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一些抱有成见的人甚至提出，华盛顿应该思考是否需要将“中国模式”提升为美国模式的“对比物”和“敌人”。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也不时出现。“软实力”的首创者约瑟夫·奈前不久还提出了“中国不确定论”。而在《中国大趋势》中，约翰·奈斯比特则预言：“中国模式将会改变世界”。马丁·雅克更适时推出了《当中国统治世界》来分析所谓“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进一步引发关注和思考。
面对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观点，我们应该意识到，认识中国不仅需从经济数量的角度来考察，更要上升到文化、文明与精神的层面。因为当代中国的巨变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内容，其中文化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精髓，是发展模式的核心所在。
快速发展基于深厚文明能量
“中国模式”研究不仅需要理论思考，更依赖于实践探索和历史经验追寻。除经济因素外，中国快速发展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精神因素。
当代中国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但绝不是所谓的暴发户。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奠定了深厚底蕴，使得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稳定发展、生生不息。这一文明的灵魂就系于以儒学为核心、融合道家与佛学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
传统上，儒家讲仁义、礼制，道家追求自然、无为，禅宗崇尚顿悟和超越。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是一种中道、中和的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相比，我们更为强调“和”的智慧：无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还是人与自身、人与世界，都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中华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和悠久的历史连续性为前提条件扩展出来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中国人的这一和谐共生理念，在“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能够发挥主导作用。
历史地看，中华文明具有深厚的和平主义品性，并以一种独特的自信昭示着深厚的文明能量。与西方特别是欧洲相比，中国始终追寻和平和谐发展。正如利玛窦所言：“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辜鸿铭先生进一步表示，估价一种文明，不是看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的建筑与宽阔的马路，也不是看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精致实用的工具，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而是看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较为长期和稳定的发展，关键就在于中华文明与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特性。
汲取先进文化养料重获新生
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至少可以上溯到东汉末年的佛学东传。其时，无论是学术文化，还是经济贸易，中国都要比西方世界发达。18世纪以前，中国更多给予西方思想界以启迪。不过，这一领先地位到近代逐渐被西方工业文明所打破。
18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历着伟大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当英国特使带着先进的工业品、机械模型和科学仪器来为乾隆皇帝祝寿时，他们发现中国的科学技术已远远落后于英国，清朝军队根本不是英国军队的对手。这深刻地道出了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时代差距。
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冲击下，中国进入了漫长曲折的重新认识世界过程。所幸，国人开始反省，并向西方学习，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但洋务运动只知道坚甲利兵和声光化电的重要，完全是技艺模仿;维新变法也不过是一场政治抄袭。而随着清王朝的覆亡，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亦宣告终结。
此时，孙中山先生接受西方的民有、民治、民享观点，提出民族、民主、民生的三民主义，启迪了民族意识觉醒。然而，辛亥革命的双重遗产仿佛注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艰难与坎坷。新一代知识精英开始意识到，文化的问题乃是根本的问题。李大钊从考察人类的自然环境入手，提出世界文明可分为“南道文明”和“北道文明”两种类型。他“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并揭示出一条实现途径，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一代代先进中国人坚持不懈地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等理念引进中国，努力使古老东方大国走出历史泥潭。加之代表当时人类先进文化的西学输入，特别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系统的建立，更是让中华文化有机会从更为深厚、广阔的思想
中汲取养料。在传统几乎断裂时，文明重获新生，中国仍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传统依然留存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当代中国价值体系与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除发展失衡应对转型挑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提出“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再造文明”的宏大时代课题。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中国，并创造性地与中国文化与革命相结合。新中国成立以后，60年的不平凡历程为“中国模式”奠定坚实基础;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终使中国摆脱了近两个世纪的沉沦与屈辱，重新昂首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发展的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古老传统的复兴，而是融合了现代人类诸多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这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支撑“中国模式”背后的“中国现代文明”。这一本性决定了中国不会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扩张老路，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当前，我们正在发生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一个在30年前经济濒临崩溃的大国迅速壮大，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其间，见证了努力、奋斗与创造，完成了理想、希望与梦想，同时也面临诸多发展失衡，如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
禀赋不足、核心技术落后、贫富差距、诚信缺乏、改革滞后等。社会面临转型，充满了变数。正如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又似乎一无所有”。
在未来发展中，如何消除客观存在的种种不平衡，既是对“中国模式”的挑战，也是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的要义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体中国人的伟大事业。一方面，它批判借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外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另一方面，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经验和教训，即不能片面教条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突破口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不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社会主义伟大理想在当下中国的新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的，我们的民族将在世界大家庭里，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哲学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