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教授在与课题组成员的交流互动中具体谈论了对于中国的体制、道路和模式的政治把握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思考现代中国，和中国国民党思考现代中国，是有联系的，但是又有区别。中国共产党对现代中国的把握，应该来说既包含了现代性，又包含了中国特色。现代性体现为，它对民主共和的认识和把握，体现为对人民民主的认识和把握；所谓中国性，体现为对中国内在社会结构、国家形态，以及基本发展逻辑的把握。
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来说，现代国家建构的原理，现代国家结构的概念，无疑都是西方的。但是如何把现代国家政治，基于西方的概念、逻辑、框架所形成的政治体系，种植到中国社会里面，并且形成中国的体系？这需要我们在建构中国现代国家体系的过程中，具有实践性的政治智慧或实践智慧。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制度，不论它的理论性的自我认识，还是现实性的历史实践，要依据实践智慧和历史经验这两个命题来把握。在这两种视角的把握中，中国就会形成属于中国自身的制度安排、实践路径和构建方式，能够产生属于中国自身的实践和理论模式。这个体制和模式，一方面与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和模式特征。
林教授认为，如果人类的政体涸竭于竞争性的民主或选举政体，那么，人类政治的创造力也太可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依据它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所形成的政制，绝不仅限于现代西方的竞争性政体，很可能形成超越于竞争性的选举政体的更高意义的民主体制。这种体制也很可能孕育出高于现代西方政治价值的更高价值，这很可能是超越现代西方基于个体性的“一个人”的政治和人类古代流行的共同体政治这两者的、集个体性与共同体于一身的、“两个人”的政治或共存政治。这一点在“仁”这一中国基本价值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此外，林教授还对诸如政党政治与政党崩溃、政党-国家体系、中国的民族、边疆和社会治理等问题作了详细深入的解答。课题组成员也就中国政治的诸多问题与林教授行了交流。
肖存良博士通过发掘“政治回应”这一概念，来分析西方民主制的历史变迁和现存问题，从而观照中国民主的独特性、协商内涵，以及在政治回应上的积极表现。肖博士认为，西方民主制经由直接民主到间接民主的转换，其中的一个根本的体制性变革，就是代议制和民主的嫁接，但代议制民主所造成的一个根本后果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民众与精英的分离和失衡，民众被排斥在精英化的政治或统治体系之外，导致民主的人民统治内涵的实质性丧失。
选举正是为了民众与政治体系之间的距离，弥合它们的分歧，修复这二者之间的失衡而创设出来的。选举要求选民约束代表，当选者代表选民，但这两个条件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都很难发挥作用，选举反而被代表或精英所控制，代表既不能很好地代表选民利益，也不能很好地代表公共利益，代议制民主面临着进一步民主化的要求与压力。所以，为了克服选举制民主的变异，西方政治理论试图做大做强“人民”这一头，来平衡“精英”或政府统治体系那一头，通过提出参与、协商和监督等“强势民主”来替代和补充代议或选举等“弱势民主”，但此类政治理论都只重视对于“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政治能力的重塑，没有看到政府或“统治体系”对于民众的利益和需求的反应或回应也是衡量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政治回应，作为对于代议制民主、选举、参与、协商和监督等民主的补充和再理解，构成了民主政治一项重要指标。可以说，对于民众有效的政治回应是一个民主政体的题中之义，但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或选举制政体在这一点上做的并不好，政治的回应性是很低的，反而中国政治在践行人民民主理念时，对于民众的回应始终是相当高的。今天，中国政治在原则层面对于民众的政治回应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群众路线，一是协商民主，在实践层面的回应形式就相当丰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回应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的民主内涵。
此外，肖博士还就政治回应的概念、政治回应对于民主政治的意义、中国人民民主的理念、中国体制在政治回应上的表现等问题与课题组成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
课题组基础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姜佑福、陈祥勤、马庆、马丽雅、夏江旗、曾誉铭、沈云波、束赟、张洪彬等人出席了此次咨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