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尚立的报告包括八个方面：一、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二、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三、制度化的两维路径，即制度权威化和制度全面化，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制度全面化的过程。四、制度全面化的进程，分为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历史形态）、宪法制度（决定国家组织形态）、根本制度（决定国家政权形态）和基础制度（决定国家治理形态）四个递进层次，而目前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基础制度建设。五、基础制度及其建构，包括保障和规范政府的基础制度、保障和规范市场的基础制度以及保障和规范社会的基础制度；基础制度建构的依据是社会制度、宪法制度和根本制度，推动力量是民主化、市场化、福利化和网络化。六、基础制度建构的历史逻辑。一是民主化运动，要求建构政权运行的基础制度；二是防危机运动，要求建构市场与政府的基础制度；三是建社会运动，要求建构保障社会的基础制度。七、西方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历程。在1815—1914年间，大体可分为两种治理体系的建构：一是基于帝国体制的国家治理体系，典型是德国和日本，以失败而终；二是基于民主体制的国家治理体系，典型是美国和英国，取得了成功。八、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是夯实现代国家治理的四个基础，即市场、法治、民主与大政府；二是促进宪法制度的合理化；三是建构法理权威体系，实现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四是创造党、国家与社会合力，使民主（党的民主、国家民主、社会民主）成为重要的治理
；五是建设全方位的基础制度体系，以支撑根本与基础制度，规范权利与权力运作，供给基础秩序与程序；六是打造现代政党与现代政府；七是培育理性化的社会；八是发育各类自治性的共同体。
在问答交流环节，林尚立就中国制度供给的内生与外生、人的素质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现代福利国家等问题，与我院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潘世伟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报告在四个方面值得学习借鉴：一是蕴政治于学术之中。在学术研究中始终有政治取向，用学术话语达到政治效果。二是强烈的本土情怀。报告对政治的解读不是完全从西方话语出发，而是立足中国本土问题的解决。三是善于搭建框架，具有较强的知识整合、建构能力。四是富有思想性，从知识上升为学问，从学问上升到思想。
各研究所、党总支、直属支部以及机关处室、院直属单位相关负责人等80多人出席了会议。