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论坛召开

发布者:中马所发布时间:2015-09-08浏览次数:144

       8月22-23日,首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会议围绕“文明比较视域下的中国道路研究”主题,在“文明论与文明比较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与中国问题”、“中国道路的国际视野与世界历史意义”5个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与交流。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于信汇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下简称中马所)名誉所长潘世伟教授作主题报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对论坛作总结发言。

        于信汇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此次论坛召开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指出中国道路的探索是当前国内外理论研究和媒体传播的热门,国际国内都在不同的视角下对中国道路的选择、中国道路的发展趋势以及各方面进行分析,本次论坛选择的视角非常独特,把文明比较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使我们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既有历史责任感,又有现实感,所以非常有意义。

        吴晓明在总结发言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基本宗旨可以概括为切中社会现实,这是马克思与其他学术研究之间的重要差别。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学术研究跟现实没有关系,而是关于马克思的学术研究自觉地意识到切中社会现实是最本质的任务。在学术化语言的研究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引入马克思学说的黑格尔主义元素。对于讲汉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如果说客观性的理论是由绝对精神来保障的,我们要研究的仅仅是黑格尔逻辑学,但如果所谓客观精神的领域其本质性在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那就必须和当今中国的社会有关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会迎来它的繁花盛开。

        潘世伟在题为“变化中的世界:基于社会主义的叙事”的主题报告中谈到,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我们正站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起点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复兴。从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是关键之年,需要总结100年来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并给予理论概括和全新的表达,并对2021年、2049年,以及未来新的30年发展给出预判、策划和部署。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理论创新的任务艰巨,我们要强化社会主义的知识积累,揭示社会主义内在逻辑,提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构建关于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形成社会主义的系统话语,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与时俱进的创造中,必须提供为一代又一代青年同志提供能够接受,能够幸福,并且愿意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理论,真正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叙事的历史连续性和不懈的创造力。

        论坛由上海社科院中马所所长方松华研究员主持,他在发言中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新的“道统”,不仅仅是现在宪法赋予道统的地位,而且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近百年和其他主流的学术论战中,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的主体或者主流。我们缺少经典的、原创的理论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过了创建的时期,需要思想和理论的深度研究,还有理论的原创建构,这才是我们的学者应该做的事情。上海社科院中马所希望从学术体系的建构,话语体系的建立,学科体系的建设,包括国际比较视野,还有一系列学术档案建立等几个方面来建构原创、完整、经典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此次创新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马所共同发起,上海社科院中马所主办,今后论坛将聚焦不同主题,计划每年召开一次。

      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26所高校与科研院所,《光明日报》、《解放日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和《社会科学》等数10家媒体与学术期刊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创新论坛。



附精彩观点:

崔唯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通过文明的比较和对话,最重要的是增加对自己的了解。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和中国道路,一定要根据中国的传统,集中在中国当代进行的实践以及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特别是中华民族发展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上。


李佃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应该认真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道路中所扮演角色。这种角色是其他理论无法替代的,我们如果认为中国道路是不同于西方的一条道路,一定要看到中国自己的东西不仅是自己传统文化创造出来的,而是至少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自己的,一定是经过了现在文化之后才创造出来的,现代文化在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角色比中国传统文化,比西方的理论更为根本,能够而且必须介入推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因为它既是现代性,又是超越现代性的。


李义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副主编、研究员)
:中国道路应该怎么走?首先需要有一种情怀,一种追求光荣和梦想的情怀,不一定是民族复兴主义者,不一定对现实妥协,要寻求更好关于中国道路的想象。因此,我们需要对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专制主义和浅薄主义进行批判和检讨。


刘森林(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山大学马哲所副所长)
:中国的自由应该是跟中国的传统,特别是天人合一的传统有一定的融合的发展,我们从中国儒家传统消化,吸收佛教的事情得到启发,同时也要防止西方自由主义导致的虚无主义的困境。


罗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作为后发的国家,在现代化的政治过程中我们实现了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是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的构成性的一个积极因素。今天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建设性的多元共存,和谐共处的观念,这些观念会贯穿到政策表述、学术表述等等各个方面。我们把共产主义的理想跟政治的核心要求相联系,从政为政不是单纯的技术管理,更要有理想。


陈祥勤(上海社科院中马所副研究员)
:中国道路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政党国家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理解,他说中国社会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讲社会讲经济,更多是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源于政党国家肯定是核心的问题,不管在官方文件,在我们现在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保守性或者坚实性问题,都是讲民主法治状态,完善体制。


隽鸿飞(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是在近3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日益紧密的大背景下开启的,因此,理解其特殊性需要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问题、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反思相联系。


蒋红(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在民族认同与21世纪的时代变迁中,文化的因素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努力建构21世纪积极的民族认同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价值观建设的作用,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重视和推进价值观的建设。


姜佑福(上海社科院中马所副研究员)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讲清楚。为了讲清楚这条道路,我们现在现实可用的是西方文明理解,还有文化的理解,包括自己身体力行做中国人,但我们现在对三个主要的经验,一条是西方的,一条是中国古代的,一条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最能够讲清楚的,在理论上加以把握的是西方现代性,因为我们有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现成的伟大导师在前面开拓道路,但对中国近代中国道路的理解,是非常值得挖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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