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锋:深入学习“四史” | 历史意识和文化自信

发布者:中马所发布时间:2020-07-07浏览次数:317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学习党史国史的必要性,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的创新探索,阐明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征程和世界意义。目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四史教育”,探索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增强历史意识和文化自信。这不仅是我们党加强政治建设的有力举措,更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效回应。在学习“四史”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党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当下面临的历史情境和任务、需要澄清和批判的错误观点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而在“重在建设”的意义上坚持科学历史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辩证认识历史客观性

        近100年历程的探索,社会主义的命运确实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内在统一的整体,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联系。重温“四史”,我们认识到:历史事实始终离不开历史活动者的理想和追求。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的召开,十一年间起草通过建党初期的纲领性文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理论和制度的作用不可低估。所以,历史事实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主体性的价值事实,内在地包含参与者的创造,需要著述者的客观认识和理性表达,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四史”的著述基于历史客观性,着重整体性、全局性的反映和把握。马克思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经过几代前辈的探索和努力,我们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之路。回望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了解其辗转曲折坚定信念的过程,对历史事实及其著述的客观性将有更加辩证的认识。历史虚无主义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持漠视的态度,完全否认任何真相和客观性,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践的层面上都是说不过去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合理把握历史规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前一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完不成,完成后面任务所存在的制度障碍就无法扫清,国强民富更是一纸空文。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得顺势而不骄,处逆境而弥坚。这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有着不以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内在规律。

        但我们党从来没有以历史必然规律为借口而放弃价值选择和责任承担。有客观根据的美好理想要变成现实,离不开我们党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因势利导。历史规律并没有许诺一个不管怎样选择都注定会达到的先验目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走过的道路,充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成熟的党、负责的党,其水准和境界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无法理解的。鉴往知来,今天的我们不仅要有深沉的历史感,还要继续在党的领导下,顺应历史规律又敢于担当,荣辱不惊,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切实加强历史教育

        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我们每个人切近相关,我们既是历史的认识者,也是历史的实践者。树立科学历史观需要“躬身入局”的自我意识,需要切实加强历史教育。语重心长的交流如何不被鄙夷为老调重弹?过来人的现身说法如何才能不被误解为摆资格、端架子?“四史”著述中宝贵的真知灼见如何才能化为我们的精神滋养?这些问题都呼唤历史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更新。我们可以在历史材料的取舍上开阔视野;可以兼顾受教育者今天对历史的期待和需求;可以从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乃至口述的各种历史入手,实现“宏大叙事”与“精细节目”的兼收并蓄;还可以在语言表达上多下功夫。中国古代史书不仅记录史实,而且也是文学上的范本。司马迁放弃对单纯叙事的执着,得到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全新体例的纪传体形式,得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西方史学界有许多著名学者甚至不惜笔墨和精力进行历史通识教育,语言优美,以美储善。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借鉴吸收。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既是一项理论任务,更是一项迫切的实践任务。

        学习“四史”,增强历史意识,归根到底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坚定文化自信,不仅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更要反对新自由主义,增强对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从宏观视野和整体把握的角度学习“四史”,需要自觉的文化担当。



作者:黄凯锋(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文汇报,2020年6月30日


Baidu
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