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上海提出了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走好科技创新先手棋的明确要求。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对上海科技创新工作提出的定位、目标、任务和要求，6月23日—24日，市科技党委、市科委和解放日报社联合举办了两场“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专家研讨会”，听取来自北京和本市高层次、战略型、多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研讨会上，专家们就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础条件、优势不足、主要路径和突破口等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
对内协同对外开放
王元（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目前，中国创新实力不断提升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在这个格局下，我们把上海的发展目标设立为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该说已是一个客观趋势，上海要有充分的自信。
全球创新中心的实质就是开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要具备多元开放、创新领袖人物、一流大学、便利的商业环境等要素特征。上海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城市，我们的制度和组织框架应该更好地容纳创新。我有5条建议：一、上海应该建全球研发总部，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在上海投资研发。二、显著提高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和程度，上海的高校、院所可以拿出一定比例的岗位，全球招聘国际一流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三、在高科技研发上发挥引领作用，始终关注未来的技术问题，就是要做影响全球的事情。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研究创新的市场在哪里？购买者是谁？价格如何？五、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产品发布平台，吸引全球企业在上海发布他们的最新产品。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回顾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的科技创新发展历程，有一些教训值得总结。我觉得，科技革命不仅是科技现象，也是经济现象，科技的问题不仅仅是科技问题。新科技发明出来产业化了，实际上是一个红绿灯现象。什么是绿灯？产品过剩就好像是绿灯，当你老的产品过剩了，新的科技才会放行。
我认为，上海应重点发展三个经济、一个制造。一是平台经济，它应该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结合在一起。二是绿色经济。如果公务车、公交车都能采购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就大有希望；合同能源管理推广不开，但为什么不能设立节能奖励，并且是奖励给职工？三是健康经济，这也是上海最有优势的。四是智能制造。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提法问题。要研究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关系，让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取得协同效果。我认为，一方面是到了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功能反哺科技创新中心塑造的时候了，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目标，可以作为“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前提，使“国际经济中心”的内涵更为充实。事实上，产业经济与科技创新密不可分。
屠启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应边干边学习、边积累。建设这个中心，需要方方面面的力量和
，必须把协同放在非常高的位置。
第一，功能协同。我们要讨论的是，“四个中心”，特别是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怎么样支撑科技创新，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例如，自贸区对于创新的响应方面，有大量工作可以做。
第二，空间协同。我们正在进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应该从上海的中心城区、市郊到远郊，都对创新进行实质性响应。
第三，区域协同。在长三角范围内，各类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是有保证的，所以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过程中，应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的协同。
最后一个是人文协同。上海城市基因中有“讲规则”和“敢冒险”两种特质，前者目前是上海的显性基因，而后者已变成了上海的隐性基因，没有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在教育层面和人文宣传上进行协同，激发上海人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精神气质。
杜德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创新活动和其他活动不一样，高度集中在少数地方。从全球范围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分布是钉子状的。最近10年来，随着科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世界创新
出现了一个系统性东移的趋势，上海正在成为全球创新
集聚的关键性节点。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跨国公司，它的全球创新网络的轨迹往往预示了世界科技中心的趋势。截至2013年底，在沪外资研发中心有366家，其中世界500强有120多家，分别占全国的1/4和1/3。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上海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科技创新的“钉子”，具有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巨大潜力。但上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是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太薄弱。
基于以上分析，我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是要明确地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纳入“十三五”规划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上海正在做面向未来30年的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和新一轮城市规划的编制，我主张应该把“科技创新中心”作为一个功能，和“四个中心”并行。在五个“中心”系统中，经济中心应在最上面，科技创新中心则在最下面，是支撑另三个中心的支点。其次，建议结合面向未来30年的发展战略研究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综合运用技术预见，提出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布局一批体现21世纪最新理念的前沿技术。第三，建议上海成立一个以市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科技发展领导小组，全局统筹科技创新发展。
尤建新（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怎么来定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可测要素、不可测要素以及表征特征。我用中国传统的“精气神”来描述这三方面内容。
可测要素是“精”，指人、财、物，包括科技投入产出、食品安全、基础设施等所有有形要素。
不可测要素是“气”，也就是无形的力量，如城市文化。我们要建成一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有利于创新的城市文化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往往在建设过程中忽视这一块，忘却了科学技术的外围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比如，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之所以留在美国或欧洲，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小孩要在那里上中小学，而上海的国际学校费用太高。因此，解决科技创新人才的子女教育问题，是我们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时必须思考的。
表征特征是“神”，这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不能用可测或不可测要素进行描述。如果谈到上海，公众马上能用“创新中心”之类的词表达对这座城市的印象，那么上海就可以算是建成科技创新中心了。如何养“神”，是我们需要开展研究的。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的讲话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正如北大不应建设成第二个哈佛，上海也不必建成第二个纽约，我们就该成为“第一个上海”。有了这种精神状态，就会突破很多障碍。
王靖（埃森哲大中华区副总裁，医疗和公共事业部董事、总经理）
2020年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相信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就基本形成了，创新中心的目标也清晰了。要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我觉得知识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成熟的知识产权体系，创新就会成为 “撒胡椒面式”的，形成不了尖端创新。在这个领域，上海应走在全国前列，建立完备的知识产权体系。而知识产权体系不仅是指知识产权保护，而是包含科技创新、专利审核、专利迅速资本化和资本化完成后的产业形成，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国内的知识产权申请存在一个问题：周期太长。据我所知，从申请专利到获批，在中国需要26个月。而在日本，只需11个月，美国仅需9—10个月。因此，这个现状需要尽快改变。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需要一个总的抓手，我认为就是加强知识产权体系的建设。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朱晓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教授）
如今，创新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发展趋势。企业正在从产品中心发展为“产品中心+创新中心”，城市从产业中心发展为“产业中心+创新中心”，顶级国际城市不但在资本控制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且往往也是创新中心城市。上海“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主要围绕产业中心，下一步的目标应该是全球创新中心。
在这一大背景下，上海要制定未来的技术路线。昨天的科技预测，将会点燃今日的科技创新。有一种曲线理论告诉我们，要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创新，早了也不行，太晚了也不行。那么怎么在这条曲线上找到合适的那一点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要成为创新中心，基础设施也非常重要。在产品经济年代，水电气、路桥隧、铁公机都非常重要。当下软的基础设施“大”（大数据）、“云”（云计算）、“平”（平台经济）、“移”（移动互联网）也十分重要。我们相信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数据可以挖掘，信息可以对称，
可以共享，蓝海可以抢滩，成本可以降低，产业可以重构，所以建设更好的硬+软的基础设施对走向全球创新中心的上海来说刻不容缓。
翁史烈（上海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报告有两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第二句是“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上海要建科技创新中心，而且是国际领先、有全球影响的，任务可能不是太轻松。我认为必要条件就是怎么在国家的发展和全球性应对中有我们的贡献。
当前，国家正在论证设立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大专项，这是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上海应该在这个项目中勇挑重担，而且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我认为，上海是有条件的。第一，上海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动力装备制造基地，这是一个很好的积累。第二，上海市政府重视燃气轮机产学研联合平台的建设，2010年建立，现在已开展工作。第三，上海拥有发达的融资渠道，上海有这个能力。第四，研发燃气轮机需要自力更生、自主研发，上海的企业具备这个实力。最后一点，上海可以把长三角经济带的综合力量组织起来。长三角的能源装备制造业条件非常好，上海应该有信心，向国家反映我们的情况，争取让重大项目落户上海。这对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条件。
郭重庆（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参照物就是硅谷，今天的上海与硅谷差距较大，现实情况不容乐观。有人说没有斯坦福就没有硅谷，去硅谷就会热血沸腾，尽管麻省理工学院也是很好，但是点燃不起那个激情，做科技的人激情很重要。中国要做科技创新中心问题在什么地方？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说，伟大创新的根源从来不只是技术本身，它经常是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需要更多的看待问题的新方法。我们不要把物看得太重，我觉得上海真要做一个世界的科技中心，必须要解决到底是什么新方法、新思想，特别是在决策层必须具备一些什么？包括体制的包容性、大学体系的去行政化、文化的开放性。
科技创新的领域很广泛，寻找哪些重点突破领域，需要深入研究。我认为，人工智能应该成为一大重点突破领域。人工智能目前位于世界科技的顶层，包含脑科学、人工神经网络、机器人等子领域，需要生命科学、计算机软件、芯片工业、机械行业等多个行业的专家跨界合作。美国政府很重视脑科学，研发经费从开始的2亿美元，进一步扩大计划投入45亿美元研发经费。人类一旦掌握了自己大脑的更多奥秘，就能获得改变世界的一个抓手，比如使机器人变得更智慧，在交通、工业制造乃至战争中实现“无人化”，制造出无人飞机、无人潜艇、无人汽车。目前，美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制像蜜蜂一样的小飞机，它们 “五脏俱全”，一窝蜂飞过来时，你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上海如果要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应跨学科、跨力量组织一支队伍，包括生命科学、计算机软件、芯片工业、机械行业等各领域的人才，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法去做。如果我们做成了这件大事，就有望使上海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国体制的优势是能组织各方力量协同作战，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江东亮（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上海要建设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第一步是要做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具体开展上，要考虑上海本身的特点、上海原来的科技基础。
我个人认为至少有几个方面上海在国内是靠前的：生命科学和医学、高端制造业、基础材料。材料是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提出，要加速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材料的发展必须加快速度，从材料研发到变成产品的过程大概是20年，奥巴马提出来能不能缩短到一半。怎么推进呢？大量利用计算机科学，利用计算机的高速模拟，开展高通量的实验。所以材料基因工程目前在全国方兴未艾，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都在加快力量部署。
如果上海这三方面比较有基础的话，能不能重点支持在这三个领域里面成立有代表性的、开放的、面向产业的技术平台。
我们面临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的态势，信息技术发展那么快，而且信息技术和物质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和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密切结合。上海应当对新的东西很敏感，不仅要敏感而且要很有积极性。现在的科学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这样一个脉络，小的东西一下子就变大了，所以不能对一些萌芽的东西忽视，尤其在现在产业经济变革的时期。无论是现实需求还是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我都觉得上海现在要做一些领先、创新的东西。
要加强这方面工作，上海应办好产业技术研究院，还应成立大的研发中心。我国缺少像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这样的大型研发中心，上海可先行一步，建立那种把世界上最优秀人才集中在一起的研发中心。我们还应加强基础性科技设备的研制。我国的实验室用的大多数是外国进口仪器，而事实上，这类仪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准。过去上海的自行车、缝纫机是全国最好的，如今，我们是否也应造出全国最好的仪器设备呢？如果造得出来，上海在科技创新上的地位就会得到显著提升。科学仪器对GDP的拉动也是非常大的，而且能集中很多
。
王文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科技委常委）
习总书记这次到中国商飞来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对飞机制造业要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原来的逻辑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现在要倒过来，要下大力气搞自主研发。这条自主研发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我们的口号是：长期奋斗，长期攻关，长期吃苦，长期奉献。目前，真正的大飞机产业高地和技术都不在中国，这说明我们太需要创新发展了。因此，在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对我们航空制造业的支持会很大，我们太需要了。
对于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我有几点建议。
一、围绕国际产业发展的趋势、产业转型的需求，上海应对产业布局做一些精选，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将
集中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信息化等领域，力求打造全球性的产业高地和技术中心。
二、疏通科技发展应用和产业化通道，促进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我们与上海几乎所有院校都有合作项目，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在体制机制上还是有很大缺陷。老
三、引导和鼓励风险投资，努力提升科学成果的孵化能力，优化和完善成果转让和知识产权变现机制。
加快产学研“接力赛”速度
王恩多（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
我们在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之间缺少一个链条，怎么把它串联起来。你跑完了第一棒，但是跑完了以后，第二棒到底交给谁不知道，第二棒可能也跑了，第三棒再交给谁？可能每一棒都跑得很快，但是中间的链条没有串起来。这可能是科技创新体制上的一个关键，牵涉到科技创新评价。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奖，奖项往往讲究第一完成人、第一完成单位。但出了成果后，到底谁是第一完成人，谁是第一完成单位，这些事往往牵涉到后续投入问题。因此，应该有一个集体的创新团队奖，以项目为主的团队奖可能利于互相之间合作，就不会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交得不顺。
建科技创新中心，要在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础上。如果科研工作没有系统性，可能也很难形成系统。目前， “蛋白质科学研究 （上海）设施”落户张江。按我国建设蛋白质科研大平台 “一南一北”布局，除了上海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还有北京的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启动较快，已经验收，且有周边区位优势，邻近“上海光源”工程与上海科技大学。我们既然已开始运作，就该抓住这个先机，完全有可能在蛋白质研究方面形成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时间还是蛮紧迫的，因为这些设施如果没人来用，没人来管理，这堆现代化仪器再过若干年可能就是一堆废铁。不少科研平台，当时非常好，但不能很好运作，便会很快落伍。
陈凯先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
一讲起科技、经济 “两张皮”问题，常常会把板子打到科技系统和科研人员身上，但事实上，这主要是体制机制缺陷造成的。各相关职能部门如何打破条块分割，加快科技向产业转化的速度，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比如，造成我国医药创新 “国际差距”的非常重要原因，不完全是科技水平的问题。像新药审批过程，很多自主创新的药物批起来很缓慢，不要说新药生产批文，就是临床试验批文，没有两年基本上是批不到的。通常，一期临床试验磨几年，二期临床再磨几年，一些新药上市以后，原来是领先的，后来就落后了，这方面很多企业讲起来都有很多痛心之处。以长效胰岛素为例，我们现在还在审批，人家已经上市了。反观美国，有一些制度鼓励创新——只要新药市场上有需要，基本上能保证安全，二期临床试验期间就可让药上市，同步继续临床试验，甚至有些新药打破常规，在一期临床时就先上市，用于危重患者。
我们还要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在整个研发投入中所占的比重，法国是26%，俄罗斯是21.6%，美国是19%，韩国是18%，日本是12%，中国只有4.8%。这样的比重和我们国家要逐步走向创新型国家，在国际上要有科技影响力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基础研究
坚持多年必然有成就，这就是上海应该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远见卓识。没有这样的远见卓识，上海就不可能得到长远回报。
罗宏杰 （上海大学校长、教授）
我们产生巨大量级的知识产权，却和市场对知识产权的渴求之间存在非常大反差。每年很多专利、论文、获奖成果不断出现，但与这样一种繁荣相悖的是我们大量技术依靠进口。
现在存在什么问题呢？因为条块分割的问题，一个个知识产权都是一块块碎片，面对一个产品系统的实际应用来说，都是碎片，不是系统。如何把碎片化的知识产权串起来，没有间断地变成系统，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是个短板理论，即使这个地方再强，在系统中有一个环节出现短板，最终这个系统就以短板的长度决定最终的结果。
因此，如何把社会优质
有效集成，把社会知识产权有效集成，按照市场需求能够做出一个系统的知识产权，上海应该有这种能力，因为上海不论金融、人才、知识产权都有
，瞄准一个需求，变成一个系统就成功了。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以知识产权为产品的加工厂。我们常常在研究中有一个新的概念，想把这个新概念做成一个产品，但很难——找到懂机械的人不懂控制，找到懂控制的人不懂机械。我们在整体装备和工程能力方面，比较欠缺。如果上海将来成为不断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知识产权产地，可能对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产生大影响。
高校和研究所的知识产权能够顺利转移给企业， 90%的原因是基于双方先期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建议上海一定要加强企业和高校联合实验室的建设，不要企业成立一个实验室，高校自己成立一个实验室，一定要成立联合实验室。前两天，我去了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访问，他们学校的实验室人员成分非常复杂，有教授，有企业人员，有国外人才。大家在高校实验室做的就是企业需要的，各方共同参与。
张强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在企业里有这样一种说法：产品到商品的转变是 “惊险一跃”，跃得好就成功，不好就粉身碎骨。但是，国内从创新到市场的这个转变是非常困难的。这个环节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企业本身的问题。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弱，国外企业自身拥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科研，很多技术创新，所以只有企业自己强了，把很多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把产品推到市场上。另一方面，要把我们的科学家解放出来，真正能做好基础研究。大学里、院所里，大量人员不在做基础研究，而在做一些横向研究，做企业应该做的事，或者只能产生大量的论文，产生大量的论证会。
促进企业和研究院所的交流，体制要发生改变。如果大学的评价只是以SCI论文为标准，企业以短期效益来评价，这样的交流是很难实现的。我提一个关于科研经费使用的建议，科研经费绝大部分应该花在人身上。在国外很多科研经费60%-70%都是用在人身上的，所以大家觉得做教授不光是光荣的职业，收入也是非常高的，这样才能真正鼓励我们的科技创新。
上海的媒体应该大力推广自主创新的意识。现在中国人对创新失败不容忍，觉得中国人如果做不好，就是中国人做创新有问题；而跨国公司出问题，那解决问题就可以了。这种思想倾向需要纠正。
李垣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
建设具有竞争力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是上海加快创新驱动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利用上海优势带动全国创新发展的要求。要真正建成具有竞争力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至少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能够使该区域的企业通过创新加快发展，获得竞争优势，并成为产业创新的先锋；二是能够有效集聚全球
，支持创新企业迅速成长，带动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目前，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支持本地企业加快创新，彰显国际研发中心的独特功能和活力。
为了保障企业创新体系和产业生态网络的建设，政府的政策思路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一方面，政府应该从鼓励单一研发能力，转向鼓励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体系建设；从关注单一产品创新，转向鼓励和支持商业模式创新；从鼓励企业 “单打独斗”式创新，转向关注支持优势企业不断涌现的环境建设；从主导产学研结合，转向支持有潜力的企业自主构建涵盖官、产、学、研、用的产业生态网络；从分散支持的政策转向针对性更强的综合性配套的政策支持；从 “一成不变”的政策转向更柔性和更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政策；从强调政府创造环境转向引导全球
共同营造适合在我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外部环境。
留住人才激励人才
吴江（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现在从全国来讲也好，从科技条线人才讲也好，形成了一个橄榄形的人才结构， “两头、两边”都是短缺。我们人才
有多少，让全世界可以吓一跳， 6000多万。但结构始终改善不了，处于高端的创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就是少量，而且不能源源不断地提供后备军。
搞创新中心还是要形成国际竞争力，从人才角度讲，要形成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模式。但目前各个部门政府掌握的创新
是分散的，人才
分散在22个部门，其它创新
的分散度恐怕也不会少于这么多个部门。
美国怎么提高国家竞争力、保持创新大国地位？哈佛等几个院校提供一个报告，报告中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政府
整合。这项提案正在讨论中，其中包括建议成立国家竞争力部，下设4个局：贸易局、中小企业局、研发局、人才局。其一，怎么解决技术封锁的问题；其二，怎么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其三，研发；其四，就是人才，科技创新人才。这种美国大部制只有一个目标：围绕创新、提升竞争力。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创新要素，整合到一起作为政府的
来统领。
王曦（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
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还是要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加盟。要实现全球科技创新的影响力这么一个战略目标，吸引优秀人才要加一个“最”字，当然不排除我们国内培养的一些中青年也是很优秀，但是没有领衔的人会很困难。香港科技大学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全球著名大学，也是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加盟。
当然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确实是有代价和成本的，比如说他们和国内人才有一个落差，这个就得接受。因为如果不把这些全球最优秀的人纳入，一些大事肯定是做不成的。尽管上海生活成本是比较高，但全球最顶尖人才不会以这个为障碍，他们的追求是更大的。
国家 “千人计划”做得好，为什么这个人回来就这么厉害？并不是说所谓 “土鳖”不行，因为 “海归”回来以后国内人才也会水涨船高，应该想通这个问题。国家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尝试，正推广到很多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
陈向力 （GE全球副总裁兼GE中国首席技术官、GE中国研发中心有限公司总裁）
GE在中国、印度有两个非常大的研发中心，最近也成为全球第二、第三大的研发基地。
比较了一下，在印度有非常多从美国回来的印度人，不仅仅是GE，印度公司吸引了大量美国或者欧洲非常有才华的印度人，不是57岁的人，而是27、 37、 47的人。原来，印度有一个吸引他们同胞的计划，基本上就是给予国民待遇，即使以前没有印度国籍，但只要父母曾经是印度人就可享受，比如不用签证可以回印度，可以成立公司，可以进行任何经济运作。提到子女上学问题，印度有优势，他们说英语，有大量英语学校。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城市，去一家国际学校读书非常贵，很多GE内部的中国人希望回国，但这个成为最大问题。于是，可能等到老了再回来，因为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谈到人才培养，香港科技大学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它吸引全世界人才，不仅是华人。于是，学校5到10年就跃升了；再往前看，美国德州大学也是这样，就是靠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吸引最高端的人才回来，真的是事半功倍。
贺荣明（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如果要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要建设一种能够培养忠诚于产业的追随者文化。我们发现，目前产业的追随者越来越少，大家都做电商、互联网、金融，而制造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行业，是一个周期行业，长期从事这些开发的人才不能靠口号鼓动，要靠愉快的坚守，而这种坚守是要靠社会舆论、收入待遇、文化环境等因素来培育的。
为了发展微电子装备行业，一定要培养一批这种产业忠诚的追随者。这是一个企业做不到的，但政府必须做到。如果上海要发展，一定要培育多样性人才，不可能今后高职人才也靠 “海归”，一定要靠自己的。
当然，上海一定要想办法培育留住人才的宜居条件。我们企业人才非常多，种类也不少。前两年，挖我们人才的企业都是500强，这两年出现一个趋势，不是500强，而是二三线城市来挖，那里城市变得好了，小巧、优雅，生活成本很低，对人才的吸引力非常强。
干频（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能源和技术管理部执行总监）
上海的人才成本很高，确实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现在自主创新的人都不赚钱，这是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像上汽集团下面有合资企业，有自主创新企业，合资企业效益非常好，集团利润基本上都靠合资企业的。合资企业发个双薪什么的，似乎每发一次对我们自主品牌企业都有一定的影响。
建议上海建立一套“创新目录”，从事这些创新行业的人才所得税减免，就像陆家嘴金融区实行的那些政策。否则，我们自主品牌的创新成本会非常高，如果没有这些激励的话，人家花100万，你也要花100万，拿什么来给予自主创新的人才呢？
同时，很多研发设备也非常贵，上海或者长三角有必要形成一个公共研发服务平台。特别是对于一些小企业，都要自己买设备的话，创新将非常艰难。需要哪一些设备，政府可以通过平台租用给你；而你为哪些自主创新企业服务，政府也可以补贴一块。这样，设备利用率会提高，还会减轻自主创新企业和人才的压力。
林尚立（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
年轻化和国际化是上海建立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但是国际化大家都考虑到了，而年轻化其实也很重要。
年轻化意味着上海如何成为年轻科学家创造、创意和创业的重要地带。我们在设计五角场创新走廊时候，盯住的就是年轻人，把年轻人吸引过来，因为未来的科技一定是年轻人的。有了年轻化，在此基础上，当然就是全面地国际化。与此同时，上海必须利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独特优势，进行政策创新以及科技创新，还有包括法律在内的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如果没有这些创新，成就一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就很难。
另外，我们在建实验室的时候就想，为什么上海不能建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呢？曾经有一个地方想办一座本科大学，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建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呢？另外，上海的周边城市、长三角各大城市，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考虑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创新中心呢？
来源：《解放日报》2014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