）但外国特别是西方定会大肆喧嚷“公平贸易”，会围绕“遵守规则”大做文章。故此，西方会表示特别担心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显露“越发无视公平竞争原则”的趋势，用一名欧洲大公司代表的话说，就是：“北京目前非常强大，以至于它今天干脆无视许多曾令它受益的规定。”（《法兰克福汇报》，2011，25）面对这种将会继续加大的压力，中国仍应该主要从自身继续发展和长远利益的角度，分辨外国舆论中的积极建议与利益说辞。只有在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以我为本的基础上，中国才可以与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一起加强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促进该体系成为促进普遍福利改善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才可以设想通过参与新的谈判及新的协定而促进中国国内的改革，借以真正增强中国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并扎实改善中国国民的综合福利。征引文献
Bacchus, James, “China’s Continuing Need for the WTO”, China Business Review, Oct.-Dec. 2011, pp. 28-30 & 62;Economist, “Ten Years of China in the WTO: Shades of Grey”, The Economist, Dec. 10, 2011, p. 16.Foroohar, Rana, “So Long, Cheap Money”, Time, Jan. 17, 2011, p. 15;Frisbie, John, “Ten Years of WTO Membership: Gains for China and the US, but More Must Be Done”, China Business Review, Oct.-Dec. 2011, pp. 21-22;Lamy, Pascal, “China’s Role in the WTO: A Discussion with Paula M. Miller”, China Business Review, Oct.-Dec. 2011, pp. 24-27;Zakaria, Fareed, “How to Be a Real Superpower”, Time, Nov. 18, 2011, p. 24;《法兰克福汇报》：“当中国启动涡轮增压发动机”（“德报说世界和中国都从中国入世中获得巨大利益”），《参考资料》2011年12月22日，第24－25页；弗拉商，阿兰：“中国入世十年总结”，法国《世界报》（“法报文章《中国入世十年总结》”），《参考资料》2011年10月18日，第10－11页；康文涛：“中国入世十年带来增长，但障碍依然存在”（“法新社称中国入世十年经济迅猛增长但‘障碍’依然存在”），《参考资料》2011年12月22日，第30－31页；拉米，帕斯卡尔：“‘中国制造’并不能用来解释全球贸易”，英国《金融时报》（“拉米认为传统贸易统计法夸大中国对全球贸易失衡的责任”），《参考资料》2011年1月31日，第25－26页；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关于中国遵守WTO规则情况报告概要”，《参考资料》2011年12月22日，第23－24页；品田卓：“改变出口对‘物’的偏重才是关键”，《日本经济新闻》（“日报说中国将扩大服务业出口以改变对商品出口的偏重”），《参考资料》2011年12月19日，第9－10页；苏亚雷斯，恩里克•坎波斯：“墨西哥‘恐华症’”，墨西哥《经济学家报》（“墨报称十年来中国发生彻底转变墨西哥应抛弃‘恐华症’”），《参考资料》2011年12月19日，第33－34页；韦塞尔，戴维、普拉达，保罗：“中国贸易崛起促使世界发生变化”，美国《华尔街日报》（“美报分析中国外贸崛起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参考资料》2011年4月11日，第8－10页；扎沃斯基，马克：“肥得流油的十年”，俄罗斯《专家》（“俄刊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获益颇丰”），《参考资料》2011年12月22日，第28－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