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3日，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举行2009年度第二场学术报告会。上海社会科学院邓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程伟礼老师向邓中心全体科研人员做了“‘中国不确定论’：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焦点”的报告。
程老师指出，十七大之后，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纷纷发表评论。在所有评论中，“中国不确定论”的声音显然盖过了以往常见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成为国际学术界对华关注的新焦点。深入研究“中国不确定论”思潮的来龙去脉，并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必将有助于我们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程老师的报告分为“中国不确定论”的前奏曲、“中国不确定论”的变奏曲以及“中国不确定论”的类型及其主要观点三大部分。他指出，德里克的“后社会主义”奏响了“中国不确定论”的前奏曲，在德里克之后，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和雷默的“北京共识”则演奏了“中国不确定论”的变奏曲，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十七以来，海外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的大量评论，褒贬不一，左右兼备，色彩纷呈。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不确定论”者还是肯定这种不确定因素是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突出的国内问题将构成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这些国内问题本身是中国飞速进步的产物。中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扩张的确定性，与其如何运用新近取得的进步成果的不确定性并存。中国人自己对未来走向也无把握。中国的成功大多集中于经济领域，而非价值观、个人自由或“社会资本”。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但其仍不失为一个应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矛盾的有效手段。中国必须花大力气进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文化建设和精神资本建设，中国必须学会“融洽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