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上海 “四新”产业发展最紧迫的任务或者说最重要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殷宏
“四新”实际上是一个跨界。现在很多新兴产业诞生出来是跨界的，传统产业的思维模式慢慢被终结。现在看到的阿里巴巴，腾讯，实际上不完全是在做计算机，已经渗透到传统的领域当中去，把贸易、商业结合在一起。怎么做好 “四新”？我认为，一要顺应全球产业发展的模型，认清现在全球产业发展的方向。二要重视人才，没有人才，就没有 “四新”产业。硅谷为什么不断有大量好的创新企业起来？与它的人才战略紧密相连。
闸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吴斌
从政府这个层面理解，现在首要的任务是统一思想转变观念。如果思想观念转变不过来，可能事倍功半。
“四新”是一个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需要积累的过程。政府每年都要考核，可能等不到这个积累就放弃了，往往对这个产业比较忽视。因此，要有一个顶层设计、逐步推进的规划；在这个前提下，大胆闯大胆试，允许有失败。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徐子瑛
“四新”经济核心是自主创新，无论是模式创新、技术创新，还是业态创新，本质上是自主创新。1978年到2008年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走的是开放式、跟随型和赶超型模式。但2008年，中国产业经济完全进入全新阶段，进入自主创新的新阶段。“四新”的提出，顺应了国际经济潮流的发展变化，也顺应了中国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顺应“四新”的发展，彻底地改变过去推进产业发展的模式、理念和
配置的方式。
过去政府对开发区项目的评价，更多的是看投资额、税收；但未来在“四新”领域，可能当前并不看到今天给你带来多少税收，但这种业态这种模式代表了产业的未来，所以政府部门评价产业和开发区，要优化考核的方式，关注引进的是什么人才？产业发展的未来市场在哪里？有没有良好的发展要素配置？是不是适合这个产业的发展？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权衡
“四新”遵循了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从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应该重构一个什么样的产业。
突破口在哪里？最关键的是把 “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打通。我们怕在哪里呢？一是新技术出来很难，从研发设计到新技术新发明，这个很难；但从新的产品到产业化，尤其到形成一种新的业态很容易，大家一窝蜂但最后要形成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很难，可能最后夭折。所以 “四新”当中，中间那个环节好做，最难的是两头，研发设计和新技术。还有一个问题，新的商业模式，为什么阿里巴巴成为集技术创新又有制度创新的商业模式，这就是从新的业态到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当中，要突破一些最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好， “四新”可能就是一种产业形态，或者是产业组织，或者新的市场经济方式。
上海没有能够诞生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是否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创新环境，要做些什么样的改变？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徐子瑛
不论是作为一座城市，还是一个园区，都希望培养未来有价值的企业。
阿里巴巴的案例，地方政府一直在思考，我觉得核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重视培育初创型的企业。过去我们在各个发展阶段，由于有很好的开放条件，会引进一些比较成熟的企业，但“四新”经济当中，绝大部分是初创型的企业，目前可能是不成功的。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重视和培育初创型的企业，对于上海城市的转型和“四新”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基金会有一份报告，如果美国每年能够有100家新的年销售收入有10亿美元的企业，美国将长久地在国际上有竞争力气。上海每年会诞生多少有成长力的企业？我们的发展模式要转到创新型企业上来。
闸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吴 斌
“四新”企业的发展是需要一个过程，从政府官员角度来说，原来对它有一个错觉。在扶持过程中，一是要了解这些专业的知识，“四新”经济的发展，在国际上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教训，把这些东西拿过来研究，这样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对这些初创的企业，要建立一些数据库，经常对它分析，对它整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研究，这样逐步对它进行有的放矢的服务，使它能够逐步的成长。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权 衡
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经济，所有的概念或者思维方式，包括政府的评价指标，更多的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带来多少税收？解决多少就业？但从“四新”经济来说，它在开始发展中，跟单一的工业化企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一种产业融合，要用另外一种标准判断，不能用税收或者传统的指标，在扶持阶段要注意把握。更重要的是，看“四新”这种产业，在技术进步这个层面上，可能就业就显得不是那么很重要，显然新技术替代在就业层面上，所产生的就业替代性是很强的，慢慢很多人就不在这个领域就业，实际上是一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殷 宏
要看好一个项目确实很难，既使是美国最优秀的投资家，成功率也就20%。所以阿里巴巴为什么没有在上海？关键要创造一个培育早期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这个环境非常重要。实际上马云最早是到上海，但他没有落下来，因为我们在监管上没有办法让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地宽松。像快钱，如果你要快钱发展得好，是不是在金融政策上给了它更多的突破，而不在乎政府给它了多少钱；把这个产业的环境打造得非常宽松，是有助于更多的全世界像马云、乔布斯这样的人能来到上海创业。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判定谁是马云，而是能不能让可能是马云的人来到上海。
来源：《解放日报》 2014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