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而且还要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因为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都寓于社会主义发展史之中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前三者，社会主义发展史时间跨度更长，涉及面更大，内容也更为复杂，但是总的来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5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史、170年社会主义运动史、100年社会主义制度史、40年社会主义革新史这四个篇章。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关键就是要从这四个方面着力、下功夫，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
一、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
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描绘的思想学说而存在。这种思想学说始于英人T.莫尔1516年所著的《乌托邦》。也正是以此为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举行的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从提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差不多500年时间”。
在这500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从乌托邦（或曰空想）发展到科学，大致用了300多年的时间。其间，空想社会主义自身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17世纪，资本主义刚刚萌芽，以英国T.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T.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德国J.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为代表，他们主要采用文学游记形式，描绘了一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资本主义进入手工工场发展时期，以英国G.温斯坦莱的《自由法》、法国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G.马布利的《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为代表，他们普遍采取制订法典的形式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了设计。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初，资本主义开始进入机器大生产时期，以法国的C.圣西门、F.傅立叶和英国的R.欧文这三位“伟大的智士”（恩格斯语）为代表，开始从理论上论证未来理想社会。他们的思想理论一方面“含有批判的成分”，另一方面又含有“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从而成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象征、表现和先声”（列宁语），也将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但是这样的思想“本身还有纯粹空想的性质”，其“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共产党宣言》）。
到了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基本确立，以蒸汽机为先导的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进一步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社会主义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贡献下，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相比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再是单纯的理论或价值想象，而是体现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人类理想。但是，就理想目标而言，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以现代社会为基础，将自身视为现代社会之文明遗产的当然继承人；同时又将现代社会视为批判对象，并主张在扬弃和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平等、自由和公正。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原本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东西方的历时性分野。在欧洲，社会阶级矛盾的缓和以及相应地革命理论退场，主张通过合法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占据了上风。在东方，地跨亚欧两洲的沙俄成为当时世界多种矛盾的集中点，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列宁接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科学阐释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通过暴力革命率先在东方落后大国夺取政权进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至此，社会主义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即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也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西方到东方的扩展与演进。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内涵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和丰富。虽然东西方的社会主义都源于对资本主义的矛盾、症候和问题的剖析和诊断，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变革不合理的现实社会秩序的替代性方案。但是在西方世界，基于现代社会的现实前提，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强调对（资本主义）剥削、专制和不平等的反抗，意味着对平等、自由和公正的向往；而在东方社会，社会主义则更多的是基于前现代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现实前提，与解决民族问题、民主问题、反帝反殖问题相关联，与现代化问题相关联，意味着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把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方案引进中国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问题。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与社会主义社会，但现代化的使命尚未完成，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在这个至少需要一百年的初级阶段，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问题和任务，相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也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之间的“起承转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显然，从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遵循着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总问题，这一“世界之问”，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也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即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二、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方位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尽管在这之前，也就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英德先后爆发了三大工人运动，它们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但是它们还算不上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当时的工人阶级还处于自在阶级，斗争的矛头并没有指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直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随着它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灌输，工人阶级才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社会主义也才成为一种现实性的政治运动和制度实践。作为一种运动实践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首先是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然后由政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最后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相应地，社会主义运动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亦说三次浪潮）。
在第一个阶段，也即“社会主义1.0”阶段（1848—1917），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和全球扩张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并由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开展阶级斗争。其间建立了三个国际组织，经历了三次小高潮。第一次是1847年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及其党纲《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1848年革命。第二次是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成立以及在其存续期间发生的巴黎公社革命。第三次是一大批社会主义政党成立以及作为它们之间联合组织的第二国际成立。在第二国际存续期间，各成员党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因通过合法斗争取得了一些成就而日益淡化革命热情，走向改良主义、合法主义，并在一战爆发时公然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边支持战争拨款而导致奉行国际主义的第二国际走向破产。而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并不充分的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坚持革命路线，主张让自己的国家在战争中失败，通过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政权，接着又通过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此，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东西方的历史分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也开始从法德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也完成了从理论到现实的伟大飞跃。
在第二个阶段，也即“社会主义2.0”阶段（1917—1980年代），主要是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围绕如何夺取政权以及夺取政权后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形成了两条线。一条线是一战后原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政党中右派合流，伯尔尼国际（也即1919年重建的第二国际）与维也纳国际（也即1920年建立的第二半国际）合并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年），其成员党继续走改良主义道路，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平掌握政权，进而在民主制度内完成社会改革。二战以后，这些政党于1951年组建社会党国际，成员分布欧美和亚非拉各大洲，前后也有好几十个政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另一条线是十月革命开辟的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进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并通过社会主义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率先取得成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将自身更名为共产党，而且于1919年倡导成立共产国际（史称第三国际），帮助各国成立共产党，以发动世界革命，也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影响下，欧美各国社会党中的左派纷纷独立出来，成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在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领导下成立的，而且选择了十月革命道路，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此，以建立共产党和进行暴力革命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出现一次新高潮。二战后，在苏联的直接帮助和推动下，欧亚12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也纷纷共产党化。为了进一步推动世界革命尤其是欧洲革命，1947年斯大林还倡导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用以协调欧洲各国共产党政策，统一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极大地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自此，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伟大飞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了20世纪的第二次高潮，世界也进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团结、合作，也有分歧、矛盾甚至对抗。其中，尤以中苏两党分歧和围绕世界革命领导权问题而发生的“十年论战”，不仅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走向瓦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结果，我们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上走了一段弯路；在国际上，我们也是错误地估计了世界革命形势并为此而付出了代价。
在第三个阶段，也即“社会主义3.0”阶段（1980年代以来）：这是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针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就是在这个阶段，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不仅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共产党政权垮台，包括苏东地区原执政党在内的一大批共产党社会党化，而且，即使欧洲传统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也为规避因社会主义声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纷纷抛弃“社会主义”概念，出现新自由主义化现象。但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与实践，使我们不仅经受住了苏东剧变和世界金融危机两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而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就，使既有的世界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变化，也重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现在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世界人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复兴的希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已经高高举起，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事实上的“中心”。
显然，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段有不同任务，存在不同“中心”和不同的“参照系”。在第一个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西欧，参照系主要是德国，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和开展各种阶级斗争。此时的中国，还处于各阶级先进分子接续探索各种救亡图存之路，社会主义还没有登场。在第二阶段，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参照系当然是苏俄，主要任务是通过革命道路夺取政权，并在革命的惯性作用下，继续沿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革命胜利后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因此壮大了实力。在第三阶段，苏东社会主义相继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不是中心的“中心”，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新参照系和核心推动力量。
三、在社会主义制度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无论是社会主义思想学说还是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最终结果都指向建立比资本主义更为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现实制度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始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之后逐渐形成的苏联模式。尽管在这之前的巴黎公社也尝试实行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但是它仅存72天，而且仅限于一个城市政权之内，因此还不能称得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为奋斗目标，结合时代发展与具体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改革与完善，构成了一部历时百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史。
在这段历史中，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战胜国内外武装干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国际上倡导成立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在国内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希望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事实证明列宁错了，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越来越遭到工人、农民和主要来自农民的士兵的反对时，列宁改行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允许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存在，希望通过在社会主义政权控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逐步实现工业化，发展国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说，新经济政策是适合俄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的发展道路的，也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却因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遇到了粮食征购问题，而于1929年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就消灭了城乡资产阶级，并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一种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模式，史称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
毋庸置疑，作为社会主义第一个现实制度形态的苏联模式，在其建立之初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吸引力，不仅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使苏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使其战后迅速得到恢复，成为唯一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这种制度模式的优越性吸引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甚至还吸引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被称为“爬行社会主义”的罗斯福新政之所以采取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政策措施，欧洲发达国家在社会党执政期间之所以致力于建立福利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不仅借鉴十月革命经验，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政权，而且也在建国后的30年里效仿苏联模式，建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苏联模式具有严重弊病。一急于求成，为了追求速度，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二超越阶段，在所有制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三把手段当目标，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体制，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四权力过于集中，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这些弊病对于苏联的长期发展和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多国都有普遍且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破解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难题，也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问题，最终在两制竞争中败下阵来，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垮台。深受这种模式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也由于国际环境的限制和历史经验的局限，走过弯路，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
为了摆脱困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选择了改革开放，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在这两大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建和包括领导人任期制责任制等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不仅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完成了融入全球化、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体系也得到了部分重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富起来的伟大目标。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带来了社会分化、吏治腐败、生态恶化等严峻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且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涵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不同层次，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显然，对于社会主义实践来说，真正的难题就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由理念到制度的转化以及其后的制度完善与发展。曾经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依托这种制度而发展成唯一可以同美国相抗衡的世界级强国，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在全球化的竞争中黯然退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现实制度形态“苏联模式”作古。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主义尤其是西方发达地区的社会主义力量，尽管也有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也进行了议会斗争、政策改良甚至社会运动，但是他们始终停留于思潮和运动层面，而无法实现到制度的转化和飞跃。与这些曾经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一度风靡的思潮、运动相比，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实现了长期执政，而且成功开辟了一条在全球化时代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崭新道路，并创设了一套有别于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集权体制）和欧洲模式（民主体制）的崭新的基本制度框架，形成一种有别于苏联模式的新的现实制度形态。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长期建立、改进并发展的结果，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才能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四、在社会主义革新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由思想到运动再到制度，构成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基本逻辑。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建成后都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时代发展与实践经验而不断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否则即使是进步的制度也有可能走向其反面，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更何况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而且迄今所有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又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也即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率先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之时起，就面临着如何坚持、巩固和完善自身的问题。
针对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形态——苏联模式，率先发起改革的是南斯拉夫铁托。在南苏两国两党关系走向对抗后，他结合南斯拉夫的具体国情，创立了以工人自制为核心内容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其后便是赫鲁晓夫改革，他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并在赋予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方面做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这两次改革最终都没有能够走得通。尤其是后者不仅未能真正突破斯大林模式，反而在其后继者勃列日涅夫时期走向固化。20世纪80年代，苏联模式积重难返，最终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中走向转向而失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也就是说，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坚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没有解决好，二战后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一大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好。这个历史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真正的世界性社会主义革新也正“是从1978年起由中国率先起步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带头实行改革开放，但是与苏联、东欧从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对立对抗到完全西化变质，从固守传统模式到完全抛弃，非此即彼的改革不同，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试点到全面推广、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改革既不是在恪守传统体制的基础上的修补性改良，也不是轻易抛弃革命的遗产将改革的矛头指向基本国家制度进行颠覆性的转轨，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独立自主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才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
对内改革，建立市场体制，对外开放，拥抱世界市场，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创造性结合，为中国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找到了一条处理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正确道路，也为破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系难题找了基本现实路径，即在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奠定市场这一现代社会建制和现代动力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计划，资本主义=市场”这一根深蒂固的“正统”信条的历史性突破，在现代社会主义史上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
显然，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了一套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筑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在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力量体，成长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并开始成为创造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当今世界上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巨大成就之后，相继结合各自国情，推进改革、革新、开放、融入。不管他们是用“改革”“革新”还是“更新”来自我定位，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们都吸取了原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放弃社会主义的休克疗法失败教训，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本国特色，也都注重学习中国经验。
总之，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生成发展始终与之紧密相连。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才能把握其生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种样式，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把握其在战略策略选择和制度体制创设上的创造性、独特性和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由理论到运动到制度再到革新的一种完整且成功的伟大实践，已经成为继苏联模式之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参照、制度依托和力量源泉。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与使命担当，才能把握其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未来成长性，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中马所副所长、研究员
《上观新闻》2020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