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2-3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模式研究》课题组在苏州召开了子课题研讨会。会议由项目课题组副组长方松华研究员主持，课题组首席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童世骏研究员以及课题组成员参加了会议。各子课题组负责人对子课题的研究思路、提纲和进展等情况进行了汇报，童世骏研究员做了点评，与会专家也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研讨会先从有关中国模式的国内外讨论开始。轩传树、赵司空和马庆分别就西欧北美人士、国外其它地区人士以及国内人士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做了介绍。随后，与会专家围绕着价值平衡、 利用、权力配置和利益协调的中国方式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在价值平衡方面，张雪魁提出要从问题表现的中国特点、问题产生的中国原因和问题解决的中国方式三个维度来研究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改革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以及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效益的关系。黄凯锋认为，义利关系在当代已经超越单纯的道德领域，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成为这些领域价值选择的普遍问题；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个体，成为多元主体价值优选中的难题。同时，义利本身的具体内涵因主体和领域的不同日益丰富，而且传统意义上的非此即彼的判断为实践经验意义上的中庸之道和动态平衡所取代。童世骏指出，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首次提出精神生活的问题。提炼精神面貌中的积极部分，已经成为下一步发展的积极 。
在 利用方面，程伟礼介绍了发展与人口的关系、发展与 的关系以及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提出了从超级人口大国到超级人才大国，要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要在坚持可持续发展中充分认识到生态风险。方松华提出，在理解代际关系时，要搞清楚从何处来、处在何处、往何处去这三个问题，要正确理解中国模式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并由此进一步阐发中华文明的精髓、独特性以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胡键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要理解下面几个问题，即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方式，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方式，参与国际体系的中国方式，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式以及在人权、气候政治在的中国方式。
在权力配置方面，殷啸虎提出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有效、有为到有能的政府，来理解中国模式中的政法关系。刘杰提出，中国的党政关系主要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看，也可以是党、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司法机关和人民团体。在此基础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关系中的核心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关系的变迁，目前党政关系的制度规范以及互动机制；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的党政关系存在什么样的制度优势以及目前所面临的新的环境和新的课题，党政关系的发展趋势和走向，探讨中国特色的党政关系对中国模式的成长有什么贡献。杨宇立认为，在央地关系中，要从中央政府对人事权、金融权和评价权的角度理解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同时要注意到国外学者对中国财政联邦制的研究。
在利益协调方面，蓝蔚青指出，城乡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可以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城市文明辐射农村等途径。而地区差异其实是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协调地区发展，鼓励竞争、协调，发达地区帮扶不发达地区。存在的问题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协调过程中有几个值得重视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输血与造血；互利合作多赢等等。李煜提出，改革其实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但目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利益约束机制，而且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诉求空间，这就导致当前“仇富”等现象的出现。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本身的利益诉求，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干群关系紧张，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利益的表达机制、协商机制以及保障机制。
童世骏研究员指出，“中国模式研究”由“中国模式讨论研究”和“中国模式问题研究”两大块内容构成。对研究人员来说，必须要明确两个任务。第一，是要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问题；第二，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做一个话语分析，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比如，提出的问题与提出者的关系，即是谁在提那些观点，是在什么语境下提那些观点（例如，为什么赞赏中国模式的中国海外学者比较多，而国内的学者却比较慎重）。可以说，“中国模式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此外，中国模式的研究要注意到“实然”与“应然”的关系问题。中国模式是“实然”，但不可避免地又涉及到“应然”。它既是对我们当前发展模式的总结，同时也是我们对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概括。
会议也商讨了课题经费的使用情况以及下一次会议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