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的《中国问题》一书出版100周年。百年前，罗素的中国之行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为20世纪的东西对话与文化交往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丽雅
踏上中国国土时
罗素已近“知天命”
罗素近百岁的生涯与他在世时跌宕起伏的世界历史一样，不乏传奇色彩。他被称为数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是20世纪不可忽视的知识分子。可是，出身英国辉格党贵族世家的他以工党左翼自许，还随工党代表团访问苏俄。1918年，罗素因反战而发表《德国的和平建议》，却被逮捕入狱。1961年，因参加静坐示威反对核武器又一次被捕，时年他已89岁高龄。
正如罗素在自传中所描述的：“从少年时代起，我一生中重要的部分一直奉献给两个不同的目标……一方面，想要弄清是否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认知；另一方面，想要尽一切可能创造一个比较幸福的世界。”踏上中国国土时，罗素已近“知天命”的年纪。这是他思想和人生中的重要转折期。
事实上，早在幼年时期，罗素就在父辈的藏书中接触到了中国，对美丽、富饶、神秘的中国和文明、善良、勤劳的中国人产生了兴趣。他的《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一书扉页上，就题有老子的名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1920年5月，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委托曾在英国留学的傅铜致函罗素邀其访华。在罗素即将来华的前一个月，《新青年》特别设立专刊对罗素的生平和著述进行介绍。当期封面上刊印了罗素的半身照，并注明他是很快就要来到中国的大哲学家，为其访华造势。
1920年9月，罗素从法国马赛港启航，经新加坡、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和中国香港等地，于10月12日抵达上海，入住外白渡桥边的礼查饭店。在上海的5天，罗素风尘仆仆地发表了三场演说，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社会改造及教育问题。在社会团体频频邀约的宴会里，在《申报》《晨报》等媒体上，罗素受到热烈欢迎。在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后，他进一步感叹：“此前我一直不晓得，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
离沪后，罗素一行赴杭州、南京进行游览和演讲，随后乘船沿长江西上赴汉口。这段旅程让罗素得以调整初到异国的奔波心绪。在扬子江上，他回忆来华半个月的点点滴滴，觉得是一段“最奇妙而有趣的时光”，感慨“他们对我处处敬重有加，使我深感不安”。
10月26日抵达长沙后，罗素受到当地人士的热情款待。在短短24小时内，罗素围绕“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这一主题讲了四次课、作了两次晚饭后讲话和一次午饭后讲话。特别有意义的是，罗素在湖南讲演时，担任记录员的正是青年毛泽东。
10月31日，罗素乘火车抵达北京。虽然渐渐入冬，但他在建国门的遂安伯胡同度过了“一段完完全全快乐的时光”。除了在北京大学开始以《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为题的系列演讲，他还特意对苏俄问题等进行了阐述。
此外，罗素还定期参加“罗素学说研究会”举办的中英文讨论会。在他看来，研究会的老师和学生“是可爱的青年，很机敏又很有才智，渴望了解世界”。
闲暇之余，罗素或是到天坛作竟日之游，或是在夕阳中漫步城墙。晚年忆起这段经历时，他依然对北京冬日的阳光和静谧的气息记忆犹新，认为当时中国“虽然处于动乱之中，但是同欧洲相比……还是一个充满了哲学的宁静的国家”。
可惜，在结束保定育德中学的一次演讲后，一场风寒使罗素患上急性肺炎。陷于昏迷状态的罗素，不时传出病危的消息。有人甚至都计划把他葬在西子湖畔，修一座祠堂以示纪念。好在半个月后，罗素转危为安。临别前，罗素拄着拐杖发表了在华的最后一次演讲，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建言。
找到一种适宜的制度
产生独立和有秩序的政府
回到英国后，罗素根据在华旅行和考察经历，于1922年出版《中国问题》一书，探讨旧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和解决方案，并展望中国的前景和出路，还对欧洲的未来进行了思考。该书在43年后重印时，罗素仍然充分肯定其中的观点，认为“书中不是谈时事的部分，总的来说仍然是正确的”。
在《中国问题》中，罗素批评了西方一些观察者由于对中国不了解而妄下定论的偏见，肯定中国文化的长处与优势。罗素来华时，正值中国近代史上较为混乱的时期。但和20世纪之前一些因科技落后而轻视中国的西方人不同，罗素没有据此而否定中国文化。
他说：“英国人在东方与周围环境是完全隔阂的。他打马球，去俱乐部。他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得自18世纪传教士们的作品，他以对其本国智慧的同样的轻蔑看待东方的智慧。很遗憾，虽然有我们政治上的洞察力，他却忽视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在东方，智慧是受到尊敬的。”
1920年10月，刚到上海的罗素在欢迎宴会上就表示：“中国古代有甚好之文明，及今中国国民尚谨守之。”当时正忙于写作《三民主义》的孙中山赞赏有加，认为“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国住过了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者是极大的哲学家像罗素那一样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国，便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超过于欧美，才赞美中国”。
《中国问题》出版后，其中关于东西文明的部分内容于1922年6月被翻译发表在《学灯》杂志上。译者在“按语”中谈道，“之所以译为中文者，就是把罗素先生的批评当作我们的镜子。照着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见自身更明白一点。东西文化各有特长，万不可弃我之所长而并取他人之所短。我们的新文化运动是要产生一种新文化，并不是把我国变作欧洲，一意醉心欧化者，观罗素此论，当可猛醒”。
当时，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进一步从世界比较文化角度探讨了东西方文化问题。他认为，世界文化有三方面：西洋文化是向前要求，印度文化是向后要求，中国文化调和持中。梁漱溟个人的态度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的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在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提供建议时，罗素反复强调的是“独立自主”。正如他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所谈到的：一个外国的人，在华时候不久，中国文语完全不懂，要对于中国各种问题，个个发点议论，实在冒着闹笑话的极大风险……欧洲人想定出一个方式来改造中国，常常要走入歧途。因此之故，当劝有心改革的中国人，不要全然依赖在外人智识的帮助上。在《中国问题》中，他再一次强调：“中国人一定要自强自立，千万不能依靠外国人发善心。”
罗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虽然不能完全适应新的需求以解决当时中国内外政治问题，但不应该“统括的采用欧洲文化”。他担心，如果中国抛弃了儒家经典，“精神区域内要变成真空”，那么“中国道德真个要破产”。
罗素还曾以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美国等为例，分析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指出，西方的政治思想扫除了几千年的帝制，但仍然未能有坚定的制度来取而代之。将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只有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我们并不了解。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最终必然会有一种适合于他们性格的解决办法，我们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
当然，罗素也不希望中国固守文化传统，不改革，不前进。他希望的是，中国在摸索中寻找到一种适宜的制度，产生一个独立和有秩序的政府。他自信地认为，中国的将来和她的过去一样，能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这种贡献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更应该在提升世界文明的总体水平上发挥作用。
除了一次次提醒、告诫，罗素还身体力行地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与和平作出努力。1937年12月，南京沦陷。罗素和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一起发表了题为《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的宣言，向国际社会发出维护中国独立、救助中国民众的呼吁，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
1921年7月，当罗素挥手告别这片东方的古老大地时，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来华首站、被他称为“现代化气息最为浓郁”的上海正式成立。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个伟大的、先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逐渐成长，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步步迈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