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老师指出，研究当代中国道路，研究中国问题，这是一项具有非常难度的课题，首先，要处理好三种传统。一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和文明传统。对于中国传统的学习、研究和领会，新中国这几代学者的付出的努力是很不够的。二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后，承接古希腊罗马所形成的西方现代性传统。对于西方的现代性传统，我们还处于“我注六经”的阶段，远没达到“六经注我”的境界，这与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传统的研究匮乏有关；三是马克思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也是纷繁复杂、派系纷呈的，对于这一传统，我们要梳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各种传统的全方位关系，也要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和文明传统的复杂性关联，以开拓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和境界，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大使命。
在处理这三种传统中，许老师指出，我们还需要实现方法论的突破，实现思维方法或思考方式的创新，而不是局限于日常的、朴素的、机械式的或独断论的思维，而是充分注重科学哲学、认知科学、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相关成果，实现思维的方法论突破。
对于课题组所从事的项目，许老师还指出：我们要梳理大历史、大格局、大时空、大框架的视野，在研究中国五千年的宏观历史变迁中把握当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许老师认为，中国自“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大约在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历经了两次大的V字型文化转型：第一次是秦汉的高峰期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低谷时期又迎来了宋明文化的高峰期，期间大概历经下降和上升各两个五百年；第二次是宋明以降的高峰期历经晚清民国的低谷期又迎来新一轮高峰期，期间大概也有下降和上升这两个五百年。从这种大历史的格局看，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第二个上升期的五百年之间，确切说是处于当中的第一百五六十年间，相当于第一个上升期的北宋时期。中国自“轴心时代”之后第一次文化或文明复兴是在宋明理学时期，而北宋时期只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准备；与此类似，就当下看，中国第二次文化或文明的成熟或复兴时期还未完全到来，这种文明成熟的历史还未完全展开。所以，我们应当为未来的中国文化成熟或文明复兴做历史的铺垫或准备工作。
许老师认为，研究中国的道路、体制和模式，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应当以中国的大历史为视野，唯有如此，对自身才有清醒的意识、认知和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