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7日下午，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文明比较与中国道路研究”课题组同《上海思想界》编辑部在院部115会议室联合举办“文明基础、文化自觉与中国道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近十位上海学术界的专家做主题发言，主要围绕中国道路和文明的关系、制度文明发展、制度文明的挑战、制度文明的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和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回答三个问题：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士能够作为社会的主体，而农工商不能成为主体？中国疆域这么大，差异这么多，靠什么达成统一？他认为中国自古有很强的文化民族主义，有安天下的儒家精神。强调文化自信说明现在还是不太自信，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同两千年的传统文化割裂开了。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
复旦大学教授谢遐龄认为，当今社会对思潮的认识普遍有一个误区，大多数人以为自由派反感的是传统的东西，但自由派真正反感的却是苏俄的那一套。在谈论文化的时候，谢老师强调一定要把文明和文化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文化是可以制度化变成文明，文明是一个作为整体性的存在。苏联将他们的文化制度化整合成文明而被中国引进来，因此，真正造成当今中国文化困惑不是西方文明，而是苏俄文明。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认为，当下我们所有的困惑都归结为成长中的烦恼和复兴前的焦虑，即将复兴还没有正式复兴，有一点自信还自信不足。近30年来中国发展的迅速，而西方的治理体系反而出了问题，所以中国有点自信。但现在的文化困境与话语的有效性有关，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般区分可能已经丧失了描述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社会类型的意义。所以中国要想重新获得民族自信，就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为尺度，而这个尺度隐藏在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历程当中，以及显现在各种制度安排当中。
复旦大学教授丁耘认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还是来自西欧、北美等旧的世界体系的压力。中国学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自己的道统，现今的年轻人已经越来越西方化，建立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就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其次对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未来走向的考虑，除了要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之外，也要跟世界联系到一起。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对文明论和普遍历史视角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人讨论思想史时天生就是文明论的或类型学的，像梁启超、胡适、梁漱溟等都是类型学。在谈到今日中国的文明基础问题时，吴老师认为古今中西的框架意义有限，关于文明基础或来源问题，还应该从它的社会实体性基础来考察。对于文明融合和文化结合，只有做到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又能够认真对待其他文化，经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才能获得应有的活力。其次，吴老师着重强调了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能够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当中，与现实相结合。最后，吴老师认为中国会第一个抵达现代性的内在限度，因而会率先向自身的文明基础中寻求改弦更张的办法。
课题组的成员也就各位专家的发言进行了提问和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课题组基础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姜佑福、陈祥勤、马庆、冯莉、马丽雅、束赟、沈云波等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