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的学习体会
--2009年社科院青年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党课
过去三年中，我分别就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三个主题，结合社科院的特点，与全院青年党员，包括研究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以党课的形式交流了学习和思考的体会。这三个部分是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核部分；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的一些外围部分来说，马克思主义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特别要坚守和信仰的内容。今年的党课，正值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不久，这次全会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一个“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我想就借这个机会谈谈学习这个决议的体会。
2009年9月15日至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第二部分“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之后，第三到第八部分中分别对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分为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两个部分）、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进行了全面部署。下面就决议中的一些我觉得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些内容，谈一些体会。
一．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这一点我们自己经常说，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和期望程度越来越高，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制度优势，外国人也经常提到，这是我们今天认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得非常重要的新的背景。
我想举最近有一本畅销书中有关中国的一些内容作为例子。这本书的书名叫《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它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早先的一本书《世界是平的》也曾经相当畅销。今年夏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家外出度假十天，他带去的5本书中有一本就是此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写到他与通用电气总裁关于能源政策的一段谈话。谈话中，他们都觉得美国政府最好能根据国家的长远利益自上而下宣布一些有关清洁能源的明确目标和相应政策，以便让市场根据这样的目标和政策来寻找新的盈利机会，以实现公共价值和私人利益的一举两得。但是他们都感慨，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中国才有可能。弗里德曼提“禁塑令”、汽油无铅化、办公室空调温度设置在26度等国家政策和规定作为例子，说这些政策和规定在美国要么不可能作出，要么是花费了长得多的时间，才由政府作出。弗里德曼写道：“…中国这一代领导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有能力用自上而下的一纸命令，冲破祖传产业的阻挠、特殊利益的恳求，不顾官僚机构的一切障碍、有关选民全面抵制的全部担忧，根据中国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国家利益，进行价格、规定、标准、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全面变革，而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些变革则通常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讨论和执行。”因此，弗里德曼发出这样的感慨：”假如美国能够做一天中国就好了！”
弗里德曼的这些话，从一个外国观察者的角度道出了我们的“集中力量好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在听到此类好话而受到鼓舞、珍惜优势的同时，要清醒地意识到，“好办大事”不等于“办大好事”，更不等于“办好大事”。要真正“办大好事”并且“办好大事”，我们所制定的目标和政策，本身必须是合理的、正当的，也就是科学的。在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国际影响明显扩大、人民期望相应提高、执政
亟待更新的条件下，切实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在这方面，十七四中全会有一段话特别值得大家关注：“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这段话已经出现在去年年底胡锦涛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类似的意思在五年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就已经提出了：“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次在党的全会决议中第一次完整表达的这个判断，可以看作是我们党近年来有关党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任务的最重要判断，是我们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的最重要依据。
党的执政能力能否提高，取决于党的各级组织的党员和干部是否努力去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学习和掌握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先进方法，研究和探索破解各项工作难题的智慧路径。
党的执政基础是否巩固，取决于党所领导的事业是否正当，党所凝聚的队伍是否优秀。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通过对“所以然之故”的自觉认识而达到对于“所当然之则”的自愿认可，这种民族传统是我们在工作中努力通过正确认识“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实现“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毛泽东语），亦即“使愿意与强迫在自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刘少奇语）的文化基础，也是我们党通过提高理论水平而巩固执政基础的客观依据。
党的执政不仅要有思想基础，而且要有社会基础。只有源源不断地把有良好知识修养和高尚精神追求的 “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党的执政之社会基础才能得到切实的巩固。但是，在参与全球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牟取个人利益、实现个人价值和服务公共事业的所谓“体制外”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吸引德才兼备的人才的任务，格外艰巨。作为党的工作者，作为已经在党内的党员同志，我们要努力改善自己，改善我们的组织，不仅使我们自己更加优秀，而且使更多优秀同龄人、优秀同胞，成为我们的党内同志。现在还在党组织之外的同志们，不仅要看到，我们党内尽管有腐败分子、有低级趣味的人，但总体这是一个先进分子聚集的组织；我们还应该看到，随着党的建设的加强，我们的党员、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会越来越配得上人民—不仅中国人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世界人民—对他们的期望。
二．为了加强党的建设，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任务，从表述上看，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但它的基本内容在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思想之后，党的十七大强调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时也强调“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在第三部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中明确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
这个要求涉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许多问题，如理论发展的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关系问题，理论创新的民族条件与世界环境的关系问题，理论内容的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以及理论成果的说服力与感召力的关系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去思考和研究，特别是在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专门从事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同志们。我这里特别想强调的是这样一点，即决议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更加完整而简要地提出了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批判而形成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如西方一位大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成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它自身就必须跟随时代的步伐而不断自我超越。一方面，理论所反映的对象在发生着时代变化，理论要保持和加强其说服力，就必须随着其对象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掌握理论的主体在经历着世代更替，理论要保持和加强其感召力，也必须在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和所表达的形式方面，随着主体的成长而及时更新。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否定，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补充和深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设定了立足点；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设定了参照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设定了立足点，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在西方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所获得的民族特色，既具有工具价值，也具有内在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特色之所以有工具价值，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只有中国的具体现实和文化传统相结合，才有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深入人心、变成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特色之所以有内在价值，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中华民族的个性密不可分，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指导思想不能只是来自西方而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
但“中国特色”，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从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这对范畴的角度进行评价，而且可以从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这对范畴的角度来进行评价。换句话说，“民族特色”是一个复合体，其中往往包括着各种各样成分，而这些成分往往又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发掘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特色的过程，而且是中华民族自我更新、自我改善、“清洗自己的污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话）的过程，是中华文化承继精华，抛弃糟粕的过程，是力求使具有正面价值的“中国特色”越来越多而具有负面价值的“中国特色”越来越少的过程。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所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现象，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2006年8月8日公布的《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中提到的“一些公民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不懂礼仪、不守秩序、不遵法规、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喧哗吵闹’等不文明行为”，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一本题为《中国人的素质》的书中提到的一些消极现象，固然也很有一些“中国特色”，但那不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特色，不是我们应长久保留的特色。鲁迅多次提到明恩溥的这本书，他读的是此书的日译本《支那人气质》。1936年10月5日，也就是鲁迅10月19日去世前两周，他还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的这番话，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间的关系，应该能提供重要启发。那种以健全发展民族个性、努力优化中国特色为任务的“中国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以充分吸取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积极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为基础的“时代化”过程。
三．真正要把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必须把理论化为方法、化为德性、化为制度。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都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我们可以借用文革前担任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文革后曾经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冯契先生的著名命题“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来理解十七届四中全会的有关观点。作为行动的指南，理论一方面要转化为方法，告诉人们“怎么做事”；另一方面要转化为德性，告诉人们“怎么做人”。在化为方法和化为德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理论化为制度，从而告诉我们人们怎么系统地、可持续地做事和做人。
化理论为方法，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这个道理我们经常讲，这里结合科学发展观做一些说明。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认识，也是指导发展的方法。发展观之为“科学”的，意味着它是理性的，而非情绪的；它是理论的，而非经验的；它是系统的，而非零散的；它是实事求是的，而非主观独断的。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可以看作是上述意义上的“科学”的逻辑结论。发展观之为“科学”的，还因为它不仅在内容上前后一致，而且在它的内容和它的实施方式之间也避免自相矛盾—用科学的方式而不是用非科学的甚至反科学的方式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要用“科学的”方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张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也应该是理性的、有理论指导的、全方位全过程精心设计和实施的、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化理论为德性，考虑到当前党内存在的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我们特别要强调这一点，也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来提高德性、巩固信念、改善作风。
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神圣的东西”很容易被“亵渎”的现代社会。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是一个历来非常理性务实的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所处的社会背景，是“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作为最现实目标的改革开放。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这种世俗化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坚守理想主义立场、克服虚无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色，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为了体现“社会主义不仅要使人民物质生活丰富，而且要使人民精神生活充实”（江泽民语）的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牢记其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历史使命，从追求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高度，带领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不懈奋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胡锦涛语）。
这里有必要区分出底线和目标两个层次。一方面，要坚守体现在社会主义荣辱观当中的最低道德，既反对鲁迅痛斥过的“做戏的虚无党”，更杜绝在一些贪官污吏和黑恶势力那里时常可以看到的用无耻来代替虚伪的“懒得做戏的虚无党”现象。另一方面，要追求超越一己私利、超越有限人生的远大理想。与世界上其它各大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历来就具有比较鲜明的世俗性质。我们的古人则很早就把“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作为获得永生不朽的实现途径，而不是把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作为终极关怀的信仰基础。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理想，也是这样一种既世俗又超越的价值，如李大钊所说的，“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也如雷锋所说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据说毛主席对这句话作了这样一个评论：“此人不简单，他懂一点哲学。”
李大钊和雷锋的理想当然是很高的，但我们的青年同志不必因为共产党人的理想太高而对党组织敬而远之。恰恰相反，对崇高的理想，我们可以用司马迁对待孔夫子的态度来对待：“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承认孔子的理想是他无法达到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对这种理想敬而远之，远而避之，相反，他“心向往之”。他这种心向往之并没有使他成为孔夫子，但使他成为了司马迁。孔夫子的理想在司马迁那里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说明这个理想虽然崇高，但并不是空洞无物、软弱无力的；相反，这种理想是发生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了的。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也可以而且应该以这种方式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成长，发生实际的作用。
要使得这种崇高的理想信念落实于共产党人的作风和实践之中，使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能配之以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格感召力，有将近90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只有结合当代社会的特定条件和具体处境才能大力弘扬。也就是说，要在健全制度、规范管理的同时密切联系群众；要在思想多样、传媒发达的时代坚持求真务实；要在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消费活动的经济必要性明显增强的社会环境中继续艰苦奋斗；要在成绩再大也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加强团结并不等于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思想前提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化理论为制度，这是化理论为方法和化理论为德性的综合和提高。制度就是规则体系，而规则是以明确的方法告诉我们怎么做事、怎么做人。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就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化为方法和德性，而且化为规则和制度：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是四中全会决议的第四部分“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的主要内容，在第五部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善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第六部分“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以及第八部分“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中，也有明确的体现。甚至第七部分讲作风建设，其实也与制度建设有关—作风建设是制度建设的人格基础，制度建设则是作风建设的制度保障。
在制度建设方面，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了一些重要内容，有些是第一次提出的，有些是以前提出过，这次阐述得更加具体。比如在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之后，这次全会决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决议重申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出要以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为重点，进一步提高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度，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在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等方面，决议也作出了一些重要部署。这些内容，建议大家自己去阅读决议。我这里想补充的是，大家在学习决议的时候，请参照上海市委九届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学习落实决议、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文件，特别是俞正声书记接受东方网采访时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俞书记非常具体地阐述了如何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对我们应该是很有启发的。
四．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我们必须要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和勇于学习
这次党的全会非常鲜明地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任务，要求“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对于学习的态度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和勇于学习。
“乐于学习”，就是不仅重视学习的工具价值，而且重视学习的内在价值—学习不仅是实现某种组织目标或某种人生价值的外在工具，而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组织或一个幸福人生的根本特征或内在要素。习近平同志今年5月在中央党校指出要“深刻认识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是针对学习的工具价值而言的；当他强调要“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的时候，他所针对的是学习的内在价值。正因为这种内在价值，学习才不仅使人不笨拙，而且使人不庸俗。邓小平同志说得好：“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
“善于学习”，就是切实追求学习的效果，及时纠正学习的偏差。1956年是毛泽东讲学习、讲谦虚讲得最多的一年，也是他在理论上、方法论上总结学习的成果最系统的一年（“论十大关系”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经济大冒进，却紧随其后；1970年冬天，当毛泽东在他放满古今书籍的书房里告诉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别人称颂他的“四个伟大”中他只接受“伟大导师”这个称呼的时候，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却在他领导下已经开始了4年，还将持续6年…。这里的沉痛教训，值得深思。
为此我们在强调学习的同时，要认真处理好一系列关系。就学习的主体而言，不仅要重视个体学习，而且要重视集体学习；与个体学习相比，集体学习更要强调既有形式，又有内容；无论是个体学习，还是集体学习，与他人的讨论和争论，集体内的交流和交锋，都必不可少。就学习的对象而言，不仅向书本学习，而且向实践学习；不仅向领导和上级学习，而且向基层和群众学习；不仅向朋友和伙伴学习，而且向对手甚至敌人学习。就学习的时机而言，不仅在失败的时候虚心向别人学习，而且在成功的时候虚心向别人学习；不仅在取得成功经验的时候注重自我学习，而且在遭遇失败经历的时候注重自我学习；不仅重视重点学习和阶段性学习，而且重视平时学习和终身学习。就学习的条件而言，不仅为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的学习提供合适材料，而且为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的学习创造恰当条件；不仅为学习活动建立合理制度，而且对学习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不断改进。
在上面几点当中，最不容易做到，但也最有必要强调的，是不仅向自己的成功经验学习，而且向自己的失败教训学习；不仅向朋友和伙伴学习，而且向对手甚至敌人学习。这两点要求的不仅是善于学习，而且是勇于学习：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甚至过错，勇于弥补不足、纠正错误。比方说，《世界又热又平又挤》一书的作者说他希望美国做一天中国，但只做一天中国，因为在他看来，在中国，合理的法律颁布之后往往并不能得到有效执行，而不像在美国，法律一旦通过，通常都能得到认真执行，谁违反法律谁就会被盯住不放。弗里德曼的中美比较我们未必完全赞同。但是，当别人开始重视我们、羡慕我们（哪怕仅仅羡慕“一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勇气去寻找别人的优点，有勇气向别人学习，取人 之长，补己之短，最终让别人有更多的理由来羡慕我们。
在所有的学习当中，学习能力的学习是最重要的学习。要提高学习的能力，就要克服学习的障碍。以系统研究和大力提倡“学习型组织”而出名的彼得·圣吉在他的《第五项修炼》一书中列举了一系列“学习障碍”，如“局限思考”、“归罪于外”、“缺乏整体思考的主动积极”、“专注于个别事件”、“煮青蛙的故事”（锅水中的青蛙因水温逐步上升而不知不觉听任自己被慢慢煮熟）、“从经验中学习的错觉”、“管理团体的迷思”等等。要真正持续不断地有所学习，就必须经常自我反省，一旦发现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集体存在着这些妨碍学习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坦率认错，及时纠错。
结合社科院的实际，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学术性机构不等于学习型组织；把社科院，包括把研究生部，真正建设成一个学习型组织，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做好这些工作，党员发挥作用，是最重要的前提。
2009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