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兼收并蓄，包容理解，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前进，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思想者必须思考的重要时代命题！
文化如何走向和谐共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必须思考的重要命题之一。如何构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兼收并蓄，包容理解，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前进，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和文化思想者必须思考的重要时代命题！
东西文化的互鉴与包容
百年前，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中西文化论战之先河；不久，冯友兰先生怀着东西文化这个世纪难题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其实，追溯起来，中外文化的交流肇始于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后来佛教中国化，并创造性地成就了中国的禅宗。古代中国人在研究学问的时候，欧洲很多地方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他甚至说：早在四千年前，我们还不知读书识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我们今日拿来自己夸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
但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剧情反转，古代中国的农业文明无情地被西方的工业文明打败了。本来，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一个短暂的时期的落后，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中国曾经的老大帝国，自从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后，经过割地求和、尤其是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使中国人由蔑视、排外的心态转而被畏惧的心态所替代。所幸，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了深刻的反省，觉悟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但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完全是技艺的模仿，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在于变法自强，不过是政治的抄袭，这些都可以说是“中体西用”的见解。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儒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功能亦宣告终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乃是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民主的实验。孙中山接受西方政治民主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观点，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启迪民族意识的觉醒，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中华民国。然而，不幸的是，辛亥革命的双重遗产仿佛注定了20世纪中国步入现代化之路的艰难与坎坷。于是，乃有20世纪初中国的一代知识精英的根本觉悟，意识到文化的问题乃是根本的问题。到了五四时代，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敏锐地看到了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
与李大钊的东西文明融合说不同，陈独秀将东西文化与文明说成是“古今之别”的差异，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为了追踪近世文明的潮流，必须全面地取法欧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继陈独秀之后，胡适、陈序经等更进一步提出了全盘西化论。不仅仅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就是20世纪保守主义者、“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也认为:中国文化之最大错失在于“个人之永不被发现”。
自从上一世纪下半叶以来，有关“五四”的批评之声时有所闻，其中最激烈者莫过于一些港台学者，他们认为“五四”人物使用“传统一元论的思想模式”、“形式主义式的全盘否定传统”。我不能够苟同于这些观点，因为代表当时人类先进文化的西学的输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文化从更加深厚和广阔的思想
中吸取了人类精神的养料，在传统几乎断裂时重新获得了新生。
所以，中西文化虽然有冲突，但是和解更为重要，相互学习、借鉴、包容就是和解，就像中美关系，其实中美表面上是经贸冲突，实质上是价值观念的矛盾，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破解试图进入新冷战时代的最好钥匙。
新旧文化的张力与纾解
当今中国，没有比新旧文化矛盾冲突更为严峻的挑战了，我这里所说的新旧矛盾是指新中国建立以后教条主义保守主义与以改革开放为指向的改革派的矛盾。这些年来，教条主义保守主义时有回潮，经常和民粹主义结合，一起严重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我们新旧文化的冲突与矛盾竟然如此激烈。
当然，正如黑格尔所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我们必须应该清醒地看到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某些诉求也有它的合理性，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以一代人的时光跨越西方三、四百年的宏大历程，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道路贯穿其中。但是迅速复兴的中国在赢得世纪荣光的同时，也确实累积了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和继续前进的挑战，这些难题主要是比较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和旷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等等。因此，我以为，我们在看到新旧文化冲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们可能和解的方面，教条主义保守主义提出的上述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问题就是这种和解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的反腐败斗争、精准扶贫方案、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十九大提出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要义所在。
古今文化的承接与转型
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与世界其它文明古国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超稳定地发展，成为古老文明的不朽瑰宝之一，其中强大的决定因素在于中国文化本身。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兴起时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相比，还是与后来其它兴起的文明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甚至近代崛起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化与文明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7、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当世界上不少古文明相继衰亡以后，她却生生不息，那么，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断续的文明的灵魂又是什么呢？
中国传统文明的灵魂即是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了道家与佛学以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儒家讲仁义与礼制、道家追求自然与无为、禅宗崇尚顿悟与超越。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尤其是它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和宗法制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总体来说，皇帝独裁和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征，与这种独裁的（家天下）、专制的（人治）统治互为补充的是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和宗法制度铸成了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成为影响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既成就了中国二千多年持续超稳定的繁荣发展，又不幸地成为近代中国近二百年沉沦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虽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是，在古今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中，儒学的复兴与“五四”提出的任务和使命，能否在我们的手里完成对接呢？这尤其值得深入思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上观新闻 2018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