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时，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何锡蓉研究员主持开幕式并介绍与会学者。开幕式上，拉丁美洲科学院秘书长坎迪德·门迪斯教授做了主旨发言。他以巴西为例描述了拉丁美洲殖民体系的历史与现状；从地理、经济、政治文化传统、政体制度等角度分析了巴西作为葡萄牙的拉美殖民地，如何从旧式的王权帝国的附庸国完整地过渡到新的现代化国家；巴西改革的主要推动力一直是国家，国家强力介入收入分配等公共政策制定当中。谈到中国的民主问题，他指出民主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中国有符合自己历史传统的合理的政治动员方式，并且很重视民主意识的培养，在这方面中国跟巴西有很多共同点。就现代化道路的相同与相异进行讨论有利于加深中国与巴西等拉美国家之间的认识与了解。
会议第一单元主题是“全球现代性的优与劣”。巴西学者莫韦尔·佩雷拉（Merval Pereira）介绍了新媒体兴起下的拉美媒体管制与言论自由的现状，他认为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促进民众言论自由与实现民主的独特效果与作用。来自美国杜克大学的瓦尔特·米格诺鲁（Walter Mignolo）教授的发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提出质疑，强调要重视去西方化研究。他认为欧洲人对于现代性的描述是线性的，是以其狭隘的欧洲中心论而展开的，提出要破除对“单一现代性”的迷信，引入“竞争现代性”（contested modernities）等概念。现代性是多元的，谁都无权宣称现代性现成在手。但是就当下而言非西方国家不得不与仍旧掌握优势的西方现代性霸权进行交涉——比如金砖国家提出的异议。巴西坎迪德·门迪斯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恩雷克·拉瑞塔（Enrique Larreta）教授从现代性与革命的关系的角度，将巴西与中国的政治进程做出比较分析。他指出，当今世界不平等现象在持续加重，社会分歧及权利失衡现象也继续存在，全球范围内，包括拉美，都出现不同程度动乱或造反，而造反/动乱是一种不被允许的革命。而巴西圣保罗大学伦理学和治哲学教授雷纳托·雅尼内·里贝罗（Renato Janine Ribeiro）将同为“好的政治概念”的民主与共和做出了精细的区分，民主强调民众拥有权利，共和更多强调精英统治。里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巴西”。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陈祥勤博士认为，所谓中国模式问题的最基本特征及未来关键是经济模式（即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模式（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的市场体制本质特征是政府掌握核心
，并以此形成驾驭市场的能力；而中国式的政治体制则是在组织制度的基础之上实现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高度综合。上海社科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轩传树副研究员的发言是对“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这一问题的回应与辩护。他探究了这种疑问之所以被提出的缘由；讨论现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其概念上的内涵与外延；并且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做辩护，指出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方松华研究员则是提出要对引起学界和媒体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问题进行冷静客观地分析，他总结了中国当下高速发展的同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失衡的现象，并试图寻找如何从种种失衡走向再平衡所面临的重点与难点。而恩雷克·拉瑞塔教授对“失衡”、“再平衡”的表述兴趣浓厚，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似乎更强调“冲突”；方松华研究员以中国以阶级斗争等激烈的冲突形式进行国家建设所走过的弯路作出了回应，中国已经吸取教训，而寻求平衡与再平衡的提法恰恰跟当下是建设“和谐社会”之努力密不可分。在关于“中国模式”讨论上，学者们形成了共识：不主张建立一个固定成型的东西，“模式”也好、“道路”、“方法”、“途径”等等表述也好，并非一成不变、一概而论。与几位中国学者的鸿篇大论不同，巴西社会学学者玛丽亚·伊莎贝拉·门迪斯（Maria Isabel Mendes）的报告从小处入手，介绍了全球现代性背景下巴西城市青年人文化及创造力、职业投入的社会调查；中国学者回应道中国青年人就业结构性问题也同样突出，社会能提供的发展
同样有限，新兴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遇见的困难有些是相通的。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全球关联与地方语境”。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胡健研究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论证中国模式只能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产生。中国与拉美现代化最大的相似之处是都经历殖民化，到去殖民化，最后走向现代化。巴西和中国面临着相似的现代化任务，而在当今阶段，文化现代性的转向是实现人的现代性改造、克服发展瓶颈的关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嘉维尔·桑金斯·安第斯(Javier Sanjines Andean)的发言题目为“文化和后殖民主义的思维”，他从自己名字中“Andean”一词入手，谈到自己被建构的安第斯身份，指出安第斯社会并非单纯的统一体，而是包含各个历史阶段的共存体，其转型受到种族过去历史的深刻影响。乌拉圭历史学和政治学者杰拉达·卡莱塔诺（Gerarda Caetano）的发言题目为“贫困和人权，公民身份的变化和拉丁美洲的新民主制”，介绍了当今拉丁美洲学界关于民主多样化的严肃而有意义的研究与思考。同样来自乌拉圭的克劳迪娅·阿门古勒（Claudia Amengua）关于拉美文化与语言的发言，引起了大家关于文化侵略的热烈讨论。“词语比刀剑更强大”，语言背后承载的价值、知识、制度、文化等等是潜移默化被接受的。胡健研究员也认为以语言为工具的文化的征服，可能会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功效，如何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同时处理好文化冲突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话题。在全球化现代性背景下，要重视自身语言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不同文化之间应该是“双向交融”，因为被动的“单向融入”最后会造成多元性的消弭。
最后，研讨会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中国与拉丁美洲有相似的历史遭遇，使得我们之间的学术研究有重要的比较与参照的意义；中国与拉丁美洲又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此次交流和碰撞产生的理论思考空间和有待深入挖掘的命题显然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